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審判：國民政府處理日本戰犯的筆錄
劉先生
上海人民出版社
76年前，經過14年的血戰，中國人打敗了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在中國人民抗日戰争中取得了偉大勝利。
七十六年前，中國人民同世界人民一道，以頑強的意志和英勇的鬥争打敗了法西斯主義。
永遠不要忘記過去，永遠是未來的老師，記住曆史，捍衛和平。
今天，蕭小編推薦著名軍事史專家、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劉彤閱讀《大審判：國民政府對日本戰犯的處理》，該書詳細介紹了中國政府從1945年到1949年審判日本戰犯的整個過程，并儲存了大量的起訴書， 判決書、審判記錄、會議記錄等審判檔案，充分還原讀者失傳已久的曆史真相。
★牢記曆史的★
精彩的書摘
溫|劉宇
本書是2015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抗戰勝利後日本戰犯審判的國民政府研究"的最終成果。
你為什麼學習這個主題？它的政治意義和學術價值是什麼？
這是一段已經失去的悠久曆史。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國抗日戰争獲勝。根據盟國的同意，中國政府開始為戰後審判做準備，成立了"戰争罪委員會"，并制定了《戰争罪犯審判辦法》等檔案，以逮捕、拘留和引渡日本戰犯。
從1945年8月到1947年5月，中國各地逮捕了2，259名日本戰犯。在北平、沈陽、南京、廣州、濟南、漢口、太原、上海、徐州、台北等10個城市設立了軍事法庭，審判戰犯。從1945年12月到1949年1月，共有863名日本戰犯受到審判，其中139人被判處死刑，其餘人被判處無期徒刑，刑期各不相同，部分原因是證據不足。
1946年1月19日，遠東最高盟軍司令部在盟軍授權下，成立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審判日本戰犯（又稱"東京審判"）。作為東京審判的組成部分，中國國内審判積極提供證據，特别是南京大屠殺的揭露，為東京審判做出了重要貢獻。
戰後對日本戰犯的審判是中國政府在英美等國放棄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後對日本戰犯的獨立審判。這是長期遭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國人民宣示主權、維護正義的重大事件。在沒有先例、沒有經驗的背景下，獨立進行如此大規模的國際審判，也是對中國司法工作者的嚴峻考驗。平心而論，國民政府許多外交、法律和軍事人員，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為大規模完成這次審判作出了最大努力，取得了很大成績。
然而，這麼重大的試驗在很長一段時間内很少被提及，除了南京試驗中的相關研究外，其他研究成果都很少。非常遺憾的是，目前還沒有全面的論文。這主要有兩個曆史原因：
第一，政治方面。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産黨一直不承認國民政府對日本的審判。《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包含兩篇文章：1949年1月28日《中共發言人關于指令南京政府重新逮捕日本侵略軍前總司令岡村甯基和逮捕國民黨内戰罪犯的講話》和1949年2月5日《中共發言人關于和平條件的聲明，必須包括懲罰日本戰犯和 國民黨戰犯。國民政府軍事法庭宣判岡村仁治無罪，被斥為"背叛國家利益、與日本法西斯軍閥勾結的犯罪行為"。是以，新中國成立後，國民黨政府沒有承認日本審判的合法性，甚至影響了對東京審判的研究。是以，這段曆史已經很久沒有被提及了。
2. 曆史資料。由于當年的審判全部由軍事法庭進行，檔案檔案儲存在當地軍事總部。後來，沈陽、濟南、徐州等地都經曆了戰争，軍事檔案不見了。除南京和北京審判檔案外，其他城市的審判檔案很少儲存。這是研究難度大的主要原因。
從1931年日本開始侵略中國的"918事件"，到1945年抗日戰争的勝利，中國是二戰前後遭受最長時間和傷亡最多的國家。但是，日本侵略中國的罪行，還沒有得到全面徹底的清算和研究。在東京審判的法庭上，由于美國的上司，侵略中國罪并沒有作為日本的主要和最嚴重罪行被深刻揭露。在中國受審的日本戰犯，由于證據收集和時間關系、國内政治和戰争原因，在揭露戰争罪行方面也受到限制。還有許多罪行，如掃蕩共産黨抗日基地，掃蕩東北地區抗日聯軍的罪行，鎮壓抗日人民，這些都不包括在審判中。由于那一年的深入性和不完整性，日本右翼會否認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戰争罪行，甚至稱南京大屠殺為"虛構"，這引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也使中國學者深刻反思。
