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故事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有趣的是，大多数最好的二战主题作品都是在德国拍摄的，这部电影也是如此。
奥斯威辛集中营"几乎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不法行为的代名词"。说到这里，每个人都会记得历史教科书中关于大屠杀的章节，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不人道"的章节之一。由于其众所周知的恶名，很难想象奥斯威辛集中营在战后的十年中被遗忘。1945-46年的纽伦堡审判只触及了盟军认为最重要的战犯，波兰当局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只处理了几十人，那里有7000多名党卫军军官和士兵。更重要的是，这些审判要么是盟军控制下的政治表演，要么是对波兰等外国当局的清算，没有任何涟漪，没有启示，没有反思。无数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作恶的党卫军成员，战后悄悄地藏在人群中，像普通人一样工作，过着安静的生活。直到1960年代初由黑森州总检察长、前犹太逃犯弗里茨·鲍尔（Fritz Bauer）领导的法兰克福审判，二战战俘才首先受到德国法律的惩罚，集中营的历史开始折磨德国的灵魂，奥斯威辛才进入史册，成为德国和全人类记忆中永久痛苦的伤疤。
电影《沉默迷宫》讲述了这种"揭开伤疤痕"的故事。1958年在法兰克福，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者西蒙·科尔什（Johannes Korsh）无意中发现，折磨他的集中营看守不仅在逃，而且还在一所学校教书。在记者托马斯·格奈尔卡（Thomas Gneilka）的帮助下，他向州司法部寻求帮助，但没有人愿意接手如此困难的案件。出于好奇，新晋检察官约翰·拉德曼（亚历山大·弗林饰）接管了科尔什的领导并进行了调查。从未想过，调查过程面临层层阻力，从司法部同事的困惑到警方的不合作。昔日的刽子手现在生活在和平之中，他们的信息悄悄地堆积在美国军事档案中心，人们只看到战后经济起飞，歌舞互舞的生活——对历史的冷漠筑进了一个狡猾的迷宫，寻求真相的人被困在其中。
这里有一句话，其实二战后，德国人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在否定自己和自己的民族，在龙英泰的《亲爱的安德烈》中提到，一支美式橄榄球队在胜利后会欢呼"美国万岁"，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当它发生在一支德国队身上时， 不同的是，他们不敢欢呼，因为在欢呼之后，其他国家的人会用一种奇怪的恐怖看着他们。
意大利裔德国导演理查雷利没有把《沉默的迷宫》拍成弗里茨·鲍尔的传记片，关于以色列摩萨德的内容只是一个背景。这部电影并不完全忠实于历史，有一个略带浪漫色彩的角色约翰·拉德曼（John Radman），把这个金发帅哥放在叙事的中心，不仅是一种戏剧性的需要，也是对历史观视角的微调。主流叙事通常更关注鲍尔与摩萨德合作捕捉"纳粹刽子手"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历史，而电影的主角则被另一名战犯"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勒（Joseph Mengele）追捕，他的医学"研究"由奥斯威辛集中营领导，以犹太囚犯的尸体为测试，是大屠杀历史上最可怕的一页。拉德曼没有成功，所以他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在其他初级战犯身上。影片结尾的字幕告诉我们，孟格勒从未受到法律的惩罚，而是在南美度过了余生，死于意外。正义并非总是得到伸张，正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邪恶有时可能逍遥法外。从某种意义上说，《沉默的迷宫》的历史观其实更残酷、写实、冷静，艺术手法或许浪漫而戏剧化，但信息却令人不寒而栗。
理查雷利透露，法兰克福审判的最大意义不是复仇式的清算，而是德国社会的觉醒，德国社会陶醉于战后的繁荣。每一个卷入调查的党卫军中层军官都是一段令人不寒而栗的历史，而公开，就是用响亮、清晰、不容置疑的声音折磨德国良知，让整个民族走出迷宫般的沉默。
作为去年多伦多电影节竞赛的一部分，《沉默的迷宫》于今年5月在德国以外的欧洲国家上映，纪念纳粹德国投降70周年。这不是一部直接反映战争和屠杀的电影，而是反思。它向我们表明，关于暴力和犯罪的记忆正在不断被修改和重塑，关于这些记忆的文字争夺战也是一个险恶的战场，敌人的武器是谎言，拖延和隐藏。每一个试图找到真相、记下自己记忆的人，都是这场战斗中的英雄，而这些英雄面临的最大困难，不是狡猾的战犯，而是我们的沉默和遗忘。
也许巧合的是，演员亚历山大·费林（Alexander Ferrin）八年前的一部旧作品也许是《沉默的迷宫》（The Silent Labyrinth）中最好的选择：弗林饰演一位年轻的当代德国人，他在奥斯威辛集中营（Auschwitz）执行公共服务时遇到了一名集中营幸存者。今天的奥斯威辛，正如片面的原著所说，战后，游客们喜欢编织，历史仿佛翻开了一页，没有回头路。幸运的是，这些艺术作品，包括电影，也把这段历史刻在德国的记忆中，在每一次反思中折磨着每一个灵魂。因此，历史不再沉默，我们不再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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