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題：從“表現”到“革命”——創造社時期的成仿吾
中國人民大學校内的成仿吾像 資料圖檔
延安時期的成仿吾 資料圖檔
《創造月刊》創刊号 資料圖檔
成仿吾（右一）與創造社成員郁達夫、郭沫若、王獨清在一起。資料圖檔
【大家】
學人小傳
成仿吾（1897—1984），湖南新化人，教育家、文學家、翻譯家。早年留學日本，1921年回國。與郭沫若、郁達夫等人共同創立了著名文學團體“創造社”。1928年在法國巴黎加入中國共産黨，主編中共巴黎、柏林支部機關刊物《赤光》。1931年9月回國，在上海參與組織“左翼社會科學家聯盟”。1934年參加長征。到達陝北後，任中共中央黨校教務主任，後曆任陝北公學校長、華北聯合大學校長、華北大學副校長。新中國成立後，曆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東北師範大學校長，山東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等職。著有《長征回憶錄》《成仿吾文集》等，譯有《共産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等。
成仿吾是我國無産階級革命家、忠誠的共産主義戰士、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代表、無産階級教育家、社會科學家。作為革命家、教育家的成仿吾，其曆史功績已經得到廣泛認可，而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代表”，成仿吾的貢獻還未得到充分總結。今年是創造社創立一百周年，成仿吾是貫穿創造社前後期的最重要的理論家，我們有必要回顧其傑出的一生，并對其創造社時期文學理論探索的得失作出公允評價。
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代表，成仿吾最重要的貢獻是為創造社樹立了正面的文學觀念，為已經進行了五年的、以寫實主義為主要特征的中國新文學注入“想象的”“情感的”因素。他高舉“文學是時代的良心”的旗幟，為郭沫若反映“時代精神”的《女神》做出最初的理論開路。同時，他又以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精神，對當時已獲得廣泛聲譽的新詩詩人和小說家展開“旋風”式的批評，他對胡适《嘗試集》、周作人所譯日本俳句、俞平伯等人新詩、冰心所寫小詩、魯迅小說集《呐喊》的批評意見，是有藝術見地的。其批評的勇氣以及在批評中所展現的才華和洞察力，都是值得嘉許的。成仿吾的批評，大大促進了中國新文學的發展。然而，由于曆史上他對魯迅的“錯批”，成仿吾對于中國新文學理論和創作實踐的貢獻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總結。一百年後的今天，我們可以用更為客觀的眼光來看待當年的批評與論争，超越固有的思維定式，還原曆史行進中的邏輯，總結成仿吾批評中建設性的部分，同時也不回避其曆史的局限性。
棄工從文：留學生涯與文學啟蒙
成仿吾開始其文學批評生涯時所使用的最重要的理論資源是德國表現主義，這和他的留學經曆有着密不可分的關系。1910年，13歲的成仿吾跟随大哥成劭吾東渡日本，入名古屋第五中學讀一年級。1911年成劭吾回國參加辛亥革命，而留在日本的成仿吾，則由名古屋來到東京補習學校，後考入岡山第六高等學校二部（工科），進入大學預科學習階段。成仿吾曾經跟着大哥編譯過一本英語詞典，再加上他有着極高的語言天賦，在岡山六高，他是唯一不用詞典上課的中國留學生。六高的第一外語是德語，“外語課分量很重，而且總愛選一些文學上的名著來做課本”。這是日本外語教學突出的特點，教師們把文學作品作為教材來講授該國語言，這就使學生在學習外語的同時，還了解、欣賞了該國的文學。成仿吾對歐洲特别是德國文學的興趣，是與六高時期的學習密切相關的。在那裡，他學習了歌德、席勒的作品，此後又涉獵康德美學。他對表現主義的了解也起步于這一時期。學習作為語言讀本的外國文學，激發了他對文學的興趣。
