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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探形象考古:《東方快車謀殺案》不再有人性的探索

作者:澎湃新聞

在封閉的車廂裡,一名乘客在深夜被殺,胸口有幾十把刀。精彩的情節使《東方快車謀殺案》成為世界上最好的推理小說之一。迄今為止,《東方快車謀殺案》因其受歡迎程度而多次登上銀幕,包括1974年電影版、2001年電視電影版、2010年英國版、2015年日文版和2017年最新版本。現在,在上映兩周後,這部新電影的收視率一般平庸:豆瓣為7.1,Imdb為6.7%,爛番茄為59%。然而,這種妥協的分數背後卻是一種兩極分化和激烈的評價:一些沒有接觸過原著的觀衆覺得這是一部不錯的懸疑片,卡斯很強,演技合格,場面精彩......其他了解原著的觀衆無法接受推理的急劇下降和偵探形象的突然變化,稱這部電影是一次失敗的改變。

偵探形象考古:《東方快車謀殺案》不再有人性的探索

東方快車謀殺案海報

從表面上看,這是一場原黨與創新者之間的戰鬥,每當一部名著被演繹時,都會發生。但仔細觀察,事情并沒有那麼簡單。新版電影中波羅變身偶像的過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偵探小說中形象的變化,甚至反映了偵探小說作為通俗文學的社會功能和審美變化。

新時代偶像:當波羅成為福爾摩斯

赫拉克勒·波羅(Hercule Polo)是阿加莎·克裡斯蒂小說中著名的比利時偵探,出現在33部小說和48篇短篇小說中,是文學史上最傑出和最受歡迎的偵探之一。在他最後一起案件中去世時,波羅的死也登上了《紐約時報》的頭版。在2017年的電影中,這位演員的形象完全颠覆了原著,被很多偵探迷認為"不像波羅,更像夏洛克·福爾摩斯"。

首先,從外觀上看,這次新款Polo顯然比以前"更帥氣"。在《斯泰爾斯莊園案》中,阿加莎·克裡斯蒂寫道:"波羅身高不到五英尺四英寸,但他有着非常高貴的氣質。上唇留下筆直,筆直的八字色調。整個身體一塵不染。我相信,如果他有選擇的話,他甯願讓自己的身體被子彈擊中,也不願讓他的衣服沾滿肮髒的灰燼。"結合其他小說中的各種描述,基本上可以概括出波羅的形象是一個蛋頭,矮個子,用八個字,大肚子,愛穿直筒衣服和塗漆鞋的比利時人,整體形象帶有喜劇色彩。在新片中,波羅顯然不是,他變成了一個瘦弱的藍眼睛紳士,有着正确的發型和衣服,更濃密的胡須和更大的胡須,沒有地方可笑。是以當電影中的其他角色對波羅說"你看起來很荒謬"時,觀衆難免會覺得莫名其妙。

此外,在行為方面,電影版的Polo和Polo的原始版本也有很大的不同。最初的波羅是一個非常沒有動力的人,他從不提倡身體推理,也從不追逐囚犯,更喜歡坐在安樂椅上移動腦細胞。在老電影《陽光下的罪犯》中,長相可憐的Polo穿着背心式的泳裝,打扮成幾條腿在海裡和膝蓋深的水中遊泳,這個情節是靈活诠釋了他滑稽笨拙的特點,讓人發笑。他很溫柔,對人很有禮貌,唠叨,甚至有些婆婆,都沒有明顯的上流社會的勇氣。在新版電影中,波羅是一個偏執狂,對雞蛋的大小要求嚴格,看不出别人的領帶歪歪扭扭的強迫症,他說話相當直白,愛給人以面子,非常傲慢地聲稱自己是最有權勢的偵探,喜歡遇到一個人時,他自豪地宣稱他已經猜到了對方的職業或從哪裡來等資訊, 并欣賞對方不可思議的眼睛。在謀殺案偵破案中,為了有更多戲劇性的張力,波羅變成了一個機智的戰鬥大師,撬開門,扭打,奔跑追逐,甚至爬到火車頂部搜尋現場,就像一隻敏銳的獵犬一樣——一切都很像夏洛克·福爾摩斯。

