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萬晴川（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
近代以來，随着西方文化強勢輸入，中國文論處于失語狀态，學界慣于“以西例律大陸小說”,以緻扞格不入，長久以來，中國古代小說發展的真面目被遮蔽。近年來，在中國傳統文化複興的背景下，很多有識之士開始反思這一問題，并立足本土，着手重繪中國古代小說發展地圖，成績斐然，但又出現一些誤區，需要研究者正視。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中國古代小說有文言和白話兩大文本系統，兩者差别很大，但論者往往隻重視前者而忽略後者。白話小說在古代不入流，正史《藝文志》皆不著錄。但白話小說具有民間性、故事性、審美性、娛樂性及口語化等特點，與現代小說觀念基本契合。比如小說的虛實問題，明人謝肇淛《五雜組》中就指出：小說戲曲創作“須是虛實相半”，“情景造極”。“事太實則近腐”，而虛構“然亦有至理存焉”，即符合人情實體。李日華《廣諧史序》中也主張小說創作要“虛者實之，實者虛之。實者虛之故不系，虛者實之故不脫，不脫不系，生機靈趣潑潑然”。馮夢龍在《警世通言·叙》中對小說的真實與虛構問題作了更精彩的闡述：小說的内容不必盡真，不必盡假，也不必“去其赝而存其真”。小說中的人物不一定确有其事,事件也不一定非出自此人，“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麗其人。”事件即使是真實的，但不具典型性，也是假的；事件即便是假的，但符合生活規律，也是真實的，“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這些言論涉及現代文論中典型與特殊、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等核心命題。淩濛初在《初刻拍案驚奇·序》中也表達過同樣的見解，他說小說的藝術魅力就像生動逼真的繪畫，“正以幻中有真，乃為傳神阿堵”。這些論述都非常深刻，加上金聖歎、張竹坡等人的小說評點，實際上小說理論中的一些重要問題都已解決，形成了較為系統的小說理論體系，遠早于西方相關論述。是以，如從白話小說角度而言，所謂“西例”大陸早已有之，并非他們的專利。據宋莉華《中國古代“小說”概念的中西對接》研究，在18世紀，中國白話小說開始陸續傳入西方，影響了西人對“小說”概念的定義。清末民初，中國“小說”概念又被日本學者借用與西方對譯，最後經晚清學人移植重建、古今轉換，才生成現代學術新語。是以，現代小說觀念的建構，中國人功不可沒。
與現代小說觀念沖突較大的是文言小說。先秦典籍中所說“小說”概念與今天相去甚遠。“小”展現在價值判斷上，指這種文體淺薄不經；篇章上“言皆瑣碎、事必叢殘”，非長篇大作。在寫作原則上，則崇尚見聞實錄。從《漢志》著錄的“小說家”，“小說”這種文體相當寬泛，内容極其龐雜。随着唐人“作意好奇”的創作實踐，宋人對小說的認識才悄然發生變化，《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著錄的大批史部雜傳類作品，在《新唐書·藝文志》中被歸入子部小說類，小說的故事性和虛構性特點得以凸顯。然而，至清代，文言小說觀念又倒退到《漢志》，《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甄錄的原則是：“其近雅馴者,以廣見聞,惟猥鄙荒誕,徒亂耳目者,則黜不載焉。”像《聊齋志異》這樣小說特征鮮明的大量傳奇作品反被擯棄。
第二，要承認人類正确認識事物有一個發展過程。在對古人了解之同情時，也應充分考慮到他們的小說觀念最終形成有一個曲折反複的探索過程，在複原古人小說發展演進之“本然狀态”時，要對古人的觀點作出實事求是的評價。黃霖先生在《小說、筆記與筆記小說——〈民國筆記小說萃編〉序》中說得好：“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接受新的小說觀就是‘以西律中’，抛棄傳統。……就‘小說’而言，對于這一文體的叙事、寫人、虛構等特質的認知也是在一步一步地從混沌走向明晰，是以當傳入西方的小說觀後就能一拍即合，互相融合，形成了一種新的‘小說’文體觀。”就是說中西殊途同歸，不謀而合。因而，我們不能因為強調中國古代小說觀念的特殊性，而忽視中西小說觀念的共性，這樣反而抹殺了我們祖先對現代小說理論建構所作出的傑出貢獻，就像将現代醫學歸美于西方一樣，其實世界各國人民都有程度不等的功績。
