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事業模範”鄒韬奮

來源：學習時報

　　鄒韬奮是著名的出版家、新聞記者，一生創辦、主編過六刊一報，堪稱我國進步新聞出版事業的一面旗幟，被周恩來稱為“出版事業模範”。以範長江、鄒韬奮命名的長江韬奮獎已成為我國優秀新聞工作者的最高獎。

　　“有裨益于社會上的一般人”

　　鄒韬奮本名鄒恩潤，1895年11月5日生于福建永安。韬奮是他的筆名，意在“一面要韬光養晦，一面要奮鬥”。6歲時，鄒韬奮開始接受私塾教育，後就讀于福州工業學校、上海聖約翰大學等。1922年，他進入由黃炎培等創辦的中華職業教育社，開始了新聞出版生涯。

　　1926年10月，鄒韬奮接任《生活》周刊主編，将“暗示人生修養，喚起服務精神，力謀社會改造”确定為刊物的宗旨。1928年，他在《〈生活〉周刊究竟是誰的？》中寫道：“求有裨益于社會上的一般人”，進一步表明了為社會服務、推動社會進步的辦刊思想。《生活》周刊原僅印一千餘份，1929年銷數“竟增至十五萬份以上，為中國雜志界開 一新紀元”。1932年7月，在《生活》周刊社基礎上成立了“生活出版合作社”，對外稱生活書店。

　　《生活》周刊堅持愛國進步立場，這在其評論中有鮮明的展現。從1927年9月25日即第2卷47期起，《生活》周刊于首頁設立“小言論”專欄，由鄒韬奮親自主筆。這一專欄自創辦至1933年7月他受到暗殺威脅被迫出國流亡，每期從未間斷，共刊發小言論417篇。1931年9月26日，“本周要聞”記錄了九一八事變并刊發4篇小言論，号召國民抗日救國。1932年一二八事變後，《生活》周刊發表了《我們最近的趨向》等大量進步言論，闡述抗日立場，鼓舞軍民鬥志。周有光稱，這本雜志“喚醒了一代青年”。

　　《生活》周刊時時立于時代前列，鄒韬奮亦自言論而漸入行動。1933年6月18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幹事楊杏佛被國民黨特務暗殺，鄒韬奮亦在暗殺名單中。在好友力勸之下，鄒韬奮出國暫避，他将此次流亡視為“代表讀者諸友的耳朵眼睛”的考察，足迹遍布意大利、瑞士、法國、英國、德國、蘇聯和美國等國家。兩年的海外漂泊，鄒韬奮寫作《萍蹤寄語》三集，加之回國後在蘇州看守所所作的《萍蹤憶語》，他用四本書記述了所見所思。這段經曆使鄒韬奮的思想有了很大的進步，他做出了“生産力的進步已和生産工具私有的社會制度不相容”的判斷，提出“生産工具必須社會化，即必須為社會所公有”，立場、觀點轉向馬克思主義。

　　鄒韬奮流亡後不久，《生活》周刊即遭國民黨政府查封。1934年2月10日，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和實業家杜重遠續其精神，再辦《新生》。1935年5月，《新生》因《閑話皇帝》一文引發日方挑釁和武力威脅。6月，遭國民黨當局查封，杜重遠入獄。鄒韬奮得知此事後，于1935年8月回國。

　　1935年11月16日，“作為愛國者的代言人和計劃者”的《大衆生活》創刊，發行量一度到20萬份，創當時中國刊物發行紀錄。《大衆生活》大力推動抗日救亡運動，引起國民黨的恐慌。1936年2月，《大衆生活》在出版16期後被查禁，罪名為“鼓吹群眾武裝抗日”。3月，鄒韬奮被迫流亡香港。

