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溫儒敏（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學人小傳
吳福輝（1939—2021），生于上海，祖籍浙江鎮海。文學史家。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專業讀研究所學生，1981年畢業，到中國現代文學館工作。曾任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等。著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說》、《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插圖本）》、《沙汀傳》、《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合著）等。
時光飛逝，著名文學史家吳福輝先生離開我們已經三年了。他是2021年春在加拿大家中過世的，現在拿起筆來寫這篇回憶，仍然非常悲恸，眼前滿是這位老同學的斑駁影子。
記得他去加拿大之前一個月，我還去潘家園看望過他，那時他已患腸疾多年，越發衰瘦，正翻箱倒櫃收拾北京的房子，準備去加拿大和兒子過。我說都這把年紀了，還折騰？他解釋了幾句，便是苦笑，默然。我們又一起去東四吃館子，他胃口還挺好，興緻又來了，說以後還會回來看看的。我想這怕是很難了。到加拿大以後，彼此聯系就很少。我們有一個同學微信群，老吳偶爾也會“冒泡”。我是不太看微信的，直到他去世後幾天，才從“群”裡知道一些事。
他去加拿大後仍然腸病纏身，動過大手術1次、小手術3次，病況略有好轉。2020年歲末，他過81歲生日那天，還照了一張相，是站在一個門框前邊，兩手交叉胸前，露出的笑容，似乎不像以前那樣燦爛了。他還寫了一首《自壽詩》，是發給老同學張中的：“八旬伊始困卡城，遍叩新冠萬戶門。雪嶺松直正二度，平屋筆閑又一春。窗前狗吠車馬稀，月下兔奔星空沉。壁火如絲冬意暖，猶念舊日芳滿庭。”這是老吳的絕筆？可想他在異鄉是多麼思念舊日往事！我們能感受到他的心情！
從1978年讀研究所學生開始，我和老吳結交了43年。如今他“潇灑”遠去三年了，我還能為老同學做點什麼？就寫點文字吧。這兩天把老吳送我的著作都翻了翻，結合自己平時積累的感受與印象，“研究”一下這位老兄。
一
吳福輝沒有上過大學，在鞍山十中高中畢業後，就留校教中學，教得很好，後來還“官”至教導主任。吳福輝是極聰明的，讀書很多也很雜。後來他回憶自己的“閱讀史”，青少年時代就涉獵過古今中外大量文學名著。這種“量級”的廣泛閱讀，培養了他的文學愛好，也培養了他的形象思維包括直覺思維。他的藝術感受力很強，跟青少年時期“無目的”的大量閱讀，是有關系的。我自己也有類似的經驗，這種“漫羨而無所歸心”的“雜覽”所培養的感受和視野，不是科班訓練所能達緻的。“文學青年”的“雜覽”經曆，真的喜歡文學，不隻是由于職業的需要而閱讀，這些都是吳福輝日後把文學研究作為志業的良好基礎。
吳福輝豐富的生活閱曆也投射并促進了他的研究。他是浙江鎮海人，自小在上海長大。國小畢業時，父親被調到東北去支援工業建設，舉家遷到鞍山，從此他就長作“關外人”。他講的是道地圓潤的東北話，若遇見上海老鄉，立馬又是一口純正的滬語。他所寫的各種文字，涉及東北的并不多，倒是有關上海的，源源不絕。可見，幼年的上海生活記憶，已經非常深刻地烙印在他的靈魂之中，因為後來長期遠離上海，越發構成印象的強烈反差。吳福輝寫過一篇《弄堂深處是我家》，非常細膩真切地回憶幼時在靜安寺附近愛文義路四壽村家居的生活情形，連那種聲響、氣味似乎都還能感受到。吳福輝後來讀張愛玲，特别關注的也是張愛玲筆下老上海的生活情味，還專門為此寫過七八萬字的“看張”——《舊時上海文化地圖》，什麼居住、街市、店鋪、飲食、衣飾、娛樂、茶場、婚禮等，叙說中浸透着老吳濃濃的鄉情，盡管這個“鄉”是大上海的“城”。為什麼後來老吳那麼津津有味研究“海派文學”？為什麼格外關注市民通俗小說？跟他幼時的生活經曆積澱以及後來因異地遷徙而“放大”有關。都說吳福輝是“南人北相”，上海始終是他夢萦魂繞的家鄉，也就成為他文學研究的源泉。借用魯迅《朝花夕拾》的話來說，老吳的許多研究都源于“思鄉的蠱惑”。
