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在延安
1936年12月28日
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發表《關于蔣介石聲明的聲明》，針對蔣介石發表的《對張楊的訓話》，指出蔣介石是接受了六項條件才恢複自由的，今後的問題是蔣介石是否不打折扣地實行諾言。
老照片的故事
800餘人脫險！香港秘密大營救
1941年12月25日，港英當局向侵華日軍投降，繁華的“東方之珠”陷入無盡黑暗。由于當天恰是西方聖誕節，是以史稱當日為香港的“黑色聖誕節”。香港淪陷後，被困在港的愛國民主人士、文化界進步人士陷入危險境地。危難之時，中國共産黨挺身而出，周密籌劃，千方百計組織了秘密大營救。
抗戰爆發後，鄒韬奮、茅盾等許多愛國文化人士先後輾轉到香港進行抗日救亡活動。香港一時間成為群英荟萃、人才濟濟的抗日文化中心。日軍占領香港後，大肆搜捕這些愛國文化人士，還在報紙上刊登啟事，“尋找”茅盾、鄒韬奮等人。他們甚至還在戲院、影院中打出幻燈告示，直接點名夏衍、蔡楚生等人前往半島酒店“會面”。
在多方呼籲下，國民政府在香港徹底淪陷前才倉促派出飛機，信誓旦旦要将文化精英接回國。然而，當衆多記者蜂擁前往重慶機場準備迎接歸來的文化人士時，卻發現飛機帶回的多是國民黨的“皇親國戚”以及他們的保姆、侍從，甚至還有多條家犬。一時間群情鼎沸，“人不如狗”等諷刺文章競相刊載于報刊。國民黨對此除反複“辟謠”外，再無實質有效的營救行動。
絕望之時，中國共産黨毅然肩負起了營救民族文化精英的重任。1941年12月，周恩來兩次急電在香港的廖承志等人，“應将在港朋友先接至澳門轉廣州灣，或先赴廣州灣然後集中桂林。”這裡的“朋友”指的就是滞困在港的愛國民主人士、文化界進步人士。周恩來對撤退工作做了具體布置，并特别指出，許多重要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是民族精英，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不怕困難、不惜犧牲，想盡一切辦法把他們營救出來。
接到指令後，中共南方工委、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東江縱隊等黨的組織和所上司的武裝力量迅速部署，制定了缜密的營救計劃，規劃了經九龍和經澳門兩條營救線路。廖承志等中國共産黨人依據營救方案迅即聯絡了柳亞子、廖沫沙等文化人士，組織他們疏散隐蔽。
大批人員的轉移從1942年1月5日開始。當天，夏衍、金仲華等16人即通過澳門路線進行撤離，此後每天都有一批文化人士離開香港。1月9日，茅盾、戈寶權、胡繩等幾十位文化人士扮成“難民”，由交通員李錦榮帶領，避開日軍崗哨和檢查站，集合到銅鑼灣避風塘的海上交通站。第二天一早，這些文化人士又分乘小艇，趁巡邏日軍換崗之機，疾駛渡海，終于安全抵達九龍營地。随後，茅盾等人在遊擊隊員的護送下，躲過日寇特務的搜捕，穿越土匪橫行的荒郊野嶺，抵達位于廣東白石龍的東江縱隊駐地。接下來的幾天裡，胡風、丁聰等衆多文化人士也陸續抵達。最終，這場秘密大營救共營救出滞困在港的愛國民主人士、文化界進步人士及家屬800餘人。
△廖承志在廣州與脫險的文化界人士合影（前排左起：茅盾、夏衍、廖承志；後排左起：潘漢年、汪馥泉、郁風、葉文津、司徒慧敏）
文化人士抵達東江縱隊駐地後，大都在此逗留了一段時間，有的一直待到農曆新年。他們白天或參加遊擊隊的宣傳工作，或進行抗日文學創作，或體驗遊擊隊員的生活。夜晚，他們常和遊擊隊員們一起舉行聯歡會，互相激勵、苦為樂。
1942年2月14日是農曆除夕。由于日軍在此之前撤出了惠州，地方黨組織立即在惠州設立了交通站和接待站，打通了到韶關、桂林的交通線。組織決定除夕當天先将茅盾、張友漁等人護送轉移至惠州，鄒韬奮等其他文化人士暫留遊擊區共度新春。
除夕當天，茅盾等一行20多人就在地方黨組織的接應下出發了。衆人冒雨艱難前行，直到淩晨才抵達惠州。胡繩曾有感而發以《東江》為題作詩一首，表達當時颠沛奔波的心境。“又是倉皇萬裡行，嶺南春半半陰晴。東江船女歌如哭，月黑波深待曙星。”曆經滄桑的中國，“曙星”何在？是當時愛國文化人士心中最深沉的思索。茅盾也著書《脫險雜記》，并稱此次營救行動是“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
鄒韬奮等人後來回憶起在遊擊區過除夕的情形，依然十分激動。“縱隊政委林平代表全體指戰員向大家祝賀新春，鄭重熱烈地代表黨中央對大家進行慰問。”“大家起立鼓掌，一面接受慰問物品，一面拭着激動的眼淚，看着，笑着，想着延安黨中央，久久不能平靜。”
對于這段驚心動魄的往事，夏衍曾評價道：“大營救表明了黨中央、南方局對知識分子的關懷。大營救以生動的事實，說明了共産黨人和遊擊區軍民在萬分困難的環境中，舍生忘死地執行統戰政策的史事。這是真正的肝膽相照、生死與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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