而在岡山六高結識的同校學生郭沫若，則是成仿吾投身文學活動的觸媒。1915年夏天，兩人一見如故，因為他們都抱着富國強兵的志向，都對文學有着狂熱的愛。他們經常一塊兒登山，一塊兒劃船，一塊兒拍浪擊水遊向深海。更經常的，是在一起交流文學理想。即使後來他們考進東京帝國大學，一個學兵器制造，一個學醫，對文學的熱愛也未稍減。那時，剛剛創刊的《新青年》雜志創刊倡導白話文學，時代最新風潮漂洋過海傳到日本。敏感的郭沫若首先躍躍欲試，他開始創作新詩，1919—1920年之間寫作了《雪朝》，其中“我全身心好像要化為了光明流去”是最為成仿吾所欣賞的詩句。成仿吾也追随郭沫若，從1920年起開始寫詩，他的詩“異常地幽婉，包含着一種不可捉摸的悲哀”。成仿吾、郭沫若又與同在東京帝國大學的郁達夫、張資平等人逐漸熟悉起來，商量着辦“一種純文藝的雜志”。其時，他們的文學理想都還比較偏于“浪漫主義”，有“為藝術而藝術”的傾向。
深受文學理想沖擊而不安于專業學習的成仿吾和郭沫若，于1921年4月，放棄學業結伴回到上海。兩人一同進入泰東書局，中間遇到一些周折，最後成仿吾妥協去長沙工作，換得郭沫若留在泰東書局，這為創造社後來的出版業務提供了必要的準備。1921年7月，創造社在日本成立了。此時在長沙兵工廠任技正（總工程師）的成仿吾，為了專心投入創造社的編輯和寫作工作，又辭職前往上海。他在刊物約稿、審稿、編稿乃至出版發行的整個過程中費心費力，同時還兼做理論工作和創作，實在是創造社的“一根撐天柱石”。
炸出一片新天地：對創造社前期的理論建設
從1922年至1926年，成仿吾寫有40多篇文學理論和批評文字。其中最重要的是發表于1923年的《詩之防禦戰》和《新文學之使命》兩篇文章，為“創造社”炸出一片新天地。初登文壇的成仿吾還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的文學理論背景是從柏拉圖、亞裡士多德直至康德的西方古典美學，以及當時還是新銳的表現主義。
他在《新文學之使命》這篇後來廣有争議的文章中，明确提出“文學是時代的良心”這一命題，他所謂“新文學的使命”共三項，包括“對于時代的使命，對于國語的使命，對于文學的使命”。雖然後來創造社是以“為藝術而藝術”而在現代文學史上知名的，但創造社并不是“唯藝術派”，成仿吾在其早期所提出的“三項使命”包含了“社會—審美”兩面。文學是“時代的良心”，而這個時代是 “一個弱肉強食、有強權無公理的時代，一個良心枯萎、廉恥喪盡的時代，一個競于物利、冷酷殘忍的時代”，“我們的時代已經被虛僞、罪孽與醜惡充斥了”。成仿吾在文中大聲疾呼時代問題，并認為文學是能夠表現世間這些苦狀而激起變革的希望的，相信文學如果使“表現自我的能力充實起來”，就能“把一切心靈與心靈的障礙消滅了”。
他宣告文學“是直訴于我們的感情”，“目的是對于一種心或物的現象之感情的傳達”，堅信“文學始終是以情感為生命，情感便是它的終始”。這樣的觀點，很容易被了解為強調文學的“主觀性”。但成仿吾的“主觀”“客觀”都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根據俞兆平的研究，成仿吾是在康德認識論意義上确立“主觀的”“表現的”文學具有的“普遍性”和“客觀性”。俞兆平指出，“成仿吾所使用的‘主觀’與‘客觀’的概念與我們一般所了解的哲學概念不同”，而是能對應于康德認識論所論的“主觀演繹”的三個階段，即成仿吾所總結的“在意識中，凡直覺等單系由經驗所統一的皆為主觀的統一，若再經過悟性Verstand的統一便可以稱為客觀的”。是以，成仿吾所論“主觀”，是經驗的綜合，“含有超個人的性質”，即具有普遍性，因而也具有了“客觀性”。這表明他提倡寫“内心”的文學，并不是僅僅提倡寫私人特殊的情感，而是希望以有特色的個體去展示時代的整體，即以特殊展示普遍。
在這個“普遍”與“特殊”的意義上，他區分了“表現”的文學與“再現”的文學，并以前者為重。能夠“以小的暗示大的，能以部分暗示全部”的文藝作品，是他所肯定的“表現”的文學；而“以全部來示全部”的文藝作品，被他批評為是“勞而無功”的“描寫”，是“再現”的文學。他呼籲作家要“把住時代，有意識地将它表現出來”，進而“使一般的人對于自己的生活有一種回想的機會與評判的可能”。他認為好的文學作品“到底是‘表現’而不是‘描寫’”，“描寫終不過是文學家的末技”，“描寫”是“自然主義”的，是“淺薄的”“平凡的”甚至是“庸俗的”。以此為架構，他對五四時期的文學展開了嚴肅而有價值的批評。他不留情面地将魯迅《呐喊》集中的多數作品歸為“再現的記述”的“庸俗”之作。郭沫若說成仿吾為創造社“炸出一片新天地”，其中幾枚最重的炸彈是投給魯迅先生的。成仿吾對《呐喊》的批評，主要是認為魯迅長于“描寫”而不善于“表現”。他認為《呐喊》集中“《狂人日記》為自然派所主張的紀錄”，“《孔乙己》《阿Q正傳》為淺薄的紀實的傳記”；他指出《孔乙己》《藥》《明天》“這樣的作品便再湊千百篇攏來，也暗示全部不出”，而這樣“死寫出來的東西”“是沒有價值的”。