吳福輝幼時在上海的生活比較優裕，後來去了鞍山，在這個中等城市的郊區生活、上學、教書，同學大都是礦工子弟或農民子弟。他是以感到過“落差”，但也是以而獲益，他比許多從學校到學校的文學研究者更切身地感受到基層社會的生活情狀。
老吳酷愛自由，感情豐富，愛玩、愛吃、愛旅遊、愛交友，愛收藏各種奇石，文學研究隻能說是他多種生活愛好中的一種，他能在其中獲得獨有的成就感和樂趣。北大中文系給吳福輝的唁電中稱贊他“風清氣正，機智有情，流而有節，惠學及人”，我看是恰切的。老吳為人忠厚、和氣、低調，這展現在他的研究中，就是極少那種劍拔弩張的批判，也不太在意“意義”“價值”，但很能見出他對生活的熱情與興緻。他研究“海派”，研究“市民通俗文學”，都側重生活樣貌和質感，表現出寬容與了解。
老吳還有一個得天獨厚的條件，那就是長期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工作。數十年中，他接觸過很多第一手資料，認識和通路過很多文藝界的元老和名家，可謂見多識廣，也形成了審美的多樣性和生活化。他的很多文章都是随性自在的，自由放達的。如大家都叫好的《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插圖本）》，若沒有文學館資料豐厚和他見多識廣的背景，恐怕是寫不出來的。他居然以一人之力完成這部巨著。此書采取了适合他自由個性的那種漫談式結構，就如同一位導遊領着讀者在現代文學“地理”的各個角落漫遊和欣賞，多的是史料、趣聞、細節。大家從未見過這樣散漫而有趣的文學史，這是吳福輝的成功。
還有一點特别要說說，就是吳福輝的大多數著作不屬于什麼項目，也沒有資助，他就自己放開手腳去做。像《沙汀傳》和《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插圖本）》，都是做了四五年才完成。我曾寫文章批評現今學界艱難而煩躁，是因為不少人都被項目和計劃所牽絆，處于“項目化生存”的狀态。有多少題目真是自己有興趣的？不過是為了“中标”或者某些實際利益而操作罷了。這一點老吳就占了“便宜”，他的研究基本上都是“自選動作”，而并非計劃内的“項目”。研究吳福輝，以及吳福輝這一代學者，應當考慮這個因素。
二
下面，再說說吳福輝的學術貢獻，我認為有四個方面很突出，是會給後來者所記取的。
第一個貢獻，是參與籌建中國現代文學館。吳福輝是研究所學生畢業就被配置設定去籌建中國現代文學館的。那時現代文學館八字還沒有一撇，他們先是在沙灘老北大紅樓附近的地震棚上班。我聽老吳說過，最初隻有4個人，三個老同志，隻有吳福輝是“專業人士”。後來經巴金呼籲、胡喬木協調，借了紫竹院公園邊上的萬壽寺做籌辦的辦公室，人員也陸續增加了楊犁、舒乙、劉麟、董炳月等。老吳住在寺院裡，整天忙着通路作家，收集、搶救資料。有時我去看他，特别是在夜晚，繁星閃爍，風聲銳利，破舊的院落格外寂寞，老吳卻很能靜下來，一篇一篇地做他的文章。那是他最忙的時期，又是他的寫作高峰期。憑着學問實力，後來老吳擔任了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長，又兼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主編，成了現代文學界最活躍的角色之一。文學館後來也就搬到朝陽區新址。老吳在文學館一待就是30多年。無論文學館、學會或叢刊，他都是元老，貢獻是巨大的。
