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鈎說，他很感謝電視劇《清平樂》，因為它讓中國曆史上一位在位時間很長、存在感卻極低的皇帝———宋仁宗趙祯，走進了大衆視野，也帶火了他的新書《宋仁宗：共治時代》。
曆史研究最忌不客觀，吳鈎常常提醒自己與研究對象保持情感上的距離，但對宋仁宗，他依然還是投注了不一樣的感情。宋仁宗出生于1010年，為了在2020年這樣一個有意義的年份，給這位未曾有過個人傳記的皇帝出版一本傳記，吳鈎在去年年初辭去了公職，專心寫作。
吳鈎筆下的宋仁宗是否真如一些人批評的那樣有美化之嫌？他又為何無懼“宋吹”之诋而對宋朝念茲在茲、書寫不辍？在與本版記者的對話中，他徐徐的講述，展現了一個普通曆史愛好者、研究者，對中國曆史傳統文化理性、溫和之愛。他的理性和溫和，與他熱愛的宋仁宗一朝，在氣質上是契合的。
《宋仁宗：共治時代》，吳鈎著，新民說/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他的“平庸”，激不起人們的想象力
真實的宋仁宗并沒有王凱演的那份睿智和果斷
上書房：在《宋仁宗：共治時代》這本書和《清平樂》這部電視劇之前，大家确實極少關注宋仁宗，但現在再去看他的“履曆”，其實亮點很多啊。
吳鈎：大文豪蘇轼說，“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天聖、景祐都是宋仁宗的年号。宋仁宗在位期間，中國湧現了非常多的傑出人物：文學界，明朝人評選的唐宋八大家中，有六位是北宋人，全在仁宗朝登上曆史舞台；學術界，宋代可謂百家争鳴，形成諸多學派，這些學派的創始人或代表人物，都生活在仁宗朝；政治界，從慶曆新政、熙豐變法到元祐更化，範仲淹、王安石、司馬光等衆多政治明星，都在仁宗時代有耀眼表現；科學界，中國古代四大文明中的三大，均出現在仁宗朝。仁宗朝人才之盛，曆史上幾乎沒有一個時代可以比肩。
“農桑不擾歲常登”講仁宗朝風調雨順，“邊将無功吏不能”講仁宗朝四海升平、将士官吏沒有立功機會，這是文學記憶裡的仁宗朝。實際上，仁宗時代也發生過嚴重的澇災，西北、廣南也爆發過戰争，但對多難的中華民族來說，仁宗在位42年，确實算得上“民安俗阜，天下稱治”。
相比其他朝代，宋朝老百姓的日子過得很富足。宋真宗時的宰相王旦說，“京城資産，百萬（貫）者至多，十萬而上，比比皆是。”往汴京的大街上随便扔一塊石頭，便能砸着一個腰纏十萬貫的土豪。漢代的富翁如果放到宋朝，不過是一個中産，而宋代一戶中産的财産，卻是漢代中産家産的10倍乃至30倍。唐朝詩人愛炫富，有個叫韋楚老的唐朝詩人，寫了一首炫富的詩，“十幅紅绡圍夜玉。”宋朝的沈括嘲笑他沒見過世面，“十幅紅绡為帳，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腳？此所謂不曾近富兒家。”沈括的結論是，“唐人作富貴詩，多記其奉養器服之盛，乃貧眼所驚耳”。和我們現在說的“貧窮限制了想象力”是一個意思。
上書房：有這樣治國成就的君王，真的被忽視了千年嗎？
吳鈎：這真不是誇張。宋仁宗的存在感低到民間編造故事都不拿他當主角。宋太祖有“千裡送京娘”的傳說，宋徽宗有“私會李師師”的演義，明朝正德皇帝有“遊龍戲鳳”的風流韻事，宋仁宗卻連一個可供坊間文人津津樂道的傳奇也沒有，雖然宋仁宗與張貴妃之間也有過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即使在廣為傳播的“狸貓換太子”戲文中，作為被換太子的宋仁宗，也是個配角，隻是為了成就主角“包青天”的美名。還有楊家将、呼家将等故事，都是以仁宗朝為時代背景的，但宋仁宗從未有機會做主角。
上書房：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大的落差？
