本文刊載于《三聯生活周刊》2019年第35期，原文标題《玻恩－愛因斯坦：動蕩時代的實體學家》，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主筆/苗千
阿爾伯特· 愛因斯坦（視覺中國供圖）
如今，通信的雙方早已去世多年，他們的名字，馬克斯·玻恩（Max Born）和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也早已被寫入科學史，成為被世人所敬仰的科學大師。在今天閱讀兩人從100多年前開始的，一直持續了數十年的書信往來，帶給我們的遠不止感動。
《玻恩－愛因斯坦書信集（1916～1955）：動蕩時代的友誼，政治和實體學》（The Born-Einstein Letters 1916～1955：Friendship，Politics and Physics in Uncertain Times）所收集的信件最初由玻恩的女兒翻譯為英文，而後又由範岱年翻譯成中文。雖然經過了兩次翻譯，玻恩和愛因斯坦兩人各自鮮明的個性仍躍然紙面。從1916年至1955年，從起初在德國比鄰而居，到後來各自旅居英美天各一方，40年的時間跨度，歐美之間的地理跨度。這樣的一份書信集可謂包羅萬象，除了實體學之外，其間描述的有關生活之艱辛、戰争之殘酷、人性之莫測，其中的玄妙遠非兩位實體學家所能領悟。
不同的人生路徑
書信集中收錄的第一篇是愛因斯坦在1916年2月27日寫給玻恩的一封短信。這封信的時機頗為關鍵，正是在幾個月前，愛因斯坦完成了他一生中最為重要的工作：廣義相對論。一方面，常年的工作使愛因斯坦患上了嚴重的胃病，經常需要卧床幾天進行休養；另一方面，大功告成的愛因斯坦也開始逐漸放松下來。可以看出，在大約半年時間之後他寫給伯恩夫人讨論詩歌的信件語氣就更加輕松惬意了。
兩位正在步入中年的實體學家在這個時候開始頻繁通信，大約也是因為兩人幾乎同時開始面對異常複雜的人生和科學道路。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戰争把大多數德國人的生活攪得七零八落，兩人不可避免地談到對于自己身處的德國以及交戰國法國的看法，也會談到曾經熟識的科學家利用科學知識研究殺人工具——從後來的信件中可以看出，這樣的經曆深刻地影響兩人對于科學的看法。德國國内的反猶風潮開始逐漸湧起，這将迫使兩位猶太裔實體學家随後一個逃往英國，一個逃往美國，但在1916年，兩人都尚未意識到事态的嚴重性。
馬克斯·玻恩（視覺中國供圖）
1916年，這兩位實體學家的人生看上去開始分别通向了不同的路徑。廣義相對論這個在當時顯得過于驚世駭俗的理論尚未被科學界普遍接受，但是愛因斯坦的名聲已經無可避免地越來越大，他開始世界性的巡遊，在幾年之後獲得諾貝爾實體獎更讓他獲得了世界性的聲譽，随即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偶像和科學英雄，乃至成為一個符号。玻恩的人生看上去遠沒有愛因斯坦順遂，從他給愛因斯坦的信件中可以看出，終其一生，他幾乎都在尋求一份合适的職位。這個理想中的職位不僅要能讓他專注地進行科學研究，還要能提供一份讓一家人穩定生活的薪水。因為戰争的影響，實體學家這樣一個不算高的要求也時常難以得到滿足。
兩個已經進入科學殿堂的名字在書信中重新變得有血有肉起來。謙遜的玻恩即便是在信中也難掩對愛因斯坦這位摯友的崇拜之情，在諸多問題上經常會征求愛因斯坦的意見，但是在和愛因斯坦讨論科學問題時，他卻寸步不讓，以至于讓兩人的關系曾一度陷入冷淡。書信中的愛因斯坦則顯得幽默并且興趣廣泛。文學、藝術、音樂等方面都常在他給玻恩夫婦的信中提及，唯有每當涉及科學方面，愛因斯坦就會展示出極強的信仰。他堅信量子力學有其不完備性——這也正是兩人在幾十年時間裡争論的主題。“上帝不是在擲骰子”——這句世人皆知的名言正是出自愛因斯坦在1926年寫給玻恩的一封信中。
和人們所熟悉的愛因斯坦一樣，書信中的愛因斯坦對于榮譽也是毫不在意。他甚至曾經嘲諷似地寫道：“我将在春天去英國，去接受硬塞給我的獎章，并近距離地看一看這種愚蠢舉動的另一方。”
但還有另一個不為人所熟知的愛因斯坦在和摯友的書信中顯露了出來。在發表了廣義相對論之後，他并未立即進入神殿，而是仍然深陷于生活的沼澤之中。親人的出生和去世、健康逐漸惡化、對于犯下戰争罪行的德國的态度、看待死亡的态度——這樣一個更為真實和有血有肉的愛因斯坦同樣袒露在書信中。
