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

民族是什麼呢？

　　民族首先是一個共同體，是由人們組成的确定的共同體。

　　這個共同體不是種族的，也不是部落的。現今的意大利民族是由羅馬人、日耳曼人、伊特拉斯坎人、希臘人、阿拉伯人等等組成的。法蘭西民族是由高盧人、羅馬人、不列颠人、日耳曼人等等組成的。英吉利民族、德意志民族等也是如此，都是由不同的種族和部落的人們組成的。

　　總之，民族不是種族的共同體，也不是部落的共同體，而是曆史上形成的人們的共同體。

　　另一方面，居魯士帝國或亞曆山大帝國雖然是曆史上形成的，是由不同的部落和種族組成的，但無疑地不能稱為民族。這不是民族，而是偶然湊合起來的、内部缺少聯系的集團的混合物，其分合是以某一征服者的勝敗為轉移的。

　　總之，民族不是偶然的、昙花一現的混合物，而是由人們組成的穩定的共同體。

　　然而并非任何一個穩定的共同體都是民族。奧地利和俄國也是穩定的共同體，但是誰也不稱它們為民族。民族的共同體和國家的共同體有什麼差別呢？其中一個差別是民族的共同體非有共同的語言不可，國家卻不一定要有共同的語言。奧地利境内的捷克民族和俄國境内的波蘭民族不能沒有各該民族的共同的語言，而俄國和奧地利内部有許多種語言的事實并不妨礙這兩個國家的完整。當然，這裡所指的是群眾的口頭語言，而不是官場的文牍語言。

　　總之，共同的語言是民族的特征之一。

　　當然不是說不同的民族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操着不同的語言，也不是說凡操着同一語言的人們一定是一個民族。每個民族都有共同的語言，但不同的民族不一定要有不同的語言！沒有一個民族會同時操着不同的語言，但并不是說不能有兩個民族操着同一語言！英吉利人和北美利堅人操着同一語言，但他們畢竟不是一個民族。挪威人和丹麥人，英吉利人和愛爾蘭人也是如此。

　　但是，象英吉利人和北美利堅人雖然有共同的語言，卻不是一個民族，這是什麼道理呢？首先因為他們不是生活在一起，而是生活在不同的地域。隻有經過長期不斷的交往，經過人們世世代代的共同生活，民族才能形成起來。而長期的共同生活又非有共同的地域不可。從前英吉利人和美利堅人居住在一個地域，即居住在英國，是以當時是一個民族。後來一部分英吉利人從英國遷移到新的地域，遷移到美洲，于是在這個新的地域逐漸形成了新的民族，即北美利堅民族。由于有不同的地域，結果就形成了不同的民族。

　　總之，共同的地域是民族的特征之一。

　　但這還不夠。單有共同的地域還不能形成民族。要形成民族，除此以外，還需要有内部的經濟聯系來把本民族中各部分結合為一個整體。英國和北美利堅之間沒有這種聯系，是以它們是兩個不同的民族。但是，假如北美利堅各地未因彼此分工、交通發達等等而聯成一個經濟上的整體，那麼北美利堅人本身也就不配叫作民族。

　　就拿格魯吉亞人來說吧。改革前時期（注：指格魯吉亞廢除農奴制的農民改革以前的時期。格魯吉亞各地廢除農奴制的時間不一緻：梯弗利斯省在1864年，依麥列梯亞和古裡亞在1865年，明格列裡亞和列奇胡姆縣在1866年，阿布哈茲在1870年，斯瓦涅季亞在1871年。）的格魯吉亞人雖然生活在共同的地域，操着同一語言，可是嚴格說來，他們當時還不是一個民族，因為他們被分割成許多彼此隔離的公國，未能過共同的經濟生活，長期互相混戰，彼此破壞，往往假借波斯人和土耳其人的手來自相殘殺。雖然有時某個僥幸成功的皇帝也曾勉強把各個公國統一起來，然而這種昙花一現的偶然的統一，至多也隻是表面的行政上的統一，很快就因王侯跋扈和農民漠視而分崩離析了。而且在格魯吉亞經濟分散的情況下，也不能不這樣……直到十九世紀下半葉格魯吉亞才作為民族出現，因為當時農奴制度的崩潰和國内經濟生活的發展，交通的發達和資本主義的産生，使格魯吉亞各個地區之間實行了分工，徹底打破了各個公國在經濟上的閉關自守狀态，而把這些公國聯成一個整體。

