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35期，原文标题《玻恩－爱因斯坦：动荡时代的物理学家》，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主笔/苗千
阿尔伯特· 爱因斯坦（视觉中国供图）
如今，通信的双方早已去世多年，他们的名字，马克斯·玻恩（Max Born）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也早已被写入科学史，成为被世人所敬仰的科学大师。在今天阅读两人从100多年前开始的，一直持续了数十年的书信往来，带给我们的远不止感动。
《玻恩－爱因斯坦书信集（1916～1955）：动荡时代的友谊，政治和物理学》（The Born-Einstein Letters 1916～1955：Friendship，Politics and Physics in Uncertain Times）所收集的信件最初由玻恩的女儿翻译为英文，而后又由范岱年翻译成中文。虽然经过了两次翻译，玻恩和爱因斯坦两人各自鲜明的个性仍跃然纸面。从1916年至1955年，从起初在德国比邻而居，到后来各自旅居英美天各一方，40年的时间跨度，欧美之间的地理跨度。这样的一份书信集可谓包罗万象，除了物理学之外，其间描述的有关生活之艰辛、战争之残酷、人性之莫测，其中的玄妙远非两位物理学家所能领悟。
不同的人生路径
书信集中收录的第一篇是爱因斯坦在1916年2月27日写给玻恩的一封短信。这封信的时机颇为关键，正是在几个月前，爱因斯坦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工作：广义相对论。一方面，常年的工作使爱因斯坦患上了严重的胃病，经常需要卧床几天进行休养；另一方面，大功告成的爱因斯坦也开始逐渐放松下来。可以看出，在大约半年时间之后他写给伯恩夫人讨论诗歌的信件语气就更加轻松惬意了。
两位正在步入中年的物理学家在这个时候开始频繁通信，大约也是因为两人几乎同时开始面对异常复杂的人生和科学道路。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把大多数德国人的生活搅得七零八落，两人不可避免地谈到对于自己身处的德国以及交战国法国的看法，也会谈到曾经熟识的科学家利用科学知识研究杀人工具——从后来的信件中可以看出，这样的经历深刻地影响两人对于科学的看法。德国国内的反犹风潮开始逐渐涌起，这将迫使两位犹太裔物理学家随后一个逃往英国，一个逃往美国，但在1916年，两人都尚未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马克斯·玻恩（视觉中国供图）
1916年，这两位物理学家的人生看上去开始分别通向了不同的路径。广义相对论这个在当时显得过于惊世骇俗的理论尚未被科学界普遍接受，但是爱因斯坦的名声已经无可避免地越来越大，他开始世界性的巡游，在几年之后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更让他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随即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偶像和科学英雄，乃至成为一个符号。玻恩的人生看上去远没有爱因斯坦顺遂，从他给爱因斯坦的信件中可以看出，终其一生，他几乎都在寻求一份合适的职位。这个理想中的职位不仅要能让他专注地进行科学研究，还要能提供一份让一家人稳定生活的薪水。因为战争的影响，物理学家这样一个不算高的要求也时常难以得到满足。
两个已经进入科学殿堂的名字在书信中重新变得有血有肉起来。谦逊的玻恩即便是在信中也难掩对爱因斯坦这位挚友的崇拜之情，在诸多问题上经常会征求爱因斯坦的意见，但是在和爱因斯坦讨论科学问题时，他却寸步不让，以至于让两人的关系曾一度陷入冷淡。书信中的爱因斯坦则显得幽默并且兴趣广泛。文学、艺术、音乐等方面都常在他给玻恩夫妇的信中提及，唯有每当涉及科学方面，爱因斯坦就会展示出极强的信仰。他坚信量子力学有其不完备性——这也正是两人在几十年时间里争论的主题。“上帝不是在掷骰子”——这句世人皆知的名言正是出自爱因斯坦在1926年写给玻恩的一封信中。
和人们所熟悉的爱因斯坦一样，书信中的爱因斯坦对于荣誉也是毫不在意。他甚至曾经嘲讽似地写道：“我将在春天去英国，去接受硬塞给我的奖章，并近距离地看一看这种愚蠢举动的另一方。”
但还有另一个不为人所熟知的爱因斯坦在和挚友的书信中显露了出来。在发表了广义相对论之后，他并未立即进入神殿，而是仍然深陷于生活的沼泽之中。亲人的出生和去世、健康逐渐恶化、对于犯下战争罪行的德国的态度、看待死亡的态度——这样一个更为真实和有血有肉的爱因斯坦同样袒露在书信中。