台灣著名小說家詹洪志曾評論道:"福爾摩斯專注、忘恩負義、自負的性格,是偵探小說《魅力》的一部分,寓意非凡的個人魅力。"福爾摩斯的系列人物描寫,如偏執、多才多藝、身心靈活、對展現敬拜智慧的熱情等,隻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從普通人中脫穎而出,形成偉大的"超人"形象。讀者或觀衆會對這樣一個明顯不同于普通人的天才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更可能認同他是一個獨立的遺囑認證者,帶着欽佩和迷戀。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新導演選擇将波羅改編成另一個福爾摩斯的原因。

但原作者顯然不願意将波羅描繪成"超級偶像"。事實上,阿加莎在最初創造這個角色時确實部分模仿了福爾摩斯的品質,但她很快糾正了角色的設定,把波羅帶到了另一個方向——偵探從祭壇上走下來,變成了一個活生生的人,外表或多或少有"缺陷",他的領域和舉止問題較少, 就像每個人的朋友一樣。它是作為"人"的特征,構成了Polo案例的主要基礎。既然大家都認為他是個可笑的胖子,波羅就讓嫌疑人證人放松警惕,不知不覺地向他敞開心扉,并安排了一次演講。同時,由于波羅對人性有着深刻的洞察,很容易對他人産生同理心,能站在另一邊的角度思考問題,是以總是在看似平淡無奇的日常聊天中發現不尋常的疑惑,進而挖掘真相。隐藏在人群中的"能夠看到每個人的眼睛"是Polo的特色,也是Polo人民的閃耀之光。

這種人性的光輝與東方快車上的謀殺故事非常吻合。故事中的受害者是一名罪犯,他綁架并殺害了一個小女孩,摧毀了整個家庭,造成了令人發指的悲劇,但逃脫了正義。多年後,在東方快車上,被他傷害的人聯手謀殺了他,并完成了一場遲到的正義審判。有史以來第一次,尋求真相的偵探站在兇手一邊 - 知道真相的波羅最終選擇幫助他們隐藏。波羅的行為可以說是在支援正義,但也可以說是在助長虐待,他走進了法律和道德暧昧的灰色地帶,而大多數人都一樣痛苦、猶豫不決,在正義的良知和正義的規則之間,最後,感情占了上風,他默許了暗殺這群複仇者。也許有些讀者會不同意這一點,但這種莫名其妙的灰色經曆,無疑讓波羅作為"人"的形象,比其他總是面對邪惡殺人犯的正神更加生動,他們在自己的社會中是誠實和誠實的。

正如你所看到的,阿加莎·克裡斯蒂(Agatha Christie)投入了大量精力将"福爾摩斯"變成"波羅"——偵探的形象被驅逐出僅僅是需要擡頭看的位置,而是呈現出一種更加複雜和多樣,反映人類情人的臉。有趣的是,今天,經過一個環形交叉路口,波羅被塑造成夏洛克·福爾摩斯。為了了解偵探形象的變化,我們必須将偵探小說的曆史發展與不同時期的重點功能結合起來。

偵探小說的功能變化:從智力遊戲到社會之鏡

毫無疑問,最早的偵探小說是貴族的有趣作品。追溯偵探小說的曆史,在經曆了哥特式小說的影響之後,第一部相對成熟的偵探小說作品誕生于1841年4月,美國詩人兼作家埃德加·愛倫·坡在格雷姆雜志上發表了著名小說《莫格街謀殺案》,基本上被認為是現代偵探小說的祖先。小說中出現的著名偵探德賓,是一個堕落的貴族,舉止得體。在三部關于德賓的小說中,愛倫·坡為未來的偵探小說家設定了幾個非常重要和多年的模式,例如助理寫作(很容易吹捧偵探而不事先透露謎團),秘密房間謎題和安慰椅偵探(偵探不去現場,在安樂椅上解決多年的懸念)等等。同時,這些小說也為偵探推理小說定下了基調:思考與和解的樂趣的主要展現。在今天的流行語中,它是"大腦燃燒"。