長期以來，對成仿吾當年對魯迅的批評，人們給出的多數解釋是“誤會”說。這其實是脫離具體曆史語境的善意的辯護。成仿吾以“表現”淩駕于“再現”之上，表明他有着與魯迅不同的藝術觀和文學觀。和表現主義一樣，成仿吾将“表現内心”作為文學的最高追求，是以《呐喊》集中被他高度肯定的是《端午節》，因為這篇小說充盈着作者“那想表現自我的努力”，而這“表現”是有可能暗示出社會的全部的。是以成仿吾對魯迅作品的批評不是誤會，而是基于自己表現主義的文學批評标準。
轉向“革命文學”：對創造社後期的理論貢獻
1926年是成仿吾第二個“爆發期”，他開始轉向“革命文學”。
1926年3月初，郭沫若應聘廣東大學文科學長，郭沫若到廣州後，作《革命與文學》一文，這是第一篇提倡無産階級革命文學的文章，具有開創之功。成仿吾緊随其後，發表了《革命文學和它的永遠性》。但對“革命文學”之“革命”的認識，還有點模糊。他認為，“革命是一種有意識的躍進。不問是團體的與個人的，凡是有意識的躍進，皆是革命”。可以确定，此處的“革命”還是在“國民革命”的範疇内。此時，成仿吾強調的是“革命”與人的情感及人性的關聯，他将“革命感情”作為“革命文學”“質的規定性”：“革命文學不因為有“革命”二字便必要革命這種現象為題材；要緊的是所傳的感情是革命的。一個作品縱然由革命這種事實取材，但它仍可以是不革命的，更可以不成文學。反之，縱然它的材料不曾由革命取來，不怕它就是一件瑣碎的小事，隻要它所傳的感情是革命的，能在人類的死寂的心裡，吹起對于革命的信仰與熱情，這種作品便不能不說是革命的。”這一方面強調的是文學之感性特征，另一方面，也突出了文學的功用性。
他還表示：“如果文學作品是革命的，它的作者必須是具有革命的熱情的人；如果要是永遠的革命文學，它的作者還須徹底透入而追蹤到永遠的真摯的人性。”而“永遠的人性”是指“真理愛、正義愛、鄰人愛等”，也可統稱為“人生之熱愛”。他關于文學的定義是“文學的内容必然地是人性的”。這些顯然都是“資産階級”“人道主義”那一套，并無多少“無産階級階級意識”。隻是說到“團體意識”的時候，才具有一點新興階級的氣息了：“而我們維持自我意識的時候，我們還須維持團體意識；我們維持個人感情的時候，我們還須維持團體感情。要這樣才能産生革命文學而有永遠性。”從上述引文，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1926年倡導“革命文學”的成仿吾，對“革命文學”的認識還未到達“意識形态”“階級意識”的高度。
1927年夏天成仿吾再赴日本，從後期創造社活躍分子李初梨等人那裡獲得新的理論啟發，逐漸形成其較為成熟的“革命文學”觀。李初梨、馮乃超等後期創造社成員20世紀20年代後半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留學，與1921年即已回國的郭沫若、成仿吾不同，他們正好處于日本無産階級文學再次興起的時期。東大學生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讀書活動很活躍，李初梨等人都是積極分子，經常一起讨論有關無産階級文學的問題。他們追随以福本和夫的理論為先導的日本無産階級政治、文化陣營提出的“方向轉換”口号，希望在中國文學界也實作“轉換”。成仿吾到東京正是受了李初梨等人這種激進轉換思路的影響，在日本即寫出《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轉換”名文。所謂“轉換”，一言以蔽之，就是從“資産階級革命”轉向“無産階級革命”，從“小資産階級文學”轉向“革命文學”（無産階級文學）。
在日本，成仿吾寫了《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是明顯受到李初梨革命文學思想影響，進一步堅定了原來對“再現的文學”的批評。與此前的文學觀相比，成仿吾有幾點比較明晰起來。第一，是關于“文學革命”的性質。第二，是創造社被他作為具有單獨曆史地位的“辛亥十年”一代提出，以差別于“文學革命”的一代，并作為走向“革命文學”的中介。第三，他明确提出作家需要克服自身的意識，實作“奧伏赫變”，這才有可能走向“革命文學”。從發表時間看，成仿吾《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和李初梨《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是同一個月發表的，可以看作是倡導“革命文學”最重要的兩篇開山之作。李初梨的文章理論性更強，而成仿吾的文章則立足于文學革命以來十多年間的文學史事實，是以更有血有肉。