與愛因斯坦相比，玻恩是更接近“普通人”的一位大師。他的整個家庭因為“一戰”後德國經濟的糟糕狀況，深受通貨膨脹的困擾。即便如此，他仍然和愛因斯坦一起試圖幫助比他們境遇更差的、富有才華的年輕科學家，試圖幫他們在科學機構找到職位，或者僅僅為對方寫一封推薦信或是邀請信，讓某個青年科學家借此脫離饑餓和窘迫的境地。
後世人研究科學大師，習慣于把他們的個人生活乃至個性與其科學成就分隔開來。正如上帝的歸上帝，恺撒的歸恺撒——他們的科學成就屬于高遠的科學聖山，私人生活則屬于俗世的名利場。但是在閱讀玻恩與愛因斯坦數十年間的通信時，讀者卻完全無法做出這樣簡單的分割——科學對于他們來說，本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兩人在書信中談論相對論、量子力學、統一場論等話題，與他們談論政治、金錢和藝術話題一樣自然。唯一有所不同的是，在科學問題上兩人經常是兵戎相見，互不讓步，以至于一生都難以和解，對于其他問題兩人則經常有共鳴，對于彼此的生活也多有建議和鼓勵。
科學中的知己和敵手
相對于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兩人自然明白科學問題的獨特之處。愛因斯坦就曾寫道：“我設想，适用于笑話的東西，也适用于繪畫和戲劇。我認為他們不應該有邏輯系統的味道，而是有生活片段的美味，按照欣賞者的觀點閃爍着各種各樣的色彩。如果人們要擺脫這種模糊性，他就必須利用數學。但即使那樣，人們也隻有在清晰的解剖刀下變成完全無實質的東西後才會達到他的目的。生動的事物和明晰是對立的——它們彼此背道而馳。我們現在在實體學中正機器悲劇性地經曆着這種狀況。”
兩位實體學大師在書信中所展示的人生看上去漸行漸遠，但在科學上，兩人始終是最為親密的知己和敵手。他們秉承着各自的理念，對于量子力學的了解有根本性的分歧。出于對因果性的堅持，愛因斯坦寫道：“如果情況竟然是這樣的話（量子世界中沒有嚴格的因果性），我甯願做一個鞋匠，或是賭場裡的一個雇員，也不願做一個實體學家。”玻恩則表示，兩人之間這種基本哲學态度的差異，對他自己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也讓愛因斯坦與年青一代實體學家分道揚镳。
兩位年齡僅相差6歲的摯友的人生，在書信中從壯年走向暮年。即使輝煌如愛因斯坦，在晚年也逐漸被科學界所抛棄，被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同僚們視為一個老古董。在妻子去世之後愛因斯坦顯得愈發孤獨無助，他甚至無法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為玻恩申請到一封來自普林斯頓的邀請信。而玻恩在逃離故土多年之後，也終于在晚年葉落歸根，重新回到德國。這本書信集收錄的最後一封信寫于1955年1月。不到3個月後，愛因斯坦就去世了。
不止玻恩和愛因斯坦，當衆多20世紀科學大師的名字出現在兩人的書信中，讀者能夠如此鮮活地感受到一個世紀前科學家們的真實生活，如此直接地體會到這些人類最傑出的頭腦在面對人生、面對科學時的迷茫，以及一往直前的勇氣和信念。出現在兩位大師筆下的衆多科學家，也都呈現出各自作為科學家之外的形象：玻恩曾經抱怨自己當時的年輕助手沃爾夫岡·泡利有天才，但是稍微有些懶惰。自己的另一位助手維爾納·海森堡曾經為納粹工作則讓玻恩無法接受。他也曾在信中高度贊揚自己英國時的兩位中國學生彭恒武和黃昆。
通過兩個實體學家幾十年間的探讨，讀者們也重新目睹了一次艱苦的探索和一次偉大的失敗。在發表廣義相對論之後，愛因斯坦在随後的幾十年的時間裡一直試圖将電磁力和引力統一起來，形成統一場論，結果至死都未完成（當時人類還不了解除此之外的另兩種基本力，是以這樣的嘗試是注定失敗的）；玻恩則一直在試圖發展量子場論。這個龐大的理論架構在發展過程中遇到過各種困難，終于在21世紀取得了巨大成就。建立量子場論基礎之上的标準模型成為人類描述自然界最基本也是最全面的理論架構。
這本書信集最為寶貴和特别之處，就是在大多數信件之後，都還附有玻恩的親自點評。在愛因斯坦去世之後，晚年的玻恩回顧兩人多年間的通信，親自為讀者描述當年通信時的具體情況和心境，甚至是為兩人曾經争論過的一些科學問題進行細緻的講述。傾聽這位老者的細語，讀者能夠感受到，一個偉大的時代，兩位偉大的科學家，他們并未走遠。
《玻恩－愛因斯坦書信集(1916~1955)： 動蕩時代的友誼、政治和實體學》
作者：玻恩、愛因斯坦
譯者：範岱年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