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城门开开】微信公众号
文字：杨卫
姜坤和郑小娟是画坛双壁，两位老师结为伉俪，在生活上彼此关照，在艺术上相互促进，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半个多世纪。而这半个多世纪，正是中国经历激烈动荡、起落兴衰的半个多世纪。因此，对姜坤和郑小娟两位老师的艺术和人生进行回顾和梳理，可以折射出时代的变迁，也能够看到一代人的精神追求。
姜坤1940年生于湖南邵阳市，爷爷是个手工业主，但抗战后破产，到其父辈以挑河水在街上出卖为生，因此家境比较贫寒。有道是寒门出孝子，姜坤从小懂得生活的疾苦，很早便开始为父母分担一些生活上的困难。大概是因为很小就开始外出谋生，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和事，姜坤的形象思维极为发达，儿时就对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邵阳中学读书时，姜坤曾拜邵阳名画家粟干国为师学习绘画，打下了坚实的造型基础。期间，他还经常创作一些版画作品在报刊上发表，并以此赚取稿费补贴家用。可见姜坤不仅早聪早慧，而且也早就掌握了高超的绘画技巧。正是因为姜坤具有很高的艺术天赋，且又勤奋好学，1959年全国美术联合招生，他便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湖南艺术学院美术系(该院于1958年成立时名为湖南文艺学院，1959年更名湖南艺术学院，1961年与湖南师范学院合并，成为湖南师范学院艺术系，也就是现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和音乐学院前身)。而在姜坤的同学之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画家郑小娟。
姜坤老师姜坤老师近照 姜坤老师近照
郑小娟是湖南长沙人，生于殷实之家，为书香门第。1938年，日寇侵华逼近长沙时，郑小娟一家被迫向后方转移，1940年冬辗转至湖南的南部小镇祁阳，郑小娟的母亲就是在那里生下了她，也就是说郑小娟和姜坤同庚。因为生逢战乱，郑小娟的童年饱受了流离之苦，幸好受父亲的影响，她自幼爱上画画，从中找到了某种心灵的避难所。抗战胜利后，郑小娟一家得以返回故里，但由于他们家在长沙城里的房屋早已于文夕大火中化为灰烬，无奈之下，郑小娟的父母只好带着他们兄妹五人回到长沙县的老家生活。因此，乡村经验构成了郑小娟的生命底色，不仅给她的成长记忆注入了太多淳朴自然的气息，也直接影响了她后来的艺术风格。
郑小娟(前)与父母兄姐郑小娟(前)与父母兄姐全家合影 1951年 郑小娟(前)与父母兄姐全家合影 1951年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实行土改，也波及到了郑小娟一家。1952年，郑家将乡间的所有房屋和土地交付给乡政府后，举家迁回了长沙市。自此，郑小娟成为城里孩子，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不过，由于对乡村有着浓厚的情感，郑小娟初中毕业后，受当时“上山下乡”运动的号召，又主动申请到洞庭湖畔的安乡县农村“插队落户”，成了中国最早的一批“下乡知青”。
郑小娟考上大学，是得到了安乡县文教科的推荐。因为她在农村插队期间就显露出了自己的绘画才能，不仅经常帮农民画门画、灶画，而且还为县里创作过壁画，完成了不少宣传任务。故而，郑小娟很快便在安乡县脱颖而出，经有关部门推荐于1958年考上了湖南文艺学院。由此可见，郑小娟的成长之路与姜坤略有不同。如果说姜坤出身寒门，是靠自己的才华和努力，一步一步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那么郑小娟则因为家庭缘故和自己的选择，经历了起起伏伏。因此，姜坤的性格趋于平缓，做人做事都比较稳健，郑小娟却反倒有些风风火火、较为急进。多年后，郑小娟出任湖南美术出版社社长，将该社做得风声水起，以至于影响了湖南乃至全国的艺术生态，而姜坤则远离喧嚣，埋首案头，一直潜心于自己的创作。他们之间的这种差异，或许正是源于不同的家庭环境与生存背景。
有道是异质相吸，往往人和人之间越是不同，就越具有吸引力。姜坤和郑小娟能够走到一起，既是异质相吸的结果，当然也得益于人生的某种机缘。本来，郑小娟早于姜坤一年考取湖南文艺学院，但由于1959年湖南文艺学院改为湖南艺术学院，郑小娟多读一年后并入艺术学院美术系，便与姜坤成了同学。说来似乎都是天意，冥冥之中命运要安排两个性格不同的人走到一起，因为艺术而结缘，相濡以沫地走过一生。
郑小娟老师近照 郑小娟老师近照