首先，成仿吾明确将“文學革命”定性為“小資産階級文學”。成仿吾對五四文學革命初期給予肯定，但對其整體狀态并不滿意；成仿吾對文學革命以降的整體文學看法是，這是一個以小資産階級作者為主體創作的文學，他們“創造一種非驢非馬的‘中間的’語體，發揮小資産階級的惡劣的根性”。
然後，他把創造社當作文學革命唯一且最大的實績加以肯定，甚至認為是創造社“創作方面的努力”“救了我們全文學革命的運動”，“由創造社的激勵”，“新文化運動幸而儲存了一個分野”。當然，在成仿吾已經接受了的“無産階級文學”的理論視野審視之下，創造社的毛病也是極其明顯的，這就是由作者們“小資産階級特有的根性”所決定的作品的“浪漫主義與感傷主義”的特點。但成仿吾又做了進一步的辯護與辨析。他認為，相較于資産階級，這種小資産階級根性“仍不失為革命的”。是以隻要作者們願意自覺地經曆“奧伏赫變”——即意識改造，通過自我否定來“獲得階級意識”，那麼他們還是可以“挑起革命的‘印貼利更追亞’的責任”的。延續創造社前期重視文學語言和形式的追求，要求創作中“使我們的媒質接近農工大衆的用語，我們要以農工大衆為我們的對象”，甚至說出了這樣激越的話：“克服自己的小資産階級根性，把你的背對向那将被‘奧伏赫變’的階級，開步走，向那‘龌龊’的農工大衆。”
結語
回顧成仿吾1922—1928年的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實踐，可以看到他的價值和意義，以及他的局限性。從建設性角度來看，創造社前期，成仿吾在理論上為他們确立了“文學是表現時代的良心”這樣一個具有“社會—審美”雙重追求的目标；在批評實踐上，成仿吾通過自己的文章，為創造社殺出一條生路。創造社後期，他開始提倡“革命文學”，并逐漸形成完整的理論思考，初步确立了中國“革命文學—無産階級文學”的理論内涵。
成仿吾的一生，從事文學理論和批評工作的實踐集中于1922—1928年。此後，他的人生道路就逐漸轉向革命。他與魯迅的關系在1927年開始緩和。1927年年初，成仿吾起草《中國文學家對于英國知識階級及一般群眾宣言》，聯系魯迅并取得其支援，共同署名發表該宣言。1933年在上海與魯迅正面接觸時，成仿吾對魯迅的認識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和提高。魯迅逝世，他旋即寫了一篇紀念文章，贊揚魯迅的作品反映了時代的黑暗、充分肯定魯迅的政治認識達到了其時代的“最高水準”。
1937年10月19日，毛澤東到陝北公學演講，表彰“魯迅精神”，将魯迅稱為“新中國的聖人”，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一個民族解放的急先鋒”；稱贊他富于“鬥争精神”和“犧牲精神”；而特别指出“尤其在他的晚年”，“他的思想、行動、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化的”。不用諱言，毛澤東對魯迅的高度評價，和成仿吾早年對魯迅落伍的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的定位，是完全不同的。難能可貴的是，一生“心直口直筆直”的成仿吾，從沒有為自己從前批評魯迅的文字做翻案文章。他不文過飾非，在後來的歲月中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去完成自己當年在與魯迅論争時所憧憬的事業——即做一個革命人，在革命事業中去養成革命感情，完成革命文學必須具備的前期準備。正如他對陝北公學流動劇團的同學所說“要流動到工農群衆中去”，去了解他們的生活和思想變化，進而實作自己思想感情的變化。讓文學工作者略感遺憾的是，此後他沒有再回到革命文學事業中來，而是終身奉獻于教育事業。
今年是創造社創立一百周年，我們在充分彰顯郭沫若、郁達夫等人文學創作成就的同時，也應該認識到成仿吾創造社時期的理論和批評實踐是富于建設性的，影響也是深遠的。
（作者：姚丹，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姚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