毋庸諱言，古人對小說的認識也有乖誤，在文言小說的類型劃分和著錄上經常不統一，《山海經》《穆天子傳》《搜神記》等小說，常在史部地理類、傳記類、實錄類、故事類和雜史類之間漂移，無所适從。遲至近代，學人還将小說分為散文體和韻文體兩種，彈詞、鼓詞、戲曲皆納入“有韻之小說”，如管達如、呂思勉等。徐敬修《說部常識》中的“韻文小說”甚至有骈文、詩歌等。黃世仲《小說功用比報紙之影響為更普及》中将小說文體分為“章回、短篇、歌曲、南音、寫真、白話。”黃人《小說小話》稱院本、徽調、京腔、秦腔等“亦小說之支流也。”小說這種文體幾乎成為包容一切文學藝術的大雜燴。要之，我們祖先正确小說觀念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西人也不例外。英國現代理論家特裡·伊格爾頓就在《現象學，闡釋學，接受理論——當代西方文藝理論》一書中指出：在英國16世紀末17世紀初，小說這個詞既用于真實事件也用于虛構事件，小說與新聞很難加以區分。18世紀的英國，文學的概念并不像今天那樣有時隻限于“創造的”或“想象的”寫作，它不僅指詩，而且還包括哲學、曆史、論文和書信。“一部原文是不是‘文學的’并不在于它是不是虛構的——十八世紀對新興的小說形式究竟是不是文學十分懷疑——而在于它是否符合某些‘純文學’的标準。”文學的标準打上了很深的思想意識形态烙印，“展現某個特定社會階級的價值和趣味的寫作可以算作文學；而街頭民謠，流行傳奇，甚至也許還有戲劇，都不可以算作文學。”19世紀的歐洲人還将中國的《琵琶記》《西廂記》等戲曲作品歸入小說。正如黃霖先生在《近現代的小說觀究竟是姓“中”還是姓“西”》中所揭示：“至于西方的小說觀，從希臘的神話和史詩出發，到認知‘虛構的人物故事’，又是‘散文文學之一種’而不是詩歌體，也是經過了一個漫長的曆史過程。”他并引胡懷琛在1933年出版的《中國小說研究》中所說，小說英文名有“story”“fiction”“novel”“tele”“romance”“mythos”“sagas”等多個意義不同的名詞。是以，對某些事物的正确認識有一個波折過程在所難免，對古人錯誤的小說觀不必諱言，也沒必要作善意的辯解。
第三，建構中國古代小說學術體系，不是自我閉環，自說自話，而是最終把中國小說理論轉換成世界性的知識，實作文明互鑒。黃霖先生指出：20世紀小說觀念，既不姓“中”，也不姓“西”，而是立足本土，借鏡西方，在互相交流、融會的過程中形成的。這種新的小說文體觀的确立與分類的細化，正标志着中華民族文化的進步，也顯示了我們民族具有包容與消化世界先進文化的胸懷與能力（《民國筆記小說萃編》序）。我們研究古代小說，固然要站在中國立場，采取中國視角，展現中國價值，但前提是從中歸納出的小說理論要與世界對話，形成共識，使中國小說世界化。此即錢鐘書先生所指出的：“在現象上雖是中國特有，而在應用上能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中國固有的文學批評的一個特點》）隻有把中國文學置于世界文學的大視野下開展研究，才會發現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價值與意義。實際上，雖然近代以來學界“以西例律大陸小說”，但以“叙事為宗”、“無崖之言”則是中西小說共同的本質性特點，而且形象、典型、叙事、照應等重要小說理論詞彙中國文獻早已有之。白話小說由說書建立的面向大衆的傳統、小說技巧與繪畫、書法等藝術的融通、巫術文化内化為小說的藝術表現手法，等等，這些真正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中國古代小說理論，就是對世界小說美學的重要貢獻。
總而言之，我們立足中國本土，不是自我封閉，而是既要揭示中國古代小說的起源、發展演變規律，還原其真實發展面相，又要提煉出一套既契合中國古代小說發展實際而又能與世界文明對話的分析模式和理論架構。既要避免以今人之心度古人，又應以現代小說概念作為研究參照，不諱言古人認知錯誤，正視古人曾經為現代小說理論建構作出過巨大貢獻。
《光明日報》（2024年08月05日 13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