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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楊衛
姜坤和鄭小娟是畫壇雙壁，兩位老師結為伉俪，在生活上彼此關照，在藝術上互相促進，一起走過了風風雨雨的半個多世紀。而這半個多世紀，正是中國經曆激烈動蕩、起落興衰的半個多世紀。是以，對姜坤和鄭小娟兩位老師的藝術和人生進行回顧和梳理，可以折射出時代的變遷，也能夠看到一代人的精神追求。
姜坤1940年生于湖南邵陽市，爺爺是個手工業主，但抗戰後破産，到其父輩以挑河水在街上出賣為生，是以家境比較貧寒。有道是寒門出孝子，姜坤從小懂得生活的疾苦，很早便開始為父母分擔一些生活上的困難。大概是因為很小就開始外出謀生，接觸到各式各樣的人和事，姜坤的形象思維極為發達，兒時就對藝術産生了濃厚的興趣。在邵陽中學讀書時，姜坤曾拜邵陽名畫家粟幹國為師學習繪畫，打下了堅實的造型基礎。期間，他還經常創作一些版畫作品在報刊上發表，并以此賺取稿費補貼家用。可見姜坤不僅早聰早慧，而且也早就掌握了高超的繪畫技巧。正是因為姜坤具有很高的藝術天賦，且又勤奮好學，1959年全國美術聯合招生，他便以優異成績考取了湖南藝術學院美術系(該院于1958年成立時名為湖南文藝學院，1959年更名湖南藝術學院，1961年與湖南師範學院合并，成為湖南師範學院藝術系，也就是現湖南師範大學美術學院和音樂學院前身)。而在姜坤的同學之中，就有後來成為他妻子的畫家鄭小娟。
姜坤老師姜坤老師近照 姜坤老師近照
鄭小娟是湖南長沙人，生于殷實之家，為書香門第。1938年，日寇侵華逼近長沙時，鄭小娟一家被迫向後方轉移，1940年冬輾轉至湖南的南部小鎮祁陽，鄭小娟的母親就是在那裡生下了她，也就是說鄭小娟和姜坤同庚。因為生逢戰亂，鄭小娟的童年飽受了流離之苦，幸好受父親的影響，她自幼愛上畫畫，從中找到了某種心靈的避難所。抗戰勝利後，鄭小娟一家得以傳回故裡，但由于他們家在長沙城裡的房屋早已于文夕大火中化為灰燼，無奈之下，鄭小娟的父母隻好帶着他們兄妹五人回到長沙縣的老家生活。是以，鄉村經驗構成了鄭小娟的生命底色，不僅給她的成長記憶注入了太多淳樸自然的氣息，也直接影響了她後來的藝術風格。
鄭小娟(前)與父母兄姐鄭小娟(前)與父母兄姐全家合影 1951年 鄭小娟(前)與父母兄姐全家合影 1951年
新中國成立後，農村實行土改，也波及到了鄭小娟一家。1952年，鄭家将鄉間的所有房屋和土地傳遞給鄉政府後，舉家遷回了長沙市。自此，鄭小娟成為城裡孩子，開始接受新式教育。不過，由于對鄉村有着濃厚的情感，鄭小娟國中畢業後，受當時“上山下鄉”運動的号召，又主動申請到洞庭湖畔的安鄉縣農村“插隊落戶”，成了中國最早的一批“下鄉知青”。
鄭小娟考上大學，是得到了安鄉縣文教科的推薦。因為她在農村插隊期間就顯露出了自己的繪畫才能，不僅經常幫農民畫門畫、竈畫，而且還為縣裡創作過壁畫，完成了不少宣傳任務。故而，鄭小娟很快便在安鄉縣脫穎而出，經有關部門推薦于1958年考上了湖南文藝學院。由此可見，鄭小娟的成長之路與姜坤略有不同。如果說姜坤出身寒門，是靠自己的才華和努力，一步一步改變了自己的命運，那麼鄭小娟則因為家庭緣故和自己的選擇，經曆了起起伏伏。是以，姜坤的性格趨于平緩，做人做事都比較穩健，鄭小娟卻反倒有些風風火火、較為急進。多年後，鄭小娟出任湖南美術出版社社長，将該社做得風聲水起，以至于影響了湖南乃至全國的藝術生态，而姜坤則遠離喧嚣，埋首案頭，一直潛心于自己的創作。他們之間的這種差異，或許正是源于不同的家庭環境與生存背景。
