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現存于故宮的七政儀和相關的文獻資料，七政儀是傳教士帶入中國的西方天文儀器，其主要功能是能夠示範日心說的天體運作模式，是乾隆年間日心說傳入中國的重要物證。
圓明園的正大光明殿中曾經放置了一架由英國馬噶爾尼使團帶來的大型七政儀，可惜後來被英法聯軍燒毀。
哥白尼
在哥白尼臨終前出版的《天體運作論》，把地球從宇宙的中心移開，将太陽放到了宇宙的中心位置，并對宇宙的整體結構，日、月、行星的運動規律，及其在天球上的視運動現象都作了立論清晰、論據充分的嚴格數學論證和定量描述。
為了避免教會的壓制以及亞裡士多德水晶球理論和托勒密地心體系的信徒的攻擊，哥白尼曾于1540年7月1日去信給老朋友 A．奧西安德爾（Osiander）商量尋找妥善的出版方法。奧西安德爾建議把日心地動理論作為一個假說提出，說明隻是為了友善星曆表的推算，日心體系并不是宇宙的實際情況。哥白尼内心雖不贊成此種說法，但在當時的情況下卻不失為一種權宜之計。
後來負責《天體運作論》出版事宜的奧西安德爾照上述提議編寫了一篇沒有署名的序言。再加上哥白尼在《天體運作論》的卷首發表了給教皇保羅三世的獻詞，緻使此巨著在哥白尼臨終之前正式出版，并在出版後的70年時間裡沒有受到羅馬教會的注意。直到後來，因布魯諾與伽裡略公開宣傳日心地動理論，羅馬教會才于1616年将《天體運作論》列為禁書。
銅鍍金渾天合七政儀 清乾隆
《天體運作論》在歐洲被列為禁書之後，卻奇迹般的經耶稣會傳教士金尼閣之手于1620年帶入中國。這也許跟與傳教士金尼閣一起來華的傳教士鄧玉函有關系。
鄧玉函的科學素養很高，曾經參加了由伽利略等科學家組成的羅馬猞猁學社，從事科學的研究和交流活動。金尼閣在歐洲募集圖書時，鄧玉函曾在精選科學書籍方面鼎力相助。鄧玉函在華期間，還曾與伽利略、開普勒通信聯系，在給開普勒的信中曾言及中國《尚書·堯典》中有關星象的記載，開普勒于1630年1月曾表示要對鄧玉函的天文工作給予協助。但鄧玉函于該年5月病逝于北京，未能使代表歐洲當時最高水準的近代科學知識及早在中國傳播。
鄧玉函
哥白尼的《天體運作論》雖然帶入了中國，并且在羅雅谷、湯若望等人編著《崇祯曆書》時引用了該書中的許多資料和觀測記錄，其中已言及了地動之說，但未能完整明确地介紹哥白尼的日心體系。
乾隆二十五年（1760）耶稣會傳教士蔣友仁（1714—1774，1744年來華）向乾隆皇帝進獻了一幅手繪的《坤輿全圖》，在世界地圖的四周配有各種天文圖及說明文字。在介紹了托勒密和第谷的宇宙體系之後，蔣友仁認為：“以上二家雖有可取，然皆不如哥白尼之密。”接着對哥白尼的日心體系做了較為詳細的介紹與論證，并說開普勒和牛頓等人“皆主其說”。天文圖中繪有哥白尼日心體系的示意圖，并介紹了開普勒的行星運動三定律，以及法國大地測量學家測出了地球為橢圓體的最新發現。
蔣友仁
在傳教士傳譯西方天文學理論的同時，他們亦将西方的天文儀器帶入我國。在這些儀器中，有用于觀測的日晷儀、簡平儀和望遠鏡；也有用于示範天體運作的渾天儀和示範哥白尼日心體系的七政儀。
現在收藏于故宮的銅鍍金七政儀和銅鍍金渾天合七政儀（都是英國18世紀制造），是日心說在中國傳播的重要物證。他們是在1759年之前傳入清宮的。“七政”指日、月及水、金、火、木、土五大行星。七政儀可以示範地球和行星繞太陽環行的運動，木星和土星都有衛星環繞，開啟發條後，行星、衛星都在各自的軌道上運作，可示範行星位置、月相、日月食等天象。
