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蒂爾（Peter Thiel）
彼得·蒂爾，創業家和投資家。1998年創辦PayPal并擔任CEO，2002 年将PayPal 以15億美元出售給eBay，把電子商務帶向新紀元。2004年做了首筆在Facebook 的外部投資，并擔任董事。同年成立軟體公司Palantir，服務于國防安全與全球金融領域的資料分析。聯合創辦Founders Fund 風險投資基金，為LinkedIn、馬斯克的SpaceX、Yelp等十幾家出色的科技新創公司提供了早期資金。成立蒂爾獎學金(Thiel Fellowship)和蒂爾基金(Thiel Foundation)，鼓勵年輕人在校園之外學習和創業，推動科技進步和對未來的長遠思考。《紐約時報》排名第一的暢銷書《從0到1：開啟商業與未來的秘密》(Zero to One：Notes on Startups)的作者。此外，彼得·蒂爾“獨到”的政治眼光也為人所津津樂道。2016年美國大選時，蒂爾是唯一站出來力挺特朗普的矽谷大佬，并在後者就職後擔任了其顧問。“巧合”的是，根據美媒披露，特朗普2024年總統大選的競選搭檔萬斯也是蒂爾的長期“投資”對象。正是在蒂爾的鼓勵和支援下，萬斯完成了從政治素人到政治新星的蛻變，蒂爾甚至還是那個把萬斯帶到特朗普身邊的“關鍵推手”之一。今天給大家帶來彼得·蒂爾在2016年在清華大學經管學院所分享的“逆向思維之道”，内容選自《錢穎一對話錄：有關創意、創新、創業的全球對話》（錢穎一著，商務印書館2021年版）。
錢穎一對話錄
有關創意、創新、創業的全球對話
錢穎一著
商務印書館2021年版
2016年3月25日，錢穎一與著名投資家彼得·蒂爾（右）在清華經管學院對話
逆向思維之道
何為逆向思維？
錢穎一：從你四年前的課到今天的課，有一個貫穿其中的思想，就是逆向思維(contrarian thinking)，對嗎？這次課中你進一步豐富了你的思想。
彼得·蒂爾：對，這是貫穿始終的思考。但是逆向思維，并不是為了和别人持不同意見而持不同意見。如果這樣，就不再是逆向思維，僅是加了個負号的延續性思維——先看看主流輿論是什麼，然後在前面加個負号。
錢穎一：很多人有這種傾向，當他們不同意你時，就在你說的一切前放上負号，變成對立面。那麼，什麼才是真正的逆向思維？
彼得·蒂爾：真正的逆向思維是自己獨立思考，不要人雲亦雲，也不是跟周圍人唱反調，而是思考有意思、其他人甚至都沒想過的問題。是以逆向思維就是探索你感興趣但别人還沒發現其有趣之處的方面。
我有一個朋友幾年前是個博士生，他認為成功的博士生和不成功的博士生之間最大的差異，不是做研究的能力，而是提出正确問題的能力。如果你能提出正确的問題，問題不是太簡單也不是太難，你就能夠回答而且回答得有趣。這種能力頗具生産力，從正确的問題出發，你能得到很多有趣的結果。很多最聰明的人非常努力，但他們從未真正提出正确的問題。他們提的問題是每個人都在問，很多人都在研究的問題，是以難以脫穎而出。如果問題有趣但不可能回答，也難以取得很大進展。是以逆向思維不一定總是給出不同答案，如果提出沒有人問過的好問題，就是非常好的起點。錢穎一：這裡有兩個要點。一是提出好問題，二是尋找沒有很多人感興趣但你真正想探索的領域。彼得·蒂爾：我們甚至經常會對提出好問題感到尴尬，因為我們經常想，這些問題很笨，或者一定已經被其他人問過了，我一定是遺漏了什麼，才去問這些顯得太笨的問題。我們還都會有這種羞愧感——當聽到不太懂的事情時，就會想，我是不是有點笨才不懂？是以不提問。可能事實上沒什麼，隻是聊得稍微複雜點，你隻要簡單問一問，就會發現根本不難。是以我想，有時，問那些看上去笨笨的問題實際上挺難做到的。曆練逆向思維的方法錢穎一：那我很好奇，你是如何發展出問問題的方法，發展出這種逆向思維的方法的？你在斯坦福大學專業是20世紀哲學，又讀了斯坦福法學院的法律博士(JD)。那麼，哲學和法律是如何幫助你發展逆向思維的，還是實際上并沒有幫助你發展逆向思維？彼得·蒂爾：我對想法如何連接配接，如何契合到整體中，總是非常好奇。雖然哲學的很多東西并不太實用，但有個思維鍛煉很好，就是詢問事物間的互相聯系。我喜歡和朋友聊天，對各種話題都感興趣，這自然而然會有靈感。美國過去20—25年間，經曆了大規模不理性的行為、心理層面上非常奇怪的現象：20世紀 90年代，我們經曆了瘋狂的網際網路泡沫；21世紀初，經曆了瘋狂的房地産和金融泡沫。是以回頭看看，對這些事物保持一點距離、保留一些批評，很重要。錢穎一：你建立了一個科技公司，你也投資了很多其他科技公司。你自已大學學的是哲學，研究所學生讀法律，你有沒有學過工科、理科的課程？彼得·蒂爾：我大學學了很多理科課程，比方說微積分，還有我當時一度還想學生物技術。但是我當時覺得生物技術跟我想的有點不太一樣。比方說，講到生物的質譜，等等。