與此同時,英國社會開始普及一種被稱為"轟動"的通俗文學。一般關于犯罪和懸疑,主要依靠案件本身的複雜性來吸引觀衆,不要太考驗推理和解決謎題的能力,然後逐漸發展成"驚悚片"或"驚悚片",強調對讀者的心理刺激。在19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随着警察機構的改善和越來越多的犯罪小說的出現,僞紀錄片小說開始出現,主要是關于如何以第一人稱抓住罪犯,被稱為犯罪小說(Casebook)。這樣的小說可能會為小說增添一些解謎的推理過程,為偵探小說的流行創造基本的背景。

真正使偵探故事走向繁榮的是福爾摩斯,他是目前傳播最廣泛的。在詭計、情節描述和文學價值方面,阿瑟·柯南·道爾的偵探小說或許不是榜首,但它具有跨時代的意義,因為自1891年7月以來在《斯特蘭德》雜志上,偵探小說從少數遊戲正式引入大衆視野,同時樹立了第一個更加成熟清晰的"大偵探"形象。福爾摩斯系列的成功無疑為偵探小說的流行創造了巨大的機會,偵探小說在19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達到頂峰。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雖然與最早的偵探小說相比,福爾摩斯系列之後的偵探小說是面向大衆的,但由于當時的教育并不流行,主要作家都是貴族和上層階級。同時,讀者主要是中産階級-上層階級,很少參與底層。而這群讀者需要的不是粗俗、糟糕、血腥的場景描寫,他們期望在一個舒适的環境中閱讀不會發生自己殘忍的罪行,然後用他們聰明的頭腦去挖掘電線,作為偵探一起探索結局。此時,偵探小說不同于漫畫等娛樂形式的低門檻,也不同于普通街頭流傳的不守規矩的謀殺傳奇,主要功能是為想要燒腦的人提供刺激和娛樂。作為英國著名詩人和偵探小說的粉絲,W·H·奧登(W. H. Auden)說過:"偵探小說最美妙的地方在于,它恰好吸引了其他形式的白日夢文學無法影響的人。在醫生,牧師,科學家或藝術家的職業生涯中取得巨大成功的專業人士是典型的偵探小說迷;他們喜歡思考,他們在他們的領域裡充滿了學生,是以無法忍受像"周六夜現場","真實忏悔","電影插圖"或連環漫畫這樣的閱讀。"

在這種背景下,推理小說的黃金時代開始了。出現了大量非常傑出的偵探小說家,如Ellery Quinn,John Dickson Carr,Josephine Tiee等。黃金時代的偵探小說家們解開謎團推理,一切為了智力博弈和服務,文學和故事都放在次要位置。這是"知識分子文學"的巅峰,每部小說都是一個謎,并且能夠公平地列出所有的線索,但仍然讓讀者撓耳朵和臉頰的作品被認為是最好的。英國作家奧斯汀·弗裡曼(Austin Freeman)在《偵探小說的藝術》(The Art of Detective Fiction,1924)一書中指出,偵探小說絕不能與"純粹的犯罪故事"相混淆,這樣才能給讀者帶來"最大的智力滿足感"。著名偵探小說家範戴恩(S.S. Van Dain)認為,偵探小說中的人物"隻是滿足了邏輯思維的需要",因為任何更深層次的描繪都會"阻礙叙事"。是以,當時很多作家和評論家提出了偵探小說創作的規則,諾克斯的《十誡》和範戴恩的《二十部偵探小說》等着名作品都強調偵探小說是最重要的推理過程。

于是,黃金時代偵探小說的神秘和詭計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揭示了各種可能的神秘和詭計模式,無論是殺人方法,破壞手段,隐藏方式,還是作家自己的蠕動,等等,在約翰·迪克森·卡爾(John Dickson Carr)的案例中,他創造了數十個房間。同時,偵探小說對于推理,在設定上也比較單一,如一般選擇封閉環境、嫌疑人有限、缺席證排除等方式确定兇手。在黃金時代的二十年中,偵探小說中的詭計、謎題類型和答案幾乎已經發展出來,然後又難以想像,這就是為什麼許多推理愛好者今天仍然願意慶祝和重溫黃金時代。

