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故事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反思，有趣的是，大多數最好的二戰主題作品都是在德國拍攝的，這部電影也是如此。
奧斯威辛集中營"幾乎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不法行為的代名詞"。說到這裡，每個人都會記得曆史教科書中關于大屠殺的章節，這是人類曆史上最"不人道"的章節之一。由于其衆所周知的惡名，很難想象奧斯威辛集中營在戰後的十年中被遺忘。1945-46年的紐倫堡審判隻觸及了盟軍認為最重要的戰犯，波蘭當局在奧斯威辛集中營隻處理了幾十人，那裡有7000多名黨衛軍軍官和士兵。更重要的是，這些審判要麼是盟軍控制下的政治表演，要麼是對波蘭等外國當局的清算，沒有任何漣漪，沒有啟示，沒有反思。無數在奧斯威辛集中營作惡的黨衛軍成員，戰後悄悄地藏在人群中，像普通人一樣工作，過着安靜的生活。直到1960年代初由黑森州總檢察長、前猶太逃犯弗裡茨·鮑爾（Fritz Bauer）上司的法蘭克福審判，二戰戰俘才首先受到德國法律的懲罰，集中營的曆史開始折磨德國的靈魂，奧斯威辛才進入史冊，成為德國和全人類記憶中永久痛苦的傷疤。
電影《沉默迷宮》講述了這種"揭開傷疤痕"的故事。1958年在法蘭克福，奧斯威辛集中營幸存者西蒙·科爾什（Johannes Korsh）無意中發現，折磨他的集中營看守不僅在逃，而且還在一所學校教書。在記者托馬斯·格奈爾卡（Thomas Gneilka）的幫助下，他向州司法部尋求幫助，但沒有人願意接手如此困難的案件。出于好奇，新晉檢察官約翰·拉德曼（亞曆山大·弗林飾）接管了科爾什的上司并進行了調查。從未想過，調查過程面臨層層阻力，從司法部同僚的困惑到警方的不合作。昔日的劊子手現在生活在和平之中，他們的資訊悄悄地堆積在美國軍事檔案中心，人們隻看到戰後經濟起飛，歌舞互舞的生活——對曆史的冷漠築進了一個狡猾的迷宮，尋求真相的人被困在其中。
這裡有一句話，其實二戰後，德國人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内都在否定自己和自己的民族，在龍英泰的《親愛的安德烈》中提到，一支美式橄榄球隊在勝利後會歡呼"美國萬歲"，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當它發生在一支德國隊身上時， 不同的是，他們不敢歡呼，因為在歡呼之後，其他國家的人會用一種奇怪的恐怖看着他們。
意大利裔德國導演理查雷利沒有把《沉默的迷宮》拍成弗裡茨·鮑爾的傳記片，關于以色列摩薩德的内容隻是一個背景。這部電影并不完全忠實于曆史，有一個略帶浪漫色彩的角色約翰·拉德曼（John Radman），把這個金發帥哥放在叙事的中心，不僅是一種戲劇性的需要，也是對曆史觀視角的微調。主流叙事通常更關注鮑爾與摩薩德合作捕捉"納粹劊子手"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曆史，而電影的主角則被另一名戰犯"死亡天使"約瑟夫·門格勒（Joseph Mengele）追捕，他的醫學"研究"由奧斯威辛集中營上司，以猶太囚犯的屍體為測試，是大屠殺曆史上最可怕的一頁。拉德曼沒有成功，是以他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在其他初級戰犯身上。影片結尾的字幕告訴我們，孟格勒從未受到法律的懲罰，而是在南美度過了餘生，死于意外。正義并非總是得到伸張，正如我們所希望的那樣，邪惡有時可能逍遙法外。從某種意義上說，《沉默的迷宮》的曆史觀其實更殘酷、寫實、冷靜，藝術手法或許浪漫而戲劇化，但資訊卻令人不寒而栗。
理查雷利透露，法蘭克福審判的最大意義不是複仇式的清算，而是德國社會的覺醒，德國社會陶醉于戰後的繁榮。每一個卷入調查的黨衛軍中層軍官都是一段令人不寒而栗的曆史，而公開，就是用響亮、清晰、不容置疑的聲音折磨德國良知，讓整個民族走出迷宮般的沉默。
作為去年多倫多電影節競賽的一部分，《沉默的迷宮》于今年5月在德國以外的歐洲國家上映，紀念納粹德國投降70周年。這不是一部直接反映戰争和屠殺的電影，而是反思。它向我們表明，關于暴力和犯罪的記憶正在不斷被修改和重塑，關于這些記憶的文字争奪戰也是一個險惡的戰場，敵人的武器是謊言，拖延和隐藏。每一個試圖找到真相、記下自己記憶的人，都是這場戰鬥中的英雄，而這些英雄面臨的最大困難，不是狡猾的戰犯，而是我們的沉默和遺忘。
也許巧合的是，演員亞曆山大·費林（Alexander Ferrin）八年前的一部舊作品也許是《沉默的迷宮》（The Silent Labyrinth）中最好的選擇：弗林飾演一位年輕的當代德國人，他在奧斯威辛集中營（Auschwitz）執行公共服務時遇到了一名集中營幸存者。今天的奧斯威辛，正如片面的原著所說，戰後，遊客們喜歡編織，曆史仿佛翻開了一頁，沒有回頭路。幸運的是，這些藝術作品，包括電影，也把這段曆史刻在德國的記憶中，在每一次反思中折磨着每一個靈魂。是以，曆史不再沉默，我們不再被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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