吳鈎：中國人遊長城，會想起秦始皇；遊大運河，會想起隋炀帝；還有人愛引用漢武帝的“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論及“鄭和下西洋”，自然是明成祖永樂帝的功勞；說起中國曆史上的盛世，講的總是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康乾盛世。
因為這些帝王，可說有雄才偉略，也可說強勢專斷，人們愛談論他們，是在古代帝王身上投射了自己的欲望，開疆拓土，耀武揚威，隐含着一種成功學。不會想到宋朝、想到宋仁宗是因為，宋仁宗的“平庸”激不起人們的想象力，産生不了代入感。
但是，宋仁宗符合我的價值判斷，宋時就有人說他“百事不會，隻會做官家”，但做好官家豈不最有利于國家和人民？
“仁”是史家的蓋棺定論，也是儒家對他的最高評價
清初彩繪版《帝鑒圖說》中的《夜止燒羊圖》，講述宋仁宗忍饑不食燒羊的故事。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上書房：宋仁宗是否真的“平庸”尚待讨論，但他經曆平淡卻是事實，您為什麼要選擇這樣一位傳主？這對一部傳記的寫作來說是種“先天缺陷”。
吳鈎：給宋仁宗寫一部傳記，是我籌劃已久的事，但确實很難寫。因為趙祯不是一個個性張揚、大起大落的人。他生于、長于宮禁之内，除非禮儀所需，都不能踏出宮城。但我的寫作重點不是曲折離奇的情節，而是想講述作為人子、人父、人夫的趙祯是什麼樣的，希望寫出他的性格與命運，他的少年老成與暮年孤單，他的善良與懦弱，他的任性與克制。他有着最尊貴的身份，卻過着最無趣的生活。面對宿命，他無可奈何。
我更想講述作為一國之君的仁宗。從本質上講，君主是一種制度，我用了比較多的篇幅記述發生在仁宗朝、能反映制度運作的事件。仁宗未必是這些事件的主角，但這些事件構成了作為君主的宋仁宗必須面對的制度環境。
對宋朝的士大夫來說，他們希望君主成為制度的符号，認為君主不應該表現出過于明顯的個性，不應該流露出個人的愛憎。但這樣的話，作為君主的仁宗和作為個人的趙祯，這兩種角色有時候會起沖突，而面對沖突，仁宗往往選擇克制自己的情感與偏好。仁宗之是以為後世大夫所稱道，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上書房：書的副标題“共治時代”，指向的便是宋仁宗與士大夫之間的這種互動關系？
吳鈎：在宋朝重文輕武的開國國策指導之下，宋仁宗以其對皇帝角色的深刻了解、溫和包容的性格，與其治下宰輔大臣逐漸構築出一套相對良性的王朝運作機制。君主負責任命政府主要執政大臣，由執政大臣主導帝國大小事務，并設定獨立的台谏系統嚴密監督政府人員。在這一機制之下，皇帝并不獨攬大權，而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他們平定叛亂，開展改革，次第推出選拔人才、改善民生、完善法制等諸多舉措。故而，在仁宗統治中後期，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都獲得長足發展，整個時代呈現出一種朝氣蓬勃的精神風貌，因而被冠名“嘉祐之治”，這段時期的治理方式也被後世士人認為是治國之楷模。從表面看，宋仁宗無論是作為個人還是皇帝，行事時總是處處受宰輔大臣掣肘。然而，也正是他的萬事不自由，正是宰輔大臣的據理力争，才換來這個時代的空前繁榮。
這套中古時代較為先進的政治體制，不是宋仁宗從祖上那裡繼承而來的，而是由他締造的，從這點來說，宋仁宗的功勞并不比開國的太祖、太宗小。
上書房：趙祯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廟号為“仁宗”的君主，“仁”是非常高的評價。