　　1936年11月23日深夜，鄒韬奮、沈鈞儒等七人被捕，史稱“七君子事件”。1937年7月31日得以無罪獲釋後，鄒韬奮積極籌辦新刊。8月19日《抗戰》三日刊在上海創刊。上海淪陷後，他輾轉武漢、重慶辦刊，陸續出版了《全民抗戰》戰地版五日刊、《全民抗戰》通俗版周刊和《抗戰畫報》六日刊等宣傳抗戰救國的進步刊物。《全民抗戰》銷量一度突破30萬份，再創當時刊物發行紀錄。除了辦刊，他還組織生活書店出版了千餘種進步書籍。生活書店最多時擁有56個分店，國民黨亦稱“生活書店的書籍，雖在鄉村僻壤，随處可見，可謂無孔不入，其勢力實在可怕”。

　　1937年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釋出《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鄒韬奮認為這一宣言“光明磊落大公無私”。抗戰時期，鄒韬奮曾向周恩來提出了入黨要求，周恩來認為其以黨外人士身份在國統區和國民黨作政治鬥争更為有利。鄒韬奮組織出版的刊物和書籍，不僅有裨益于社會上的一般人，更喚起群眾巨大的愛國熱情，把大批青年引上革命道路，有裨益于中國革命。

　　“永不背叛大衆”

　　鄒韬奮辦報辦刊十分注重依靠群衆。1936年，他在香港創辦《生活日報》時缺乏辦報資金，就将辦刊宗旨、編輯方針、經營辦法等公布，向讀者招募股款。由于“完完全全立于大衆的立場”，很快就籌集了大量股款。後來，《生活日報》更名《生活星期刊》遷往上海，他又提議“建立全國通信網”，吸納全國讀者擔任通訊員供稿，這樣就能“記錄全國生活狀态和解決生活上一切問題”。

　　對于群衆，鄒韬奮“常感覺的隻是自己的渺小，大衆的偉大”。1937年出獄後，他說：“可以告慰大家的是沒有背叛大衆，沒有說過辜負大衆的話。将來也隻求‘心安理得’，永不背叛大衆”。

　　鄒韬奮的愛國報刊活動，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惱怒。自1939年4月起，生活書店各分店被迫停業，經理一級有40餘人被捕。1941年2月25日，鄒韬奮憤而辭去國民政府參政員職務，秘密離渝赴港。

　　1941年4月8日，《華商報》在港創刊。鄒韬奮不僅忙于編務，還撰寫專欄連載《抗戰以來》，“以一個平凡記者的姿态”，記錄了在國民參政會期間的親身經曆，以“喚起國人對于政治改革的認識和努力”。

　　1941年5月17日，《大衆生活》在港複刊，鄒韬奮任主編。鄒韬奮辦刊的經驗就是抓社論和讀者來信這“一頭一尾”。《大衆生活》最盛的時候一個月收到1萬多封讀者來信，需要4個人同時專門負責拆信與抄信。鄒韬奮稱讀者來信為“本刊真正的維他命”，投入大量時間精力閱讀來信和回信，其熱情“不遜于寫情書”。

　　“吾黨的光榮”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1942年1月，在中國共産黨幫助下，鄒韬奮随進步文化人士轉移到東江抗日遊擊隊駐地。此時，他已遭到國民黨密令通緝。11月，在周恩來的建議安排下進入蘇中抗日根據地。不久因耳疾複發返滬治療。

　　患病期間，鄒韬奮堅持寫作。他在《對國事的呼籲》中記述自己在抗日根據地看到了“民主政治鼓舞人民向上精神”，看到了中國共産黨“團結各階層以解決一切困難的情形”“對于偉大祖國更看出了前途光明”。

　　1944年7月24日，鄒韬奮與世長辭，遺囑“請中國共産黨中央嚴格審查我一生奮鬥曆史，如其合格，請追認入黨，遺囑亦望能妥送延安”。9月28日，中共中央向其家屬發出唁電：“先生遺囑，要求追認入黨，骨灰移葬延安，我們謹以嚴肅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臨終的請求，并引此為吾黨的光榮”。11月15日在延安舉行的鄒韬奮追悼大會上，毛澤東題詞“熱夫妻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就是鄒韬奮先生的精神，這就是他之是以感動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