由此不難了解,由于這一時期的偵探小說主要強調智慧的重要性,具有非凡智慧的大偵探自然成為絕對主流,偶像崇拜偵探的潮流,很多作者讨厭把主角偵探形容為具有超能力的超級英雄,導緻大批偵探誕生, 比如美國作家雅克·福特雷爾、範杜森教授、英國作家G.K.切斯特頓等等。Van Dourson教授被稱為"思考機器",擁有許多學術頭銜,最擅長打破不可能的犯罪,并精通知識的各個方面。布朗神父是一位非常聰明的犯罪專家,他帶着一把雨傘,笑着解開了犯罪的真相。這些偵探大多有着非常強烈的個人魅力,而且似乎總是獨自生活,彼此之間并不親近,遠離塵世。

阿加莎·克裡斯蒂(Agatha Christie)可能是黃金時代不同類型的小說家,盡管她也開創了許多新的技巧和竅門,例如暴風雪式的殺戮模式,叙事詭計等等,但阿加莎·克裡斯蒂(Agatha Christie)可以說是其他偵探小說家在呈現人性和社會場景方面最不吝啬的。她開創的"心理推理"趨勢的主要方法是讓偵探深入挖掘人們的内心,并問:誰有殺人的動機?為什麼要殺人?殺人後誰會受益?嫌疑人為什麼撒謊?等一會。

阿加莎相信人性的複雜性,往往不會過度戲劇化離奇案件,而是喜歡寫日常生活中看似普通人犯下的罪行。在他的小說中,兇手往往是普通人,《尼羅河大屠殺》中犯罪的是看似深情的丈夫,在《沒有生命》中是受人尊敬的法官,在《羅傑嫌疑人》中是拯救死傷醫生,在《殺人不難》中是一個軟弱的村婦獨自撫養一個智障兄弟......通過錯綜複雜的案件,展現的其實是人性中那些看似平淡卻往往隐藏着殺戮機器的細節,關于那些渴望掌握生活而誤入歧途的人,最終"人人都有殺人的欲望",這種令人心碎的"邪惡"表達,讓阿加莎的小說非常注重情感。

偵探小說家多蘿西·M(Dorothy M.)說:"偵探小說中的愛情越少越好,"L. Sayers說。阿加莎熱衷于寫愛與恨。另一本書《尼羅河上的謀殺案》也是《東方快車謀殺案》的書名,它不是黃金時代衆多小說中最突出的,但它以對人性的分析取勝。窮女孩的男朋友被富豪蜜刀所愛,于是她懷着複仇的心從歐洲一路追到埃及,等待着殺人的機會。沒有什麼比這個男友如何展現人性中最懦弱、無恥、最随意的一面更美妙的了:他為了愛情和财富抛棄了前女友,也幫助她殺死了他的新婚妻子,希望能享受他的遺産。

多年過去了,對人性的分析從未過時,這就是為什麼人們願意一遍又一遍地觀看《東方快車謀殺案》的結局。就算海報上寫着《十二個嫌疑犯和殺人犯》,也有相當多的人願意走進電影院,重溫這部經典。這就是為什麼1974年的電影版本獲得了如此多的贊譽,以至于它最大的成就是角色塑造。一個又一個嫌疑人在接受訊問時的反應是多樣和無情的。傲慢,浮誇的俄羅斯貴族妻子,喜歡聽仆人讀詩,随身攜帶獎章和舊照片;扭曲和捏捏的傳教士經常故意避開偵探的眼睛,因為他們的思想開放;而這位來自美國的老婦人總是對一切大驚小怪,無休止地胡言亂語......正是這群形形色色、性格各異、說謊技巧各異的人,讓波羅通過舉手、不知不覺地暴露出一個缺陷,找到了案情的真相。

