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20日，一位在江蘇南通賣豆餅的小商販閑暇之餘，為打發時間無意中随手翻看起了《大公報》，畢竟在那個還沒有電視、手機的年代，看報是群眾最喜聞樂見的娛樂活動。
不一會兒，報紙上一則頭版新聞引起了他的注意，這是一個關于原國民黨雲南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處長王子民因策劃謀殺李公樸與聞一多而被判死刑的消息。
當時但凡看到這個新聞的人，或許關注點都會在“王子民結局”上面，但這個小商販不是，他一直盯着新聞裡王子民所交代的一些供訴看，因為他覺得供訴裡的一個嫌疑犯他有些熟悉。
王子民所交代的供訴中說道：
“蔡文其掏槍對聞一多進行射擊。
”
小商販雖然并不認識蔡文其，但他在老家鹽城卻知道一個叫蔡雲祈的，這二者名字讀音有些相仿，而且新聞中這個蔡文其所做過的一些事，也完全能夠與自己的老鄉蔡雲祈“吹過的牛”聯系起來。
于是他有個大膽的猜測：
這個特務“蔡文其”正是自己認識的蔡雲祈
。想到這裡，他立即回到老家，向鹽城射陽
伍佑
派出所報案。
随後鹽城的公安機關立馬對其進行偵查，雖然中間的過程有一些曲折，但還是确認了
蔡雲祈的真實身份。面對眼前已經無懈可擊的證據鍊，蔡雲祈知道狡辯已經沒用，于是老實交代了1946年自己參與殺害李公樸、聞一多罪行的一切罪行。
自此他曾經身為國民黨特務，所幹的那些醜事，也徹底浮出了水面......
這個故事我們還要從抗戰勝利後開始講起。
當時中國人民雖然迎來了對外戰争的最終勝利，但好日子并沒有就此到來，因為此時的蔣介石正完全不顧人民渴望和平的期盼，在“優勢在我”思想的作祟下，準備發動内戰。
對于蔣介石迫切想要内戰的決心，廣大人民都奮起反抗，而昆明作為曾經抗戰的大後方自然也不例外。當時昆明的老百姓已經受夠了戰争，他們迫切想要實作和平民主，是以在昆明一帶的群衆運動一直如火如荼地進行着。
面對這樣的反戰思潮，當時擔任雲南國民黨警備司令部司令的霍揆彰十分恐慌，因為他知道如今内戰是不可避免的，若是自己處理不好這些反戰輿情，蔣介石肯定饒不了他。
是以為了徹底解決這個問題，他打算針對民主人士進行一些打擊。
當時在昆明的知名民主人士并不少，其中李公樸與聞一多便是主要代表人物。
要想搞定他們這幫瘦弱的文人，也并不是那麼容易，畢竟他們手中的筆杆子可是比槍支火炮更能産生影響力的武器。
霍揆彰深知自己不能大意，他認為要想解決這些問題，警察、軍隊和特務三方一起通力合作才更加穩妥，是以從1946年開始，他就曾多次召集特務王子民，還有警察體制、軍隊方面的上司一同開會，研讨鎮壓反戰民主人士的事宜。
經過開會讨論後，他們都認為應該給這些人動用“武力”，用強硬的手段令他們屈服，隻要他們怕了，自然就不敢了。
于是他們讓特務在聞一多與李公樸上課、演講的地方到處散播謠言，還給他們安上一些“莫須有”的罪名，對他們進行威脅恐吓。更加離譜的是，在一些民主反戰會議、演講上，特務們還會出來搗亂，四處打人、砸東西的現象一直是層出不窮。
但即便特務們一直使用這些卑劣的手段，李公樸與聞一多也并沒有退縮，反而是抵抗得愈發強烈。霍揆彰見這兩人是硬骨頭，也明白如今不處理，以後事态便要失控，于是起了要幹掉二人的念頭。
