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史上，柳永、晏殊、張先、歐陽修、蘇洵、王安石、曾鞏等燦若晨星。可以說，宋仁宗一朝，是北宋文化教育的“巅峰”。然而，人們快樂嗎？非但不快樂，反而在一種“病态”氛圍中，愈發癫狂。
宋詞作品女性化傾向日益明顯，男人日益“女性化”并非好事兒，盡管有助于一些問題地解決，但從古到今的世界都是“叢林化”。當你面對着敵人選擇屈膝的時候，其實命中注定你将接受敵人是否“勇猛”或“保持勇猛”
傳統文化講究“陰陽和諧”，但不同性别的“和諧”應該是不同的，如果陰的外顯陽氣過剩，陽的外顯陰氣過剩，那麼就不能稱其為“和諧”了。宋詞這種主題以男女離愁、男歡女愛的“豔美”為主要特點的文學形式，如果不是“豪放派”加入，就可以說“陰陽不和諧”了。
當然，這隻是從主體上看，婉約派詞人也有“豪放”的作品，豪放派詞人也有“婉約”的作品，不能絕對化。一個社會的文化主軸如果成為“婉約”，那麼，問題可就多了。因為，脂粉氣過于濃厚、尚武缺乏對于社會并非好事兒。
流連于煙花的大師：争如這多情，占得人間，千嬌百媚
宋朝的文人的自由度比較高，權力也比較大。但在“龐大的文人數量”裡，任何一個文人都覺得很累。大家都是文人，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在超大群聰明人中争權奪利是非常耗費精力的。而且，宋朝不怎麼殺大臣，被鬥敗的人不會像其他朝代那樣，失敗了就等于消失了。宋朝的大臣們大多都經曆過幾起幾落。
由此，不如意的文人們很多，柳永就是其中之一。柳永從1009年到1034年五次科考，終于成為一名進士。從984年出生到科舉成功，柳永用了50年。1049年，柳永以屯田員外郎這個七品職位退休，4年後以69歲亡故。
其典型代表就是宋詞大家之一柳永，而且柳永常在青樓解憂排解的特點，在宋朝文人非常流行。因為其失意無聊，以流連坊曲為樂，是以其作品多以俚俗語言為能，這樣也就有利于普通老百姓，特别是伎人傳唱。
但作為文人，儒家文人講究“尊卑秩序”講究“等級”，由此，他的名聲并不好。晏殊對于柳永“粗鄙”是很有意見的：一次柳永被降職，他很是不服，前去找晏殊問詢為什麼針對我。晏殊就問他:“賢俊作曲子麼?”柳永回答:“隻如相公亦作曲子。”就像您也做曲子（宋詞）一樣。晏殊冷冷一笑:“殊雖作曲子，不曾道:‘彩線慵拈伴伊坐。”，柳遂退。
可見這二位的談話并不愉快。晏殊認為柳永煙花氣、過于陰柔，自己則比他更男人。
那麼，柳永的詞可以用這首作為代表：
飛瓊伴侶，偶别珠宮，未返神仙行綴。取次梳妝，尋常言語，有得幾多姝麗。拟把名花比。恐旁人笑我，談何容易。細思算、奇葩豔卉，惟是深紅淺白而已。争如這多情，占得人間，千嬌百媚。
須信畫堂繡閣，皓月清風，忍把光陰輕棄。自古及今，佳人才子，少得當年雙關。且恁相偎倚。未消得、憐我多才多藝。願妳妳、蘭心蕙性，枕前言下，表餘心意。為盟誓。今生斷不孤鴛被。
後世對其品評也不太友好，李清照（1084年－約1155年）就說他“詞語塵下”。王灼（約1081—約1160）說他“雖脫村野，而聲态可憎”。更有俞文豹的《吹劍續錄》說出了世人對柳永的看法：
東坡在玉堂，有幕士善歌，因問：‘我詞何如柳七？’對曰：‘柳郎中詞，隻合十七八女郎，執紅牙闆，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銅琵琶，鐵綽闆，唱大江東去。’公為之絕倒。
那麼，這個觀點是否符合二人的特點呢？完全符合。
一生權貴說晏殊：苦悶異常為自身
柳永的詞因為常在煙花之地，是以，其詩詞的“豔俗”必然受到當時的人的鄙夷。柳永一生為官路上坎坷異常。與之相反，晏殊一輩子兒都是順風順水。他以神童進入政壇，病逝時也是善終，榮耀一生。
按道理說，晏殊應該比較惬意了吧，但他一生追随呂夷簡、奉迎宋仁宗，在政治上庸庸碌碌，隻是才學獲得後世認可，對當時的貢獻其實很有限。他培養、栽培的人衆多：
範仲淹、歐陽修、孔道輔、王安石、韓琦等受其提攜；富弼、楊察更是他的女婿；他的兒子們各個兒都是官員。其八子晏幾道甚至說朝堂上有一半高官權貴都是他家的門生故舊，可見晏殊的地位。
然而，他的詩詞被人評為“閑雅哀婉”，為何哀婉？就是忙着為自己的“地位”而繁忙，而累斷柔腸，而困苦異常。看着眼前的一切，他哀歎着“朱弦悄，知音少。天若有情應老。勸君看取利名場，今古夢茫茫。”最終，臨終前才發現“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的路上，自己仍然是孤孤單單地走入墳墓。
最後，出場的範仲淹，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位儒家文臣。柳永、晏殊的一生都是在為自己而活，範仲淹則是為天下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