吳鈎：“仁”字是史家對趙祯的蓋棺定論，也是儒家對一位君主的最高評價。
仁首先是宋仁宗性情寬厚，不事奢華。有幾個故事可以說明一二。
一次，暮春時節，仁宗在禦花園散步，走了一段時間，身邊的人發現仁宗頻頻回頭探望，卻又什麼也不說。等回到宮裡，他匆匆對宮女說，“好渴，快幫我端水來喝。”宮女奇怪地問，為何不在外面喝水而要忍渴這麼久？仁宗邊喝邊答，“我回頭找了多次，沒見掌管茶水的當值侍吏，又不便詢問，因為我要一問，侍吏必然受責罰。”
史書上還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仁宗一日對近臣說，朕昨夜因睡不着，腹中覺饑，想吃羊肉。近臣問那為什麼不令人取進呢？仁宗說，擔心膳房遂為定例，因我這一次而要夜夜辦下燒羊備着，那要殺害多少頭羊？
仁宗的仁還表現在政治上的寬容、聽得進意見。曆史上不少王朝立國之初，都搞過“恐怖統治”，借以威懾臣民。朱元璋建立明朝、清兵入關，都大興“文字獄”，唯獨趙宋立國，宋太祖即在宗廟立下誓約，告誡子孫不得誅殺上書言事之人。在這個誓約的限制下，宋王朝的文臣庶民敢于議論國政，甚至出言不遜，不擔心會被砍頭。兩宋三百餘年，除一二例外，确實極少有士大夫因為上書言事、發表議論而被朝廷羞辱、殺戮，而明清時期受“文字獄”牽連而被治罪的，數以萬計。
是以，年輕氣盛的蘇轍才敢在科舉考試的策論中批評仁宗好色，仁宗閱卷後，不知有沒有生氣，反正不僅沒将蘇轍抓起來治罪，還授予了他官職。包拯在擔任監察禦史和谏官期間，經常一點都不給皇帝面子，有時說話急了還把唾沫星子噴到趙祯臉上，趙祯一面用衣袖擦臉，一面還得接受他的建議。有一次，四川有個舉人給成都知府寫了一首詩，“把斷劍門燒棧道，西川别是一乾坤”。這是一首鼓吹獨立的反詩，知府馬上将其捆綁，押送進京。仁宗知道後，認為這是老舉子為了做官而博“出位”，也沒有治罪。
作為北宋第四位皇帝，時處北宋中葉，既有前幾代先祖奠定的富足基業，又有積重難返的改革壓力；外有西夏和遼的虎視眈眈，内有朋黨傾軋和群臣相争，處于此種境遇的仁宗卻未采取鐵腕政策，反而從谏如流，以極其獨特的政治智慧掌管了北宋四十餘年朝政。
用“文明”衡量曆朝曆代，宋朝的成就其實最高
元代錢選臨蘇漢臣《宋太祖蹴鞠圖》，上海博物館藏
上書房：這些年來，從《宋：現代的拂曉時辰》《風雅宋：看得見的大宋文明》《知宋：寫給女兒的大宋曆史》到今天這本《宋仁宗：共治時代》，您的書寫一直在宋朝裡打轉，以緻有人說您是“宋粉”，還有人說您是“宋吹”，您自己怎麼看？
吳鈎：我能接受“宋粉”之說，因為這一點也沒冤枉我，但不接受“宋吹”。
真正要說的話，我粉的不是宋朝，而是文明，我以前也說過，我是“文明粉”，我不是“粉”宋這個朝代，而是“粉”宋所達到的文明程度。
宋朝最令我着迷的地方就是文明。宋朝武功顯然不如漢唐之盛時，但文明卻達至曆朝曆代之頂峰。陳寅恪先生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于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複振。”宋代文明中，已經呈現出豐富的現代性，并深刻影響了歐洲的文明發展。現在流傳頗廣的所謂“中國曆史停滞論”“沖擊—回應論”，不過是基于“西方中心論”的偏見。我真心希望讀者能抛卻宋朝積貧積弱的偏見、忘掉“電視劇知識”，而去重新發現宋朝、重新闡釋傳統。
上書房：您眼中的宋的文明成就是什麼？
吳鈎：不是開疆拓土，不是沙場殺敵，不是耀兵異域，不是萬邦來朝，我心中的文明成就，是指政治開明一些，社會寬松一些，經濟繁榮一些，百姓富庶一些。如果你用這些名額去衡量中國曆史上各朝各代，就會發現，一直被貶低的宋朝，其實是文明成就最高的一個時代，沒有之一。