我特别要說說他剛去文學館那幾年，和楊犁等主編了一本《中國現代作家大辭典》，選編重點是新中國成立之前的作家，共有708人，每位作家都有一個小傳，附上作品的書目。那時從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人幾乎人手一冊，影響很大。現在年輕的學者未必了解，改革開放後現代文學研究的複興，其實是從編“作家辭典”開始的。在吳福輝這本辭典之前，已經有北京語言學院老師編過《中國文學家辭典》，其中也收有很多現代作家。老吳這部辭典集中在現代作家，非常詳盡。這項工作幾乎從零開始，難度是很大的。以“辭典”的形式讓一大批被誤解、埋沒的作家重新得到評價，這本身就是“撥亂反正”。現在看來此書隻是工具書，在當時其實功莫大焉。
吳福輝（右）與青年學者交談。
吳福輝的第二個貢獻，是“海派文學”研究。“海派”是一個巨大的存在。它不是個方向相對一緻的文學流派，而是在上海這個大都市特殊環境裡産生的樣貌多元而又顯示出某些共同特色的文學潮流。20世紀30年代，文學界就有過“京派”“海派”之争，注重文學趣味與道德感的沈從文，曾把上海一些作家命名為“海派”，認為其特征是“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買”相結合，甚至把當時左翼的“革命浪漫蒂克”文學也歸入“海派”，後來還引起一段論争。沈從文是從“京派”的立場觀看“海派”，有明顯的偏頗，但他顯然說出了當時存在“海派”這一事實。可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文學史對于“海派”根本不提，八十年代最流行的文學史也都沒有“海派”的位置。直到八十年代末，嚴家炎做小說流派研究，第一次給“新感覺派”命名，并以專章論說，“海派”的一部分才成了“出土文物”被發掘出來。而吳福輝審時度勢，幾乎也就在這個時期開始了他對“海派”小說的專門研究。他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說》就是第一部專門研究“海派”文學的著作，學界已經有很多評論，這裡就不展開談論了。吳福輝的“海派”文學研究不見得最早，卻是最為系統和全面的，而且從他開始，“海派文學”這個名詞就在文學史論著中“登堂入室”了。
大家未必意識到在“海派”文學方面有更大影響的，是吳福輝為《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所寫的相關部分。該書的1985年上海文藝版給了“新感覺派”和徐訏、無名氏的小說專門兩節論述，并小心翼翼冠名“洋場小說”。到1998年該書做了很大的修訂，就專門打出“海派小說”的名堂，給予專節論述。其中概述了“海派”小說世俗化與商業化，過渡性地描寫都市等特點，論及的作家除了新感覺派的施蟄存、劉呐鷗、穆時英，還有張資平、葉靈鳳、曾虛白、禾金、黑嬰等等。“海派”從此正式在文學史中占有一席地位，而這部分是吳福輝寫的。後來有關“海派”文學的研究多起來了，可以說是吳福輝帶了這個頭，他的“海派文學”研究不但領風氣之先，而且至今仍然是這方面研究的一個标杆。
吳福輝的第三個貢獻，是市民通俗小說研究。關于這方面研究的大學營應當是蘇州大學，範伯群先生是領軍的人物，最早呼籲把通俗文學寫進文學史。他的《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2000年出版。但1997年《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時，就曾專門辟出三章來叙述“通俗小說”，其中涉及民國舊派小說、鴛鴦蝴蝶派、武俠小說等等。這是第一次把“通俗小說”融入綜合性的文學史，并給以一定的文學史地位。這部分工作是吳福輝承擔的。2016年該書第三次修訂，改動很多，有些章節幾乎重寫，其中改得最多的就是老吳寫的“市民通俗小說”三章。老吳下了很大功夫，他自己也很看重，還把重寫的三章收到他的《石齋語痕二集》中。我知道很多老師使用這本教材時，大概不把“通俗小說”納入教學計劃，但作為一本完整的現代文學史，“通俗文學”的有機融入，是非常重要的舉措。其實這三章是很難寫的。通俗文學作品太多，要從中選擇，還要加以評論，得下相當大的功夫。