有道是異質相吸，往往人和人之間越是不同，就越具有吸引力。姜坤和鄭小娟能夠走到一起，既是異質相吸的結果，當然也得益于人生的某種機緣。本來，鄭小娟早于姜坤一年考取湖南文藝學院，但由于1959年湖南文藝學院改為湖南藝術學院，鄭小娟多讀一年後并入藝術學院美術系，便與姜坤成了同學。說來似乎都是天意，冥冥之中命運要安排兩個性格不同的人走到一起，因為藝術而結緣，相濡以沫地走過一生。
鄭小娟老師近照 鄭小娟老師近照
姜坤和鄭小娟入大學時，正值中國的“三年困難時期”，他們經曆了“大躍進”，也曾下到農村參與“生産自救”。但不管政治風雲如何變化，生活條件怎麼艱苦，姜坤和鄭小娟都沒有放下學業。期間，姜坤還因為成績突出被學校保送至廣州美術學院進修版畫。1961年，湖南藝術學院縮編，與師範學院合并為師範學院藝術系，隻留油畫和國畫兩個專業，姜坤被招回學校，與鄭小娟一起進入國畫專業學習。他倆在繪畫專業上正式确定為國畫方向，就是在這個時候。據鄭小娟回憶，當時教他們山水畫的有周達、段千湖和徐照海等老師，教他們花鳥畫的有袁醉淹和邵一萍老師，而聶南溪與顔家龍等老師則教他們人物畫。這些老師都是當年湖南美術界的翹楚，有他們垂先示範、精心培養下一代，姜坤和鄭小娟的中國畫水準得到了長足進步。
1963年，姜坤和鄭小娟從湖南師範學院藝術系畢業，一起配置設定到漣源四中教書。但姜坤剛到學校不久就被借調回長沙，與黃肇昌、肖惠祥、吳成群等木刻家一起去了北京人民大會堂創作大型組畫《南嶽》和《洞庭》。而鄭小娟則替在家照看孩子的校長下鄉參與“四清”，再次去了農村畫畫搞宣傳。期間，鄭小娟創作的中國畫《隊裡的喜事》，還入選了1964年舉辦的全國美展。自此，鄭小娟開始在中國畫界嶄露頭角，而姜坤也早就因為參與人民大會堂的主題創作馳名畫壇。兩個新人初出茅廬，便佳績頻出，既是他們的才情和能力所緻，也是互相鼓勵和促進的結果。正是因為姜坤和鄭小娟在專業上都極為突出，不久後他們雙雙被調入邵陽藝術館工作，成了專業畫家。
本來，姜坤和鄭小娟進入藝術館後，借助專業平台可以大顯身手。然而，一場突如其來的“文化大革命”，卻打亂了他們的人生軌迹與創作思路。随着運動的全面展開，姜坤被借調到省曆史畫創作組去為紀念地畫畫，而鄭小娟則下放苗鄉勞動，再次回到了農村。說來也是因禍得福，人生往往就是如此，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正是在原始而淳樸的苗鄉，鄭小娟找到了藝術的靈感，由此奠定了她日後美術創作的形象來源與語言基礎。而姜坤則因為鄭小娟的緣故，屢次前往湘黔邊陲探望和旅行，其間也被豐富多彩的少數民族風情和古老深厚的民間藝術，以及秀麗多姿的奇山異水所吸引，開始了真正屬于自己的繪畫創作。
20世紀70年代初，因“抓革命促生産”需要專業人才，姜坤和鄭小娟作為湖南美術創作的中堅力量，又被雙雙調入省城長沙。姜坤進入省文聯，後成為湖南美協美術創作組第一批成員，再後來又成了湖南畫院的第一批專業畫家。鄭小娟則到了省人民出版社當美編，後調入少兒出版社創辦少兒期刊《紅領巾》，開始了漫長的編輯生涯。