首先，宋朝的社會制度比其他朝代更寬松、開放，法律上沒有貴賤之分，讓平民敢于夢想成為宰相，讓士大夫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及天之大任非我莫屬的氣概。這在其他朝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特别是将官員奴才化的清朝。
宋朝還允許自由遷徙，出遠門不需要帶通行證、介紹信。
其次，宋朝是一個經濟極度繁榮的時期，世界第一張紙币産生在宋朝；宋錢是風靡東南亞的硬通貨；出現在宋朝的大城市的“交引鋪”是最早的類似于有價證券交易中心的場所。
“海上絲綢之路”最繁華的時候就是宋元時期，憑借着遙遙領先世界的造船技術、指南針技術與豐富的航海經驗，宋朝與西洋、南洋諸國都展開了商貿交易。當時整個大宋國的海岸線，北至膠州灣，中經杭州灣和福州、漳州、泉州金三角，南至廣州灣，再到瓊州海峽，都對外開放，與西洋南洋諸國發展商貿，不像“鄭和下西洋”，隻是朱明王朝耀兵異域之舉罷了，跟民間商貿沒什麼關系。
宋代的城市化遠超曆史上其他王朝。宋代的城市人口比例達20%，前所未有，後世就連清朝嘉慶盛世也隻不過7%，民國隻有10%。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在宋代，北宋末年開封的人口150萬，遠遠超過當時倫敦的10萬人口。
經濟繁華，百姓富庶，宋人就很會享受生活，養寵物，種花草，縱情山水，上茶坊品茶，到瓦舍勾欄看表演，夏天有冷飲，每日沐浴，使用牙刷與牙粉清潔牙齒，而那時候的歐洲人幾乎不洗澡的。
第三，作為平民社會的表征，宋代的教育、文化藝術等領域，也出現了明顯的平民化色彩。宋代之前，貴族掌握着得天獨厚的教育資源，而宋朝的學校則向全民開放，包括“工商雜類”的子弟均可進入州縣學校讀書。據學者對南祐寶四年（1256年）《登科錄》的統計，在601名宋朝進士中，平民出身的有417名，官宦子弟有184名。文學、音樂、美術在宋代之前也是上層人的高雅活動，進入宋之後，則産生了完全屬于平民（市民）的文學、音樂形式，如話本、滑稽戲等。而宋之前的唐朝，賤民如同牲口，是主家的私有财産，可以牽到市場買賣。
這場發生在11至13世紀的近代化變革，是基于中國文明自身的積累與演進，基于中國曆史内在的發展動力而形成的，此刻的西方還處于漫長的中世紀。
上書房：但像靖康之變這樣的曆史恥辱也是真實存在的。
吳鈎：靖康之恥确實是宋朝人的國恥，不過我們看待中國曆史，如果隻有單一視角關注王朝國運，很容易因為立場和情感影響了視野。
上書房：但宋這個“現代的拂曉時辰”為何未能繼續下去？
吳鈎：宋亡之後，元王朝統一中國，并在政治社會領域帶來了某些落後的影響。這是因為元朝對宋代而言，實質上是一種逆轉。這種逆轉不單在元朝一代起作用，并且還作為一種曆史的因襲，為後來的明朝所繼承。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襲元朝，而元朝的這一套制度則是蒙古與金制的拼湊。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缺乏創制智慧，幾乎全盤繼承了元朝的家産制（分封制）、家臣制、廷杖制、海禁制、宵禁制、粗糙的治理技術等制度遺産，而元制中保留下來的具有近代性的表現，卻被朱元璋棄之如敝屣，比如重商主義的政策、對外開放的格局與寬縱的統治。朱元璋下定決心要将中國改造成為一個封閉而甯靜的巨型農村，人民待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得擅自離鄉離土，這個甯靜的秩序不歡迎流動的商人、喧嘩的商業，人們基本上自給自足，即便有零星交易，也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還實行極其嚴格的海禁制度。