按照霍揆彰的訓示，當時負責暗殺的行動由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處長王子民負責。
為了保證萬無一失，王子民的暗殺計劃做得也很嚴謹，他安排特務們加緊對他們的監視，在完全摸清楚他們的生活作息規律後，便立即指令外勤組準備行動。
除此之外，他還抽調了心狠手辣的蔡雲祈率領諜報隊特務一起配合行動，畢竟蔡雲祈這方面的“業務能力”在昆明一帶算是頂尖的，還因惡毒成性，被人稱之為是“蔡老虎”。
一開始針對李公樸的暗殺行動是這樣的：
先準備好麻醉藥水，在其完全被麻醉後，再将他綁架到昆明郊外山上殺害。
之是以這樣做也是考慮到事态的影響，是以他們必須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覺。
按照這個步驟，1946年7月10日包括蔡雲祈在内的暗殺特務們，都埋伏在李公樸日常的必經之路上準備伏擊，可是當天不知因何原因，李公樸改變了行動軌迹，特務們的蹲守撲了一個空。
第二天，這夥特務們們又收到風聲，确定李公樸夫婦要在當天下午6點要乘車外出，于是他們立馬對二人進行跟蹤，想找好時機下手。
在跟蹤後得知，原來李公樸夫婦此次外出是為了籌辦音樂會而找人恰場。在忙完後，二人便上了一輛公共汽車，等到李公樸他們下車并走到一個沒啥人的地方之時，特務們便群起将李公樸給直接槍殺了。
其實一開始這些特務也隻是想着先按原計劃将李公樸迷暈，但他們在跟蹤的過程中發現四周沒人，加上當時上面有說誰先完成任務，就能夠得到重賞。
是以為了争功，也為了能夠更加快速的完成任務，他們選擇拔槍對着李公樸一通亂射，最終倒在血泊中的李公樸因為失血過多而犧牲。
李公樸的遇難本就讓聞一多極其悲憤，因為以這種方式被槍殺，明眼人都看得出這是特務幹的，但是國民黨反動派方面不僅不認，還肆意抹黑李公樸，說其是因“桃色事件”而亡，這則讓聞一多更加惱怒了。
7月15日，聞一多不顧大家的勸阻決定冒着生命危險前去雲南大學參加李公樸的追悼大會，當時特務們得知消息後還曾給他送去了一封恐吓信，可是聞一多并不懼怕，毅然赴會。
在追悼會上，李公樸夫人一直在講台上控訴國民黨特務的罪行，特務們卻一直阻撓搞破壞，或是取笑嘲諷，又或是無理取鬧。而此時聞一多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氣憤，他走上講台，發表了為後世廣為傳頌的《最後一次講演》。
聞一多在台上這番慷慨激昂的演講，極大地鼓舞了參會民主人士、學生的鬥志，但也讓那些搞破壞的特務們變得惶恐不安，他們内心下定了要立即暗殺聞一多的決心。
當時暗殺的主要負責人王子民在聽說聞一多下午還要出席記者招待會之時，認為這是殺掉聞一多的絕好時機，是以他指令手下人抓緊時間動手。
當時暗殺聞一多的特務，一共被分成三個組。
第一組是蔡雲祈負責，主要任務是混入會場監視；第二組、第三組分别由特務秦永和、李明山為首，各進行把風與伏擊任務。
當時在聞一多演講快要結束後，蔡雲祈便立即溜出會場，然後向外面的特務通風報信，讓負責暗殺的人做好準備。
下午五點半左右，聞一多在忙完一切後，與來接他的兒子聞立鶴一起步行回家，當他們快要到家的時候，此時早已埋伏好的特務都沖了出來，加上之前負責監視、放風的特務們一起趕到，聞一多腹背受敵，身中數彈後當場死亡，而他的兒子當時為了保護父親也受了重傷。