与爱因斯坦相比，玻恩是更接近“普通人”的一位大师。他的整个家庭因为“一战”后德国经济的糟糕状况，深受通货膨胀的困扰。即便如此，他仍然和爱因斯坦一起试图帮助比他们境遇更差的、富有才华的年轻科学家，试图帮他们在科学机构找到职位，或者仅仅为对方写一封推荐信或是邀请信，让某个青年科学家借此脱离饥饿和窘迫的境地。
后世人研究科学大师，习惯于把他们的个人生活乃至个性与其科学成就分隔开来。正如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他们的科学成就属于高远的科学圣山，私人生活则属于俗世的名利场。但是在阅读玻恩与爱因斯坦数十年间的通信时，读者却完全无法做出这样简单的分割——科学对于他们来说，本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两人在书信中谈论相对论、量子力学、统一场论等话题，与他们谈论政治、金钱和艺术话题一样自然。唯一有所不同的是，在科学问题上两人经常是兵戎相见，互不让步，以至于一生都难以和解，对于其他问题两人则经常有共鸣，对于彼此的生活也多有建议和鼓励。
科学中的知己和敌手
相对于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两人自然明白科学问题的独特之处。爱因斯坦就曾写道：“我设想，适用于笑话的东西，也适用于绘画和戏剧。我认为他们不应该有逻辑系统的味道，而是有生活片段的美味，按照欣赏者的观点闪烁着各种各样的色彩。如果人们要摆脱这种模糊性，他就必须利用数学。但即使那样，人们也只有在清晰的解剖刀下变成完全无实质的东西后才会达到他的目的。生动的事物和明晰是对立的——它们彼此背道而驰。我们现在在物理学中正机器悲剧性地经历着这种状况。”
两位物理学大师在书信中所展示的人生看上去渐行渐远，但在科学上，两人始终是最为亲密的知己和敌手。他们秉承着各自的理念，对于量子力学的理解有根本性的分歧。出于对因果性的坚持，爱因斯坦写道：“如果情况竟然是这样的话（量子世界中没有严格的因果性），我宁愿做一个鞋匠，或是赌场里的一个雇员，也不愿做一个物理学家。”玻恩则表示，两人之间这种基本哲学态度的差异，对他自己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让爱因斯坦与年青一代物理学家分道扬镳。
两位年龄仅相差6岁的挚友的人生，在书信中从壮年走向暮年。即使辉煌如爱因斯坦，在晚年也逐渐被科学界所抛弃，被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同僚们视为一个老古董。在妻子去世之后爱因斯坦显得愈发孤独无助，他甚至无法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玻恩申请到一封来自普林斯顿的邀请信。而玻恩在逃离故土多年之后，也终于在晚年叶落归根，重新回到德国。这本书信集收录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955年1月。不到3个月后，爱因斯坦就去世了。
不止玻恩和爱因斯坦，当众多20世纪科学大师的名字出现在两人的书信中，读者能够如此鲜活地感受到一个世纪前科学家们的真实生活，如此直接地体会到这些人类最杰出的头脑在面对人生、面对科学时的迷茫，以及一往直前的勇气和信念。出现在两位大师笔下的众多科学家，也都呈现出各自作为科学家之外的形象：玻恩曾经抱怨自己当时的年轻助手沃尔夫冈·泡利有天才，但是稍微有些懒惰。自己的另一位助手维尔纳·海森堡曾经为纳粹工作则让玻恩无法接受。他也曾在信中高度赞扬自己英国时的两位中国学生彭恒武和黄昆。
通过两个物理学家几十年间的探讨，读者们也重新目睹了一次艰苦的探索和一次伟大的失败。在发表广义相对论之后，爱因斯坦在随后的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试图将电磁力和引力统一起来，形成统一场论，结果至死都未完成（当时人类还不了解除此之外的另两种基本力，所以这样的尝试是注定失败的）；玻恩则一直在试图发展量子场论。这个庞大的理论框架在发展过程中遇到过各种困难，终于在21世纪取得了巨大成就。建立量子场论基础之上的标准模型成为人类描述自然界最基本也是最全面的理论框架。
这本书信集最为宝贵和特别之处，就是在大多数信件之后，都还附有玻恩的亲自点评。在爱因斯坦去世之后，晚年的玻恩回顾两人多年间的通信，亲自为读者描述当年通信时的具体情况和心境，甚至是为两人曾经争论过的一些科学问题进行细致的讲述。倾听这位老者的细语，读者能够感受到，一个伟大的时代，两位伟大的科学家，他们并未走远。
《玻恩－爱因斯坦书信集(1916~1955)： 动荡时代的友谊、政治和物理学》
作者：玻恩、爱因斯坦
译者：范岱年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