《皇朝禮器圖式》中言：“本朝制七政儀鑄銅為之，徑一尺六寸五分，高二尺五寸。”渾天合七政儀與七政儀的功能相近，所不同的是沒有齒輪裝置，隻能靠手動來示範。但是，《坤輿全圖》和這兩架七政儀在日心說傳播之初，隻被局限在宮廷内的上流社會，未能廣泛流傳于民間。
還有一架體量較大的天體運作儀，是1793年英國馬噶爾尼使團進獻給乾隆皇帝的，可惜未能留存下來，1860年被英法聯軍燒毀于圓明園。在《停滞的帝國》一書中對這架儀器作了如下的描述：“天體運作儀，它代表宇宙，而地球隻是其中的一點。這是天文學和機械學最佳結合的産品。該儀器準确模仿地球的各種運動，月球繞地球的運作；從儀器上還可看到太陽的軌道，帶四顆衛星的木星，帶光圈及衛星的土星等。這架天體運作儀最後還能模拟各天體的蝕、合和沖。它指出人們觀察時的确切月、周、日、時和分。該儀器是歐洲最精美的，它所設計的天體運作情況可适用一千年。”
從中可以了解到天體運作儀與上述的七政儀相類似，是一架示範太陽系運作的大型太陽系儀，而且它體量巨大：周圍約一丈，高一丈五尺，《停滞的帝國》一書中說安裝這架儀器用了18天，但未能得到乾隆皇帝的重視。
乾隆皇帝畫像
1799年奉乾隆皇帝之命，《坤輿全圖》中的說明文字由何國宗和錢大昕潤色，并以《地球圖說》之名刊行于世。錢大昕請阮元為《地球圖說》作序，在序中阮元相信“地為球形，居天之中”的地心學說，告誡讀者對于哥白尼的日心學說“不必喜其新而宗之”。
當西方幾何模型式的宇宙體系傳入中國之後，絕大多數中國學者都将其視為一種計算方法，與中國傳統的代數方法一樣都是一種數學模型。錢大昕在《與戴東原書》中說了一段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話：“本輪均輪本是假象，今已置之不用，而别創橢圓之率，橢圓亦假象也，但使躔離交食推算與測驗相準，則言大小輪可，言橢圓亦可”。從中可以看出清代中國學者還未能真正了解哥白尼、開普勒建立的日心體系在人類認識史上的價值和意義。
如果說從托勒密到第谷的幾何體系，都是作為一種數學模型來推算日月行星的運作規律，那麼到了哥白尼的日心說和開普勒行星運動三定律，人類首次通過嚴密的觀測和論證，将太陽、地球和其他行星歸放到了他們在宇宙中的實際位置。
經過開普勒完善後的日心體系，不再僅僅是一種數學模型式的幾何體系，而是真正描繪出了太陽系在宇宙中的真實圖像。其意義也是當時許多主張“西學中源”的中國學者所無法認識到的，更是乾隆皇帝所不能了解的。
奧西安德爾無論富有如何的想象力，也想不到哥白尼的日心說在剛剛出入中國的時候，中國學者對哥白尼的日心體系的了解，竟與他在《天體運作論》序言中的友善說法完全一樣，這真是曆史的巧合。直到1849年，清朝學者李善蘭與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合譯英國天文學家約翰·赫歇耳的《天文學綱要》時，哥白尼日心體系的真相才真正顯露在中國人面前。
［來源］
北京圓明園研究會
［作者］
肖 軍
［編輯］
朱 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