吳福輝的第四方面貢獻，是提出“大文學史”觀，并嘗試寫成《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插圖本）》。文學史是可以不斷重寫的，每一曆史階段都可能也應該出現不同寫法的文學史。十多年前，學界有過關于現代文學史寫作模式的反思，普遍對以往文學史叙事方式表示不滿：那就是常見的從“五四”前後開始，以時間為“經”，文體與作家作品為“緯”，突出代表性作家評論的模式。這種書寫方式以教科書功能的考慮為主，有意無意都想寫成文學的“正史”。這種“不滿”由于受到曆史學界“新曆史主義”的啟發而引起新的想象，希望在文學批評實踐中凸顯文學與人生、文學與曆史、文學與權力話語等多種關系，由過去圍繞單一“中心”的文學作品解構政策，轉為多中心或者無中心的曆史狀态叙述。那時就出現關于文學史寫法的多種設想。諸如“文學生态說”（嚴家炎）、“雅俗雙翅論”（範伯群）、“先鋒與常态說”（陳思和）、“重繪文學地圖”（楊義）、“民國文學”（李怡等）等。這些想法角度各不相同，也都有其合理性，問題是如何落實？操作起來不是那麼簡單的。于是就有吳福輝的大膽嘗試，他很包容地提出“大文學史”概念。他倡導“合力型”文學史，把文學史看作文化場域中多元共生的文學變化史。他還借用王瑤先生的說法，做學問有兩種方法，一種是以一個觀點為主，如同一張唱片轉圈子，發出聲音；另一種是叙述多個觀點，發散型的，如同織毛衣，一針一針地織，再一塊一塊地連綴起來。吳福輝就采用“織毛衣”的辦法，用三四年時間寫成了《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插圖本）》。
這部文學史讓大家耳目一新，因為從未見過如此結構，也從未見過如此豐富的内容。文學作品的發表、出版、傳播、接受，以及作家的生存條件、遷徙、流動，社團流派的活動等，全都囊括其中，一條一條叙述，一塊一塊鋪陳，試圖構成文學發生的“原生态”。加上豐富的資料羅列，名家逸事的安插，年表、大事記的羅列，特别是大量的插圖，讓人讀起來有點像逛博物館。
這部文學史是“散點叙事”，去“中心”化，以及有意淡化作家作品的分析，讀完以後似乎目迷五色，抓不住要點，自然有它的偏頗，但畢竟是大膽的嘗試，是一部有鮮明特色的文學史，也可以說是對以往文學史寫作的一個實質性的突破。
後來吳福輝還與朋友合作，編寫過《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線索，采用編年的書話體來結構文學發展的曆史脈絡，為文學史的叙述與評價提供了新的角度，雖有趣，卻駁雜瑣碎，不得要領，未見得達成所謂“全方位的立體的文學全景的效果”。無論如何，吳福輝“晚年變法”，不是坐而論道，也很少在理論上與人交鋒，他就實幹，以一人之力放手去寫，終于寫成了“插圖本”這部氣象萬千、非常好看的“大文學史”。此書你也許可以挑出這個那個“不足”，卻又讀得有滋有味，不得不佩服。
吳福輝是個堅實、卓越而低調的學者，他給現代文學研究作出很大貢獻，後來者能從他的著述中獲益甚多。他以82歲高齡離開這個世界，是在大洋彼岸，那個冰雪覆寫的地方辭世的，也還是那麼“低調”。據他的家屬說，老吳是睡夢中猝發心髒病過世的，可謂“善終”。對于我們這些老同學來說，這多少也就有點寬慰吧。
圖檔由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劉濤及吳福輝之女吳晨提供
《光明日報》（2024年08月05日 11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