姜坤和郑小娟入大学时，正值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他们经历了“大跃进”，也曾下到农村参与“生产自救”。但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化，生活条件怎么艰苦，姜坤和郑小娟都没有放下学业。期间，姜坤还因为成绩突出被学校保送至广州美术学院进修版画。1961年，湖南艺术学院缩编，与师范学院合并为师范学院艺术系，只留油画和国画两个专业，姜坤被招回学校，与郑小娟一起进入国画专业学习。他俩在绘画专业上正式确定为国画方向，就是在这个时候。据郑小娟回忆，当时教他们山水画的有周达、段千湖和徐照海等老师，教他们花鸟画的有袁醉淹和邵一萍老师，而聂南溪与颜家龙等老师则教他们人物画。这些老师都是当年湖南美术界的翘楚，有他们垂先示范、精心培养下一代，姜坤和郑小娟的中国画水平得到了长足进步。
1963年，姜坤和郑小娟从湖南师范学院艺术系毕业，一起分配到涟源四中教书。但姜坤刚到学校不久就被借调回长沙，与黄肇昌、肖惠祥、吴成群等木刻家一起去了北京人民大会堂创作大型组画《南岳》和《洞庭》。而郑小娟则替在家照看孩子的校长下乡参与“四清”，再次去了农村画画搞宣传。期间，郑小娟创作的中国画《队里的喜事》，还入选了1964年举办的全国美展。自此，郑小娟开始在中国画界崭露头角，而姜坤也早就因为参与人民大会堂的主题创作驰名画坛。两个新人初出茅庐，便佳绩频出，既是他们的才情和能力所致，也是相互鼓励和促进的结果。正是因为姜坤和郑小娟在专业上都极为突出，不久后他们双双被调入邵阳艺术馆工作，成了专业画家。
本来，姜坤和郑小娟进入艺术馆后，借助专业平台可以大显身手。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却打乱了他们的人生轨迹与创作思路。随着运动的全面展开，姜坤被借调到省历史画创作组去为纪念地画画，而郑小娟则下放苗乡劳动，再次回到了农村。说来也是因祸得福，人生往往就是如此，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是在原始而淳朴的苗乡，郑小娟找到了艺术的灵感，由此奠定了她日后美术创作的形象来源与语言基础。而姜坤则因为郑小娟的缘故，屡次前往湘黔边陲探望和旅行，其间也被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风情和古老深厚的民间艺术，以及秀丽多姿的奇山异水所吸引，开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绘画创作。
20世纪70年代初，因“抓革命促生产”需要专业人才，姜坤和郑小娟作为湖南美术创作的中坚力量，又被双双调入省城长沙。姜坤进入省文联，后成为湖南美协美术创作组第一批成员，再后来又成了湖南画院的第一批专业画家。郑小娟则到了省人民出版社当美编，后调入少儿出版社创办少儿期刊《红领巾》，开始了漫长的编辑生涯。
1976年毛泽东逝世，不久，“四人帮”垮台。这标志着“文革”结束，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拉开帷幕。1978年底至1979年初，中共召开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奏响改革开放的号角，由此也唤醒了一个文艺创作的春天。姜坤和郑小娟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思想和观念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那一年，姜坤创作了一幅中国画作品《祖国在召唤》，从中可以折射出时代的气息与画家解放的心声。画中描绘了一辆飞驰的列车其车厢内的情形，五个朝气蓬勃的知识青年面带喜悦之情，不约而同地朝着车窗外眺望，仿佛在迎接一个绽放的春天。而窗外刮来的疾风，将青年们的头发和衣裳拂拂吹起，又增加了画面的动感，使整个场景融入在了一种喜出望外而又怦然心动的气氛之中。可以说，这是一件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手法相结合，并进行时代转换的代表作品，充分显示了姜坤的造型能力，也反映出了那个转折时代的精神面貌。
姜坤老师创作于1979年的国画作品《祖国在召唤》
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后，姜坤便逐渐摆脱主题性绘画的创作模式，从形式出发走向了自我抒情的表现之路，《祖国在召唤》是他步入新时期创作的为数不多的主题性绘画之一。这正是特定时代的人文特征，即在一个新旧交替时期，新的语言尚未生成，以过去的创作方式来表现新的时代精神，便成了一种观念更新的手段。正如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美术史，是从具有现实主义特征的“伤痕美术”与“乡土绘画”开始，继而走向形式探索与观念革命一样。姜坤和郑小娟的绘画创作，也同样走过了从现实主义到形式主义再到自我表现的革新之路。