1976年毛澤東逝世，不久，“四人幫”垮台。這标志着“文革”結束，一個新的時代正在拉開帷幕。1978年底至1979年初，中共召開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奏響改革開放的号角，由此也喚醒了一個文藝創作的春天。姜坤和鄭小娟沐浴着改革開放的春風，思想和觀念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那一年，姜坤創作了一幅中國畫作品《祖國在召喚》，從中可以折射出時代的氣息與畫家解放的心聲。畫中描繪了一輛飛馳的列車其車廂内的情形，五個朝氣蓬勃的知識青年面帶喜悅之情，不約而同地朝着車窗外眺望，仿佛在迎接一個綻放的春天。而窗外刮來的疾風，将青年們的頭發和衣裳拂拂吹起，又增加了畫面的動感，使整個場景融入在了一種喜出望外而又怦然心動的氣氛之中。可以說，這是一件将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手法相結合，并進行時代轉換的代表作品，充分顯示了姜坤的造型能力，也反映出了那個轉折時代的精神面貌。
姜坤老師創作于1979年的國畫作品《祖國在召喚》
事實上，自改革開放以後，姜坤便逐漸擺脫主題性繪畫的創作模式，從形式出發走向了自我抒情的表現之路，《祖國在召喚》是他步入新時期創作的為數不多的主題性繪畫之一。這正是特定時代的人文特征，即在一個新舊交替時期，新的語言尚未生成，以過去的創作方式來表現新的時代精神，便成了一種觀念更新的手段。正如新時期以來的中國美術史，是從具有現實主義特征的“傷痕美術”與“鄉土繪畫”開始，繼而走向形式探索與觀念革命一樣。姜坤和鄭小娟的繪畫創作，也同樣走過了從現實主義到形式主義再到自我表現的革新之路。
1978年，在《紅領巾》編輯室工作的鄭小娟，争取到一個“創作假”。于是，她和丈夫姜坤一起結伴，去了湘西的三江鎮深入生活。這是“文革”結束後，鄭小娟第一次以美術工作者身份下鄉。與以往多次下鄉生活的經驗不同，鄭小娟這次以一個畫家視角下鄉，多了一種理性的觀察。有道是距離産生美，鄭小娟帶着一種開放的意識回歸鄉村，重新審視苗鄉的風土人情，不禁被其淳樸善良的民風，以及山清水秀的自然風貌所深深觸動。由此，鄭小娟以苗鄉為題材，開始了自己的形式探索，其淳美、樸實、善良，以及母愛的生命内容與美學主題，幾乎貫穿于她日後所有的作品之中。
說到這裡，不得不提及鄭小娟當年創作的一幅中國畫，因為這件作品反映了時代的變化，也構成了鄭小娟藝術創作的觀念核心。此作就是源于1978年鄭小娟去三江寫生時所見，當時，在三江鎮的一次趕集上，鄭小娟發現有一個苗女的袖子上竟然繡着“人民萬歲”四個大字。這是此前不可能發生的情況，長期以來的“萬歲”專利，不僅束縛了人們的思想，也使中國社會凝成了鐵闆一塊。不曾想，“文革”結束後，意識的松動與早春的氣息，竟然首先是出現在邊遠的山村苗寨，不禁令鄭小娟大為驚訝，也頗為感動。她用激動的雙手趕緊速寫下眼前看到的這一幕，并于日後以此為題創作了一幅大型的工筆畫作品。
鄭小娟老師創作的苗女袖子上繡有“人民萬歲”的作品
追溯新時期以來鄭小娟的繪畫題材與藝術風格的形成，這應該是她的思想源頭和語言基礎。也就是說，鄭小娟後來主要以少數民族的人物為主，創作她的新工筆畫，不僅隻是為了表現少數民族的淳樸與善良，更是為了讴歌開放的時代背景下人性解放之美。正因為如此，鄭小娟創作的工筆畫，其流暢的線條也好、豐富的色彩也罷，才有了精神價值的結構，有了時代心理的折射。換句話說，鄭小娟後來執着于繪畫的形式探索，根本上還是源于她對人性美的發現與轉換。這與姜坤有異曲同工之妙。姜坤也是從少數民族題材入手，将形式語言不斷純化，進而在新時期中國當代畫壇赢得一席之地的。但不同的是他們的繪畫方式，姜坤側重墨色，鄭小娟強調線條；姜坤的繪畫傾向于寫意，鄭小娟的作品更注重寫實；姜坤後來多以風景為題材，鄭小娟始終是以人物為主線……他們夫妻二人在藝術上的追求，恰好代表了中國畫寫與工的兩極。可以說，姜坤與鄭小娟在各自領域的探索，各創了一片天地，而他們在生活上彼此關照，在藝術上互相融合，最終又都達到了藝術和人生的完美統一。