朱元璋時代對于政治、社會、經濟諸方面的控制，使得後續的明朝皇帝，必須不斷突破朱元璋設定的“洪武體制”，才可能艱難回歸到“唐宋變革”的近代化軌道上來。到了晚明，随着“一條鞭法”的推行，“洪武體制”才宣告解體，工商業終于脫困而出，出現了所謂的“晚明資本主義萌芽”。可惜，此時距明室傾覆已經為時不遠了。
故事比論文有可讀性，是制度在人身上的演繹
故宮南薰殿舊藏宋仁宗坐像
上書房：您“說宋系列”中的第二部《風雅宋：看得見的大宋文明》在2018年4月23日世界讀書日入選“中國好書”，當時的頒獎詞是這樣的：“該書視角獨特，以上百幅精美寫實的宋畫為線索，結合相關文獻資料，展示了宋人的日常生活，描繪出了一個别具一格又活色生香的‘風雅宋’文明景觀，是一部雅俗共賞的宋朝社會生活史。”這部《宋仁宗：共治時代》則以仁宗為主線，寫仁宗朝的事。或“讀”畫或說事，都讓您的書深得讀者喜愛。
吳鈎：我不是一開始就很會寫的。我寫“說宋系列”第一本《宋：現代的拂曉時辰》時，總想着要全景式描繪宋代中國的近代化表現，結果顯得有些蜻蜓點水，效果不是最理想。
我寫《風雅宋：看得見的大宋文明》時就注意聚焦主題，集中關注宋人的風雅生活，得到了讀者的好評。
宋代的繪畫、服裝、家具都很典雅，這是大家都認可的，但最讓我贊歎的還不是這種風雅，而是宋代政治、司法的文明程度非常高，不僅在當時領先歐洲，而且也處于從秦到清的頂峰。舉例來說，很多人認為中國古代沒有專業的法官，這個說法至少在宋代是不成立的。宋代中央、地方都有專職、專業的法官，專職展現在其基本工作就是司法工作，專業展現在司法工作者必須經過訓練，并通過司法考試。司法考試這事，據我所知，唯有宋代才有。是以，為了解開“風雅宋”背後的制度原因，我又寫了第三本《知宋：寫給女兒的大宋曆史》，主要談宋代法政制度。
但講法政制度很容易枯燥，于是我想到采用講故事的方式，故事顯然比論文有可讀性。曆史（History）本來就是由故事（Story）構成的，有故事的曆史叙述才是生動的，沒有故事的曆史叙述，隻有一堆資料、概念和術語，一副拒人于千裡之外的嘴臉。我當然不希望自己的書是這個樣子的。
選擇從故事切入制度史，還有一個考慮，即我認為，故事裡出現的制度，才是活的制度、被執行的制度。我以前也寫過介紹宋代政治、司法制度的文章，有人質疑：紙上寫得都很好，執行起來怎麼樣呢？那好，我就來講故事，故事就是制度被執行的過程。
寫宋仁宗自然也要講故事，如我前面所說，宋仁宗身處當時的制度環境中，他為人處世的故事，就是制度在他身上的演繹。
和那些宋史研究大家相比，我在史料發掘方面并沒有優勢，也不敢說提出了多麼新的觀點和創見，但我的書，從《知宋》到《宋仁宗》，都是在講述宋朝故事，在通過故事的演繹來呈現宋代制度的運作。很多人對曆史有偏見，覺得中國古代社會是黑暗的，儒家是專制的幫兇等，這樣的曆史觀是片面的。我想為大家提供另一個觀察曆史的角度。那些批評我是“宋吹”的網友，我想說，他們在批評我不客觀的同時，自己也在犯不客觀的毛病。宋代本身就是複雜、立體的存在，我的書展現的隻是宋代的一些側面，隻讀一個人的書而能全面了解宋代，是不現實的。大家何不放下成見與偏見，試着從更多的角度去了解曆史與傳統，包括宋代呢？
上書房：看您微網誌，發現您也在追電視劇《清平樂》，您對劇中道具、服飾頗為贊賞，雖然每集總也能挑點刺出來。
吳鈎：挑刺是我的一種樂趣吧，但這部劇算得上是良心劇了，基本史實都是對的。隻不過，真實的宋仁宗，與《清平樂》裡的王凱版宋仁宗相比，要庸常得多。庸常既是他的性格，也是制度使然。我覺得，他的庸常是百姓之福，他是古代君主之一種典範，在國家承平時期，皇帝能像宋仁宗那樣也不賴。
欄目主編：顧學文 文字編輯：顧學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