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我想站起來崇拜佛陀。
現在在甯浩執導的類型片中，很難看到第六代群體叛逆和反思的一面，也許對于其他六代導演來說也是如此。按理說，普通人燒什麼香，崇拜什麼佛，但如果你是僧人，那麼寺廟裡一定有佛，心裡有佛。事實果真如此，但人類事物的現實總是無助地扭結着。作為甯昊導演處女作，電影《香火》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賈樟柯的處女作《小武》，但與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底層叙事不同，《山火》的叙事符号，使甯浩的諷刺象征和他所指的群體的個人理想和社會現實的撕裂。這部電影講述了一個僧侶努力修複佛像的故事，最終面臨寺廟拆除危機。影片以紀錄片形象風格拍攝，叙事呈現的空間展現了一定時期的村莊和縣，從背景到技術片整體呈現出一種直接指向現實的粗犷感覺。
一、時代的建築形象
作為一種時空藝術，空間是其重要的表達對象。在相機的眼球下，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空間資訊都會自動通過眼睛傳遞到"記憶神經"中。是以，這部電影在時代具有深刻而真實的媒體優勢，正如阿爾多·羅西所說："我相信我們這個時代的卡納萊托和皮拉内西是導演，是制作電影的人：他們描繪了現代城市，它的中心和邊緣......這些城市的邊緣首先是由電影發現的，而不是由建築師發現的。"不同時代、不同國家、不同民族地區的導演之間空間的方式不同，但他們的作品卻成為相應政治和社會文化的典範，這也是讓電影考古有意義的原因之一。
第六代董事成長于經濟複蘇和改革的時代，經曆了中國社會經濟轉型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和人際關系變革。影片神聖感的衰落使得第六代導演在現實中從藝術向産品過渡，展現出"青春期"式的叛逆和銳利，在"第六代"的身份标簽下，他們創造了影片展現在這個特殊社會時期的勇氣和真誠，直覺地呈現出社會的外表， 底層的生活環境和人們無助的命運由他們通過鏡頭展現得淋漓盡緻。
電影《香火》就是這部創意劇情片下的典型案例，故事發生在山西省懷仁縣從小鎮到農村的地理空間。影片是在導演的家鄉拍攝的，是以在中國村鎮的出現，甯浩有了更生動的思考。黃泥牆、灰白色的沙路、聚集的村舍、為鄉村展示的影片，不同于傳統畫面的表現。導演選擇把鏡頭拉得高高的，鄉村的全貌完全呈現在觀衆的視野中，這樣的畫面将農村的結構特征和物質記憶的全面展現，而農村低層房屋在畫面表現中表現得更加壓抑，底層艱難卑賤的生活則以空間的形式展現出來。當鏡頭與人物一起進入農村生活環境時，鏡頭的場景就會減少，畫面的内容就局限于了主人公有限的活動和視野，小人物單調乏味的孤獨感。
導演除了用景觀來表現農村建築的宏觀結構和微觀物質表現外，還用鏡頭記錄了一些具有時代特色的建築。比如說，有毛主席語錄的鄉村劇場，南小寨的破廟，有收音機的農村教室等等。這些空間建築不僅代表了農村時代的獨特産物，也是導演曆史和情感的記憶注腳。
當故事進入城鎮時，鏡頭的高度與角色一緻，相機旨在顯示角色與代表社會經濟轉型的城市空間之間的關系。在角色的旅行過程中，畫面的景深将突出小鎮的空間特征。在一些發生的場景中，如街頭宣傳黑闆、音樂廳、美發沙龍等，建築空間在發揮叙事舞台的同時，也拓展了地外情節和意義。而且導演的鏡頭表現也與以前不同，通常即使是低角度的位置也會被僧人這個角色在小鎮空間迷失和尋找一個鮮明的反映，同樣也是社會時期下層人士的生活。
二、空間與建築的隐喻
在建築設計中，隐喻作為一種常見的設計手法，通過從宏觀到微觀的各種形式應用于不同的曆史時期，而建築本身就是從抽象到具象隐喻的神權、紳士、人權等精神産品的隐喻。在電影《香》中，建築場景從導演作者的角度出發，在電影的叙事和思想表達中具有重要的象征作用。
其實，影片講的是一個關于"信仰"的故事，在筆者看來，信仰與人的關系是什麼，面對社會環境和國家制度，信仰的境況如何，信仰在現實生活中追求和安定的方式，是影片關注的三個問題。在這三個問題的回答和解釋中，建築成為問題的主語和客體。
影片其實并沒有給出破廟的全貌，更多的是場景标題，畫面的亮點也是"一尊佛像"。其實，這座沒有給出全貌的廟宇，代表了社會轉型時期第六代導演的迷茫感和不确定感。他們代表了僧侶和觀衆的雙重身份，一方面，他們生活在寺廟裡，但佛陀在曆史上變得破舊不堪，另一方面，他們對這種生活環境感到陌生和陌生，而導演在影片結尾處以一種悲傷而無助的方式寫道——對于過去熟悉的環境， 即使有人在做修理努力，但面對時代的不可抗力，也隻能噴灑大"拆遷"。
此外，影片最後一個空鏡頭可能代表了導演的哲學或安慰性回答。在佛陀的聲音下，鏡頭慢慢轉向廣袤孤獨的黃土地，土地是人類生存的根基，在時代的混亂下，導演試圖再次将希望恢複到這個原來的家園，他們可能都像崇拜佛陀的僧侶一樣，從信仰開始，但總是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突然不知所措， 而成長信念的原地，或許就是解答這一現實混亂的真正哲學。
結語：
就像《小武》的結局一樣，和尚雖然沒有被拴在電線杆上，但他也以無助的姿态被鎖在社會體系中。傳統的合法性在今天已經變得非法，但金錢的欺騙已成為現代性的"轉化"。在影片中，諷刺的劇情設計抹黑了現實，角色剛剛用手折射出光芒，才回到被現實擊倒的信仰之軀。通過真實的空間再現，影片将嚴肅的社會命題轉移到真實的舞台上去讨論，在銳利的戲劇建築和空間上成為高能量文本的時代記錄和回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