李公樸、聞一多接連遭遇暗殺，而且二人被殺所相隔的時間也僅僅不過三天而已，國民黨反動派的暴行簡直令人發指，是以他們的死不僅沒有讓和平民主運動就此消亡，反而更加激起了民憤。
當時抗議特務暴行的高潮在全國範圍内産生了極大的影響，就連蔣介石對昆明方面這種低劣到露出馬腳的暗殺方式十分生氣。
此時的
霍揆彰見蔣介石方面有怪罪之意，就随便抓了兩個特務将他們處決，但這種把戲并沒有人相信，群眾們極力要求處決真正的兇手得到公開制裁。
霍揆彰陷入了兩難境地，因為如果真處決了殺人特務，那相當于打自己臉，畢竟這是自己下的指令；但若不處決，那将難以服衆，自己更加難做。
後來為解決這個問題，他想出了一個“狸貓換太子”的計劃，即用巨額獎賞鼓勵殺害李公樸、聞一多的特務們出來自首，并且保證在行刑的時候，找準時機用死囚将他們給換出來。
參與過暗殺的特務們見這百利無一害，也就都出來自首了。
總之，當時自首的人很多，甚至還包括蔡雲祈、秦永和、李明山、湯時亮這些特務頭目。最終經過權衡後，李明山、湯時亮被“幸運”的選出來進行審判。
這兩人本以為隻要事情過後，等待他們的将是數不勝數的榮華富貴，但令他們沒想到的是，他們壓根就沒能撐過去。
說來也可笑，當時兩人在進行公開審判的時候，由于圍觀群衆太多，加上大多都熟悉兩人的長相，狸貓換太子的政策沒辦法成功，國民黨當局隻好假戲真做，将兩人給殺了。
事情對群眾已經有了一個交代，自然蔡雲祈這樣的幸存暗殺特務也就保住了一條命。之後，國民黨當局為了保護蔡雲祈，将他送往隐秘地帶，進行特務訓練。
1947年，他被押送到南京憲兵司令部關押。在風聲過去之後便被釋放了，還擔任了國民黨第十六綏靖區少校、中校參謀。
在解放後，蔡雲祈深知自己罪孽深重，于是選擇了回到鹽城老家鄉下，做起了油坊生意，當起了小商人。當時為了不讓自己的惡行被公之于衆，他在被遣傳回鄉之前，還對自己的曆史狀況作出了一些修飾、隐瞞。
比如他在《附蔣人員登記表》的本人曆史欄中介紹自己說：
于1939年加入國軍，後被安排到國民黨71軍第36師，從排長做起一直幹到團副；1943年，被國民黨調任為國民黨遠征軍第11集團軍少校，之後一路升到參謀；1945年至1946年因對日作戰負傷，在雲南大理進行治療；1947年傷愈後被調任為國民黨第十六綏靖區少校、中校參謀，直到被解放軍俘虜了。
為突出自己的貢獻，他列舉了不少自己在抗日戰争中參加對日作戰的大小戰役，之後他還在表格“過去危害人民的事實”一行裡寫到：
本人毫無危害人民，請詳查！
在當時證明個人履曆比較困難的時代下，蔡雲祈這種半真半假的情況是最難以辨識的，于是他得以逃過了一劫。
在老家的時候，為保命他一直是低調處事。
隻是他如今才學會低調已經為時已晚了，正是他曾經無意間一些肆無忌憚吹牛說出來的話，導緻了他最終暴露。
發現他問題的人，正是我們上文開頭說的那個賣豆餅的小商販。
那當時小商販在看到報紙裡面“蔡文其”的事迹之時，為何會将他與自己老鄉蔡雲祈聯系起來呢？
原來蔡雲祈不僅是他的老鄉，還是他一個族侄的妹夫，是以他對蔡雲祈過去的一些事迹還是有所耳聞的。
他們的第一次見面，還是在1946年春天。
當時小商販來到上海做生意，并且在族侄家裡見到了
蔡雲祈，當時的蔡雲祈一直在大家面前炫耀着自己的能力，還吹牛說：“
昆明地方出亂子，憲兵搞不定的事，請我到場隻要三言兩語就能擺平。”
1950年春天，他們在老家有了第二次見面。
而此時的蔡雲祈早已經沒有了四年前的那種嚣張勁頭，而是低調得有些反常，還一直叮囑小商販：“過去的事，請不要再說了！”