　　其它一切度過了封建主義階段并發展了資本主義的民族也是如此。

　　總之，共同的經濟生活、經濟上的聯系是民族的特征之一。

但這還不夠。除了上面所說的一切，還必須注意到結合成一個民族的人們在精神面貌上的特點。各個民族之是以不同，不僅在于它們的生活條件不同，而且在于表現在民族文化特點方面的精神面貌不同。英吉利、北美利堅和愛爾蘭雖然操着同一種語言，但終究是三個不同的民族，它們曆代因生存條件不同而形成的特殊的心理素質，在這一點上是起了不小的作用的。

　　當然，心理素質本身，或者象人們所說的“民族性格”本身，在旁觀者看來是一種不可捉摸的東西，但它既然表現在一個民族的共同文化的特點上，它就是可以捉摸而不應忽視的東西了。

　　不用說，“民族性格”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随着生活條件變化的，但它既然存在于每個一定的時期内，它就要在民族面貌上打上自己的烙印。

　　總之，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是民族的特征之一。

　　這樣，我們就說完了民族的一切特征。

　　民族是人們在曆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

　　同時，不言而喻，民族也和任何曆史現象一樣，是受變化規律支配的，它有自己的曆史，有自己的始末。

　　必須着重指出，把上述任何一個特征單獨拿來作為民族的定義都是不夠的。不僅如此，這些特征隻要缺少一個，民族就不成其為民族。

　　假定有一些人具有共同的“民族性格”，但是他們在經濟上彼此隔離，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操着不同的語言等等，那麼還是不能說他們是一個民族。例如俄國的、加裡西亞的、美國的、格魯吉亞的和高加索山區的猶太人就是如此，在我們看來，他們并不是統一的民族。

　　假定有一些人具有共同的地域和共同的經濟生活，但是他們沒有共同的語言和共同的“民族性格”，那麼他們仍然不是一個民族。例如波羅的海沿岸邊疆區的德意志人和拉脫維亞人就是如此。

　　最後，挪威人和丹麥人雖然操着同一語言，可是由于缺少其它特征，他們也就不是一個民族。

　　隻有一切特征都具備時才算是一個民族。

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民族鬥争是資産階級之間的鬥争。有時資産階級也能把無産階級吸引到民族運動中去，那時民族鬥争表面上就會帶着“全民的”性質，然而這隻是表面上如此。實質上這個鬥争始終是資産階級的，主要是有利于和适合于資産階級的。

　　但決不能是以說無産階級不應當反對民族壓迫政策。

　　限制遷徙自由，剝奪選舉權，限制語言使用，減少學校以及其它種種高壓政策使勞工受到的損害并不比資産階級所受到的少，甚至還要多。這種情形隻能阻礙被壓迫民族内無産階級精神力量的自由發展。當鞑靼勞工或猶太勞工還被禁止用本族語言開會和演講，他們的學校被關閉的時候，自然根本談不到他們的精神才智的充分發展。

　　然而民族主義的高壓政策對于無産階級的事業還有另一方面的危險。它把廣大階層的視線從社會問題、階級鬥争問題轉移到民族問題，轉移到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的“共同”問題。這就會為進行所謂“利益協調”的欺騙宣傳、抹殺無産階級的階級利益、在精神上束縛勞工打下有利的基礎，因而嚴重地阻礙各族勞工的團結事業。如果說很大一部分波蘭勞工至今還受着資産階級民族主義者的精神束縛，如果說他們至今還站在國際勞工運動之外，那麼這主要是因為“當權人物”曆來的反波蘭政策為這種束縛打下了基礎，加重了勞工們掙脫這種束縛的困難。

　　但是高壓政策并不以此為限。它往往由壓迫的“制度”轉到挑撥各民族互相殘殺的“制度”，轉到屠殺和蹂躏的“制度”。當然，後者并不是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可能實作的，但是在可能實作的地方，即在缺乏起碼自由的條件下，它往往達到駭人聽聞的程度，使勞工的團結事業有淹沒在血淚中的危險。高加索和南俄有過不少例子。“分而治之”，——這就是挑撥政策的目的。這樣的政策如果得逞，就會給無産階級帶來莫大的禍害，使國内各族勞工的團結事業受到極大的阻礙。

　　但勞工所關心的是使自己所有的同志完全彙合成一支統一的跨民族的大軍，使他們迅速地徹底地擺脫資産階級的精神束縛，使任何一個民族的兄弟們的精神力量都能得到充分的和自由的發展。

　　是以，勞工現在反對、将來還要反對從最巧妙的到最粗暴的各種各樣的民族壓迫政策，同樣要反對各種各樣的挑撥政策。

　　是以，各國社會民主黨主張民族自決權。

　　自決權就是：隻有民族自己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誰也沒有權利用暴力幹涉這個民族的生活，毀壞它的學校和其它機關，破壞它的風俗和習慣，限制它的語言，削減它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