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中心自2011年成立以來，高度重視基本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先後影印出版了80卷《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記錄》和50卷《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證據整合》以及國内外多項研究著作。中國審判是東京審判的一個組成部分，随着東京審判研究的深入和發展，中國國民黨政府将日本戰犯作為獨立主體審判已經符合研究條件。
對日本的戰争罪行和審判進行深入而全面的研究，是一個具有重大政治和學術意義的課題。通過具體和實證的研究，揭露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行，弘揚國家正義，使中日兩國人民永遠銘記曆史的教訓。否認日本右翼侵略中國罪是最有力的回應。
作為一項填補空白的研究，該項目的目的是：
1.全面恢複當年審判日本戰犯的全過程。全面梳理和研究國民黨政府十大審判日本戰犯法庭的曆史資料，重制當年的審判情況。
2.運用法律和曆史方法，研究審判過程中日本戰争罪的認定、驗證、量刑、判決的細節，并對當年的審判情況進行綜合評估。
3、研究審判過程中因曆史原因造成的不足和教訓，總結曆史經驗。
4.尋找新的曆史資料，對當年審判中未涉及和深化的日侵華罪行進行更深入的研究論證。
5. 與東京審判庭等亞洲法院，特别是中國審判與東京審判的合作、證據和證人的提供、甲類戰犯和乙、丙、丙、戰争罪的清理，以及日本戰争罪的清理等，對日審判進行綜合研究。
經過五年的辛勤勞動，現在完成的工作為讀者提供了什麼？
第一，全面說明國民政府對日本戰犯的審判情況。從聯合國戰争罪審查委員會的成立，到中國的參與、法律法規的頒布、戰争罪的認定，都展現了中國與國際反法西斯聯盟的合作與合作。這本書記錄了中國法律從業者與國際标準的快速融合，對數千名日本戰犯的篩選、逮捕、調查和審判，以及對十個軍事法庭的審判。從這些具體的情節中，讀者可以感受到審判日本戰犯的曲折過程，成就，遇到的困難和問題以及如何解決。雖然有許多不合群的，但它反映了中國人民反對日本侵略的戰争罪行和清算、正義、懲罰邪惡。在這些領域，本書做了開創性的研究，讓讀者對這一重要的曆史程序有了全面的了解。
第二，保留日本審判的原貌。我們過去對這段曆史知之甚少，是以我在研究和寫作過程中盡可能多地保留了原始文獻。我查閱了大量的曆史檔案，從這些起訴書、判決書、審判記錄、會議記錄、通信中看到了審判過程的複雜性。更重要的是，每一份判決都有被害人的中文名字，這是最直接的曆史。例如，上海日本憲兵隊的曹蒼白波迫害愛國學者蘇家榮的案件，五四青年和愛國地理學家，在抗日戰争期間用反日意識形态描繪了"日本帝國入侵中國"，在書店裡發行。1944年7月，日本憲兵團坎伯巴坦逮捕了蘇嘉榮。在憲兵的酷刑、灌溉中，造成蘇家榮肺傷，釋放死亡。判決清楚地記錄了這一過程。如果我給出一個一般性的解釋，它并不能準确地反映曆史景觀。是以，我保留了盡可能多的曆史文獻，引用了很多審判的原始文本。我認為這些檔案不僅反映了審判過程，而且反映了審判定罪的法律依據，這些文書的起草和締結，反映了審判工作者的努力。此外，我研究曆史，而不是法律。在描述審判過程時，各法院在法律定罪時，引用法律、量刑的理由，各有特點。我認為這些檔案是有價值的資訊，它們都是第一次釋出。為了保留原貌，一方面為後者的研究人員提供第一手資料，另一方面，也可以由法學專業和其他專業研究人員分享，為今後的深入研究創造條件。
第三，我寫這本書不是為了激發曆史仇恨，而是為了實作人類捍衛和平的共同願望。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康夫訪華，實作中日外交關系正常化。在歡迎晚宴上，周恩來總理在長緻辭中指出："不要忘記未來，未來的老師。"這是中日關系的原則。我們不會忘記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對中國人民的罪惡。記住曆史的目的不是讓它重演。作為東京審判的一部分，中國的審判懲罰了日本戰犯，并确認了亞洲和國際戰後和平的新秩序。這種模式仍然是當今亞洲和世界維持和平的基石。如果有人問我：寫這本書有什麼用？我的回答是：這是一塊石頭，為中日友好與和平奠定了基礎。如果有人敢翻曆史的一頁，不承認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就會在曆史證據面前打擊右翼，使他們沉默。我在東京的靖國神社，在那裡我看到了被廣州法院判處死刑的日本戰犯米拉本的照片，以及一本正在展出的死亡書，還有一個人在招募他的靈魂。這本書是與日本右翼勢力針鋒相對，看看中國人如何審判他們的戰争罪行。緬懷曆史，捍衛和平，絕不是一句空話，而是一件艱苦的工作。
以上摘自《大審判》的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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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上海人民出版社
編輯：徐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