1978年，在《红领巾》编辑室工作的郑小娟，争取到一个“创作假”。于是，她和丈夫姜坤一起结伴，去了湘西的三江镇深入生活。这是“文革”结束后，郑小娟第一次以美术工作者身份下乡。与以往多次下乡生活的经验不同，郑小娟这次以一个画家视角下乡，多了一种理性的观察。有道是距离产生美，郑小娟带着一种开放的意识回归乡村，重新审视苗乡的风土人情，不禁被其淳朴善良的民风，以及山清水秀的自然风貌所深深触动。由此，郑小娟以苗乡为题材，开始了自己的形式探索，其淳美、朴实、善良，以及母爱的生命内容与美学主题，几乎贯穿于她日后所有的作品之中。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及郑小娟当年创作的一幅中国画，因为这件作品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也构成了郑小娟艺术创作的观念内核。此作就是源于1978年郑小娟去三江写生时所见，当时，在三江镇的一次赶集上，郑小娟发现有一个苗女的袖子上竟然绣着“人民万岁”四个大字。这是此前不可能发生的情况，长期以来的“万岁”专利，不仅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也使中国社会凝成了铁板一块。不曾想，“文革”结束后，意识的松动与早春的气息，竟然首先是出现在边远的山村苗寨，不禁令郑小娟大为惊讶，也颇为感动。她用激动的双手赶紧速写下眼前看到的这一幕，并于日后以此为题创作了一幅大型的工笔画作品。
郑小娟老师创作的苗女袖子上绣有“人民万岁”的作品
追溯新时期以来郑小娟的绘画题材与艺术风格的形成，这应该是她的思想源头和语言基础。也就是说，郑小娟后来主要以少数民族的人物为主，创作她的新工笔画，不仅只是为了表现少数民族的淳朴与善良，更是为了讴歌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人性解放之美。正因为如此，郑小娟创作的工笔画，其流畅的线条也好、丰富的色彩也罢，才有了精神价值的结构，有了时代心理的折射。换句话说，郑小娟后来执着于绘画的形式探索，根本上还是源于她对人性美的发现与转换。这与姜坤有异曲同工之妙。姜坤也是从少数民族题材入手，将形式语言不断纯化，进而在新时期中国当代画坛赢得一席之地的。但不同的是他们的绘画方式，姜坤侧重墨色，郑小娟强调线条；姜坤的绘画倾向于写意，郑小娟的作品更注重写实；姜坤后来多以风景为题材，郑小娟始终是以人物为主线……他们夫妻二人在艺术上的追求，恰好代表了中国画写与工的两极。可以说，姜坤与郑小娟在各自领域的探索，各创了一片天地，而他们在生活上彼此关照，在艺术上相互融合，最终又都达到了艺术和人生的完美统一。
1982年，郑小娟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的变动与时代的变化相互映照，诱发了她的创作热情。这一年，郑小娟以湘西的苗女为题材，在过去山乡写生的基础上创作了一幅名为《山雀》的中国画作品。此画成为郑小娟的代表作之一，其最重要的语言变化，就在于画面中线条的运用，已经从造型的辅助手段中抽象出来，成了独立的审美形式。这一看似简单的变化，其实是一种现代观念的引入，是打破过去的造型模式，重塑了自己的现代性语言。就这种语言转换而言，既是得益于开放时代的召唤，也是源于郑小娟的审美自觉。
郑小娟老师1982年创作的国画作品《山雀》
同样是出于审美的自觉，彼时的姜坤也在完成自己的语言脱变，其笔墨晕染已日趋主观，逐渐形成了他后来以心驭笔、以笔写心的表现方式。可以说，姜坤和郑小娟是同时沐浴了时代的春风，也是同时在艺术上突破自我，找到了进入现代绘画的途径。正是因为姜坤和郑小娟既有传统之功、又敏于时代之变，他们很快便受到业界关注，其才华和能力均得到了老一辈的认可。不久，姜坤和郑小娟相继被中国画研究院借调到北京，一起绘制巨型中国画《苗岭赶秋图》。而当他们完成任务回来后不久，湖南美术出版社成立，开明的领导在考虑社长人选时，首先就想到了郑小娟。
关于郑小娟与湖南美术出版社的关系，已有不少回忆文章进行介绍，此处不再赘述。总之，如何没有郑小娟，就没有现在的湖南美术出版社。作为首任社长，郑小娟不仅为湖南美术出版社打造了一个坚实的人文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民主的工作气氛。今天的湖南美术出版社仍然人才频出，充满生机与活力，其项领之功，应该归于首任社长郑小娟。当然，郑小娟在担任湖南美术出版社社长期间，也不可避免地耽误了自己的创作。但是，出于繁荣艺术出版和推动艺术发展的公心，郑小娟还是甘为人梯，在编辑出版的幕后奉献了自己精力最为旺盛的年华。而之所以郑小娟能够安心于出版工作，姜坤也是功不可没。姜坤虽然厌弃官场、淡泊名利，但却深明大义，深知妻子在社长之位，可以做许多繁荣艺术、启蒙大众的功德之事。因此，长期以来对郑小娟都给予了默默地支持。当年，他们一个朝外，一个向内；一个驰骋于出版，一个埋首于案头，夫妻间的角色互换与互补，早已传为一段佳话……
姜坤 近作
如今，千秋往事已成过去，姜坤和郑小娟都早已退休，步入了人生的暮年。然而，他们人老心不老，愁旧纹不旧，不仅笔耕不辍，而且还在艺术上不断突破、不断创新，寻找着审美的脱变与人生的升华。姜坤和郑小娟的这种执着人生与探索意志，为许多后学所敬仰。有理由相信，随着二老洗尽铅华、返璞归真后的暮年变法，他们还会迎来人生的第三个春天与艺术创作的第三个高峰。因为无论是姜坤老师也好，郑小娟老师也罢，都有一种顽强的生命力，也有一颗永远不老的艺术童心。
2021.5.7于北京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