1982年，鄭小娟調入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工作的變動與時代的變化互相映照，誘發了她的創作熱情。這一年，鄭小娟以湘西的苗女為題材，在過去山鄉寫生的基礎上創作了一幅名為《山雀》的中國畫作品。此畫成為鄭小娟的代表作之一，其最重要的語言變化，就在于畫面中線條的運用，已經從造型的輔助手段中抽象出來，成了獨立的審美形式。這一看似簡單的變化，其實是一種現代觀念的引入，是打破過去的造型模式，重塑了自己的現代性語言。就這種語言轉換而言，既是得益于開放時代的召喚，也是源于鄭小娟的審美自覺。
鄭小娟老師1982年創作的國畫作品《山雀》
同樣是出于審美的自覺，彼時的姜坤也在完成自己的語言脫變，其筆墨暈染已日趨主觀，逐漸形成了他後來以心馭筆、以筆寫心的表現方式。可以說，姜坤和鄭小娟是同時沐浴了時代的春風，也是同時在藝術上突破自我，找到了進入現代繪畫的途徑。正是因為姜坤和鄭小娟既有傳統之功、又敏于時代之變，他們很快便受到業界關注，其才華和能力均得到了老一輩的認可。不久，姜坤和鄭小娟相繼被中國畫研究院借調到北京，一起繪制巨型中國畫《苗嶺趕秋圖》。而當他們完成任務回來後不久，湖南美術出版社成立，開明的上司在考慮社長人選時，首先就想到了鄭小娟。
關于鄭小娟與湖南美術出版社的關系，已有不少回憶文章進行介紹，此處不再贅述。總之，如何沒有鄭小娟，就沒有現在的湖南美術出版社。作為首任社長，鄭小娟不僅為湖南美術出版社打造了一個堅實的人文基礎，更為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民主的工作氣氛。今天的湖南美術出版社仍然人才頻出，充滿生機與活力，其項領之功，應該歸于首任社長鄭小娟。當然，鄭小娟在擔任湖南美術出版社社長期間，也不可避免地耽誤了自己的創作。但是，出于繁榮藝術出版和推動藝術發展的公心，鄭小娟還是甘為人梯，在編輯出版的幕後奉獻了自己精力最為旺盛的年華。而之是以鄭小娟能夠安心于出版工作，姜坤也是功不可沒。姜坤雖然厭棄官場、淡泊名利，但卻深明大義，深知妻子在社長之位，可以做許多繁榮藝術、啟蒙大衆的功德之事。是以，長期以來對鄭小娟都給予了默默地支援。當年，他們一個朝外，一個向内；一個馳騁于出版，一個埋首于案頭，夫妻間的角色互換與互補，早已傳為一段佳話……
姜坤 近作
如今，千秋往事已成過去，姜坤和鄭小娟都早已退休，步入了人生的暮年。然而，他們人老心不老，愁舊紋不舊，不僅筆耕不辍，而且還在藝術上不斷突破、不斷創新，尋找着審美的脫變與人生的升華。姜坤和鄭小娟的這種執着人生與探索意志，為許多後學所敬仰。有理由相信，随着二老洗盡鉛華、返璞歸真後的暮年變法，他們還會迎來人生的第三個春天與藝術創作的第三個高峰。因為無論是姜坤老師也好，鄭小娟老師也罷，都有一種頑強的生命力，也有一顆永遠不老的藝術童心。
2021.5.7于北京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