這強烈的反差早就讓小商販有些懷疑。這時再聯想起“李、聞慘案”發生的時候，蔡雲祈就是在昆明辦事，而且族侄還說過他後來被蔣介石拉到南京關押了。
小商販很疑惑，他當年誇耀自己在昆明那麼有勢力，而後怎麼還會被關押起來呢？蔡雲祈會不會就是《大公報》上王子民交代的那個“蔡文其”呢？
結合以上這些東西，加上自己對蔡雲祈的了解，小商販的直覺告訴他一定是。至于唯一不能讓兩人聯系上的“名字”，小商販認為不排除有可能是方言念錯了，繼而寫錯了造成的。
既然這一切都有了合理推測，小商販也就報警了。
而派出所接到小商販的檢舉後也十分的重視，立馬從其老家将蔡雲祈緝捕了。隻是一開始由于消息閉塞，沒有找到實質性證據，就将其釋放了。
但随着時間的推移，小商販愈發堅信自己當初的直覺沒錯，在肅反運動的時候，他多次寫信給公安機關，表明自己的看法。
于是在1956年，鹽城專員公署公安處對此次案件正式立案審查。
很快，偵查人員在
他當年所填寫的《附蔣人員登記表》中找到了一些漏洞。比如蔡雲祈曾吹牛說自己在昆明很有勢力，為何在登記欄中隻字未提，隻是寫了養傷呢？
秉承着“不冤枉一個好人，也不放過一個壞人”的辦案理念，鹽城偵查人員們在當時西南地區仍舊十分閉塞的情況下，克服各種艱難險阻，來到雲南了解具體情況。
他們帶着蔡雲祈的照片與相關材料，在昆明、大理兩地輾轉調查。最終經過了一個多月的實地調查後，他們終于證明蔡雲祈這一年來在雲南幹得“好事”，這樁10年前的大案也終于水落石出了。
原來1946年的蔡雲祈壓根不是“抗日受傷”在大理養傷，他當時是被國民黨任命為國民黨第二軍預備二師諜報隊上尉組長，一直就駐紮在昆明。
根據昆明監獄裡在押的相關特務們的口供表示，蔡雲祈确實曾參與“李公樸和聞一多”血案的人，而且當偵查人員拿出照片讓他們指認的時候，他們也能一下子辨認出來，甚至包括年齡、籍貫、口音等特征也都一一能夠對應的上。
當然除了直接的人證之外，也還有很全面的物證。
當時從國民黨留存于昆明的舊存檔案中也可以找到蔡雲祈當初是如何帶人在昆明作威作福、壓榨老百姓的“輝煌事迹”。
在證據全面搜集完之後，時隔5年公安機關又再度登上蔡雲祈的家門，給他戴上手铐送回了警察局。
隻是這次蔡雲祈仍舊認為，公安應該沒有相關證據，自己毫無破綻，過不了多久就要把自己放了。于是他矢口否認自己的罪行，對于公安的詢問，他一直回答的與曾經《附蔣人員登記表》上面所寫的内容完全一緻。
鹽城公安看他敬酒不吃吃罰酒，也就不再多問，而是直接步入主題把在昆明了解的一切真相告訴了他，但盡管鐵證如山，他還是一口咬定自己是被冤枉的。
蔡雲祈的胡攪蠻纏，公安并沒有理會，因為公安辦案講究證據，當時沒證據可以放你，但現在有證據了，蔡雲祈無論如何狡辯也都沒有用了。
是以在審訊人員的心理攻勢下，蔡雲祈終于堅持不住了，承認了自己是參與殺害李公樸、聞一多的元兇之一。
自此，這個曾經在昆明窮兇極惡、橫行一時的大特務終于落網了。或許他怎麼也沒有想到自己會因為10年前曾經吹過的一次牛，被人懷疑，繼而被找到突破口，最終暴露。
後來蔡雲祈因罪行接受了法律審判，在二審中他被判處了死刑，并于1958年4月26日執行。作為解放後第五個參與暗殺的兇手，他的伏法也讓了李公樸、聞一多這些民主人士的英靈得以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