激動人心的時代和偶像重塑

雖然朱瑜在前面,新版《東方快車殺人案》還是選擇放棄過長的推理過程和對話對話,加入打鬥、槍戰等劇情,再加上緊張的配樂和豐富的場景轉換,更具商業電影氛圍。通過去掉人性探索的推理過程,過度展示偵探的才華,這本質上與當今超級英雄電影所包含的主題相同。這種選擇可以說是導演出于個人興趣的一廂情願,但其實類似的變化不僅僅在這部電影中,而是一種趨勢:在之前的《大偵探神探夏洛克》、《神探夏洛克》等影視作品中,也有弱化推理、偶像崇拜的主角,強化動作情境和愛情劇, 但是因為波羅的原貌和《偶像偵探》太不一樣了,是以就比較明顯了。而且,我們不得不承認,這種變化更符合現代大衆的審美品味。

解謎小說的時代已經結束。1930年,正當黃金時代如火如荼地進行時,英國作家兼書評人安東尼·伯克利(Anthony Berkeley)預言:"簡單而純粹的犯罪謎題,完全依靠情節設計而不是人物塑造的小說,已經落入了評委的手中。偵探小說已經到了一個階段,未來的偵探或犯罪小說,吸引讀者感興趣的心理學方面,将超過數學成分。他的預測是準确的,在1940年代,從美國演變成世界的犯罪小說浪潮,在銷售方面壓倒性地超過了推理小說。

一方面,二戰後不穩定的社會環境導緻大量犯罪,缺乏道德感,各種生存動機的黃金時代,如婚外情不道德等,都不再能夠感同身受。另一方面,先進科學技術的興起在大量現代調查中 - DNA鑒定,微量證據,計算機資料分析 - 經典偵探不得不與這些新技術競争。指紋驗證可以破案,如果非要經過一些檢查和推理,難免顯得荒謬可笑。同時,影視越來越受歡迎,錄像作品奪走了傳統讀者,作家要想把推理小說賣給電視台或電影公司,就必須包括适合視覺改編的情節,比如動作劇、性與暴力等。不可否認,很少有偵探電影或電視能在智力和視覺上為讀者提供足夠的刺激。

當然,在傳統益智小說衰落之後,偵探小說已經發展出以日本小說家松本英樹為代表的"社會學派",試圖用這個故事來揭示和揭露當時的社會環境和社會問題。然後是關于雷蒙德·錢德勒(Raymond Chandler)的"硬核"偵探小說,他專注于偵探自己在案件中的魅力,讓這個不守規矩的硬漢用強硬的拳頭和聰明的大腦打破案件。還有以格蘭奇島為代表,試圖回到"新本格"等解謎題,但這些趨勢并沒有持續太久。甚至可以說,在日本以外的大多數國家,這些小說還沒有進入主流。

但從表面上看,偵探和犯罪小說仍然是暢銷書排行榜的首位,往往在書店中占據最重要的位置。但不難看出,如今的通俗小說更是用來尋找驚險刺激的懸疑小說,而英國通俗的"奇幻"小說更是相似,不注重推理的詳細過程,甚至很少有作品注重反映社會,而是更多的是娛樂。台灣評論家詹洪志對當代偵探小說的評論是:"如果我們願意放棄尋找'新花樣'的期望,願意尋找'美'小說,我可以說,就技巧的成熟度和布局的陌生性而言,在背景的準确性和人物的深度方面, 以及叙事節奏的清晰度,曆史磨練的當代小說的成果不僅僅是古典作品。或者簡單地說,今天作家的推理小說,在"娛樂"行業,不僅僅是古典作品。當今時代需要的是更新、更奇異、更令人興奮的作品。連環殺手一再讓大量的血漿和殘忍的謀殺案在各種電影和視訊中司空見慣,公衆很難坐下來看着幾個人坐在一個封閉的房間裡唠叨兩個小時——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新版《東方快車謀殺案》那些追求場景轉換和特效劇情增加也是一種趨勢。

無論如何,一個時代已經結束了,就像東方快車一樣輝煌,這是一座載有無數識字和星光熠熠的貴族的鐵路宮殿,在2009年,它進行了最後的旅程,據一位英國記者說,當最後一班火車到達終點站時,最後一班火車到達,不沉的乘客傾瀉而下, 散落在刺眼的晨光中,曾經顯赫的火車毫無預兆地死去。而長期屬于這個時代的人,也會告别老馬車,奔向新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