但是有一些法律課程講到這些理科的東西，80年代的時候，當時斯坦福和矽谷的聯系其實還沒有像現在這麼緊密，它們在地理位置上是非常近的，但是在斯坦福，我們對于矽谷的情況其實并不知道，雖然隻有一牆之隔。當時矽谷已經有了，但當時在我們學生當中影響并不很大，并沒有很多學生說要中途辍學去創業，這個在80年代那會兒一點都不常見。現在斯坦福的名聲是創業、創新。但是當時可能大家更為關注的是做投行，做金融方面的行業。這是非常有趣的現象。20年中有這樣一種變化，尤其是在2008年之後，改變尤其快。過去這七八年當中，這樣的變化越來越快，以前學生對于金融非常熱衷，現在的斯坦福學生不是那麼熱衷于金融行業了。錢穎一：應該說這不僅僅是矽谷，也是全美、全球的趨勢?彼得·蒂爾：是的，從文化上講是這樣。20世紀80年代、90年代，以及21世紀初，紐約當時是所有年輕人都想去的一個地方，它應當說是世界上最令人激動的城市。現在這樣一種中心已經從紐約轉到了矽谷。尤其是從大學的角度來講，雖然他們并不希望我這麼講，但是很多學生從哈佛轉到了斯坦福。哈佛的人聽我這麼講要不高興的，但是當時哈佛的老師問我：你對我們有什麼看法？矽谷的人對我們怎麼看？這種問題可能10年前根本不會有人提，但他們現在會問這樣的問題。錢穎一：你有個好朋友馬斯克，他去年10月份也在這兒，他講到實體學第一性原理幫助他進行思考。你能不能講一講在斯坦福大學，你自己感受到影響你最大的一門課。彼得·蒂爾：應該是我大二的時候學的哲學課程。我和雷德·霍夫曼(Reid Hoffman)是同一年的。我們當時要寫一篇論文，之後，老師給我們評分，讓我們重新再寫一遍。這是非常少見的一種方式，因為其實我們已經很習慣寫論文或者寫文章了，但是這次不一樣。這個課程當中，我寫了最好的一篇文章，但是送出上去之後，老師改了很多，說這隻是一個草稿。是以這樣的一門課，對我來講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個經驗。在矽谷讓我感到非常有價值的一個方面，就是寫作。如果說我們能夠寫好一篇文章，不管是做科學的，做技術的，做創新的，如果你能寫好一篇文章的話，其實你都不需要成為一個作家，或者說一個小說家，基本上比普通人好一點點的話，那你就是很好的亮點了。你就可以獲得别人的關注，你就能夠獲得别人的青睐。應當說，過去這10年當中最成功的這些風投家，他們之前都寫過長篇大論的部落格。如果說你也能夠很好地寫作的話，應當說，在矽谷是很好的一塊敲門磚。錢穎一：非常有意思。我感到非常好奇，你還能記得大二哲學課的内容嗎？你學到了一些什麼東西？過去幾年當中對你有沒有影響？彼得·蒂爾：我們在哲學課中講的問題都是非常大的，非常宏觀的。還有當時我們也在講，在自由世界當中的各種沖突性。我還記得，我第二次寫論文的時候，我寫道：自由意志和決定論不可能同時都是正确的，可能有一個正确，一個錯誤，但是也有可能是，兩個都是錯誤的，這樣的一種可能性也是存在的。錢穎一：我們在講到自由意志和決定論的時候，好像可以回到剛才說的量子力學當中。這個問題大家探究得還是不夠。彼得·蒂爾：非常好,你思考得非常透徹。我們可以把實體的原則運用到哲學當中，這種情況下我們可能又能夠獲得一些新的想法。錢穎一：他(馬斯克)對于哲學的了解應當沒有你多吧？彼得·蒂爾：他雖然非常多才多藝,但是哲學沒有那麼厲害。
逆向投資：SpaceX和清潔能源技術錢穎一：我想回到逆向思維。我想更具體了解，在你的投資決策中，逆向思維如何幫助你。除了Facebook，你能給我們舉一些這樣的例子嗎？哪些時候除了你沒有人真的想投資？哪些時候很多人都想投，但是你卻拒絕了？彼得·蒂爾：一個比 Facebook 更有戲劇性的例子是，2008年夏天第一次投資給馬斯克的SpaceX時，我們收到一些郵件，他們說：“我們非常高興沒有投錢給你，這件事兒太愚蠢了。”潛在投資人主動發這樣的郵件，很不常見。投資SpaceX看上去非常奇怪，主要問題是：這不是IT，你對投資火箭公司有任何經驗嗎？這生意風險太大了。但是如果仔細思考，你會發現，SpaceX的商業模式實際上非常棒，因為人們會預付費來買火箭，是以相對而言，項目一旦啟動，就是正現金流生意。而且，埃隆是在與那些非常陳舊的航空航天集團企業競争，例如波音(Boeing)和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公司。40年來沒有新火箭公司出現，顯然這是沒有什麼人懂的領域。是以我們不需要非常擅長投資火箭公司，因為在投資層面，絕對沒有人與我們競争。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沒有專業知識，我們也一樣，但我們隻要稍微做點研究就可以做到相對專業。有很多東西我們不投。作為風險投資家，總是犯這樣的錯誤——投資了以後發現公司最後很糟糕或者錯過了後來很棒的公司。2005—2008年間，我們放棄了清潔能源技術領域這一整個投資類别。我認為清潔能源技術很好、很重要，但公司非常同質化，這方面的投資競争太激烈，以至于脫離了潛在商業價值。當時我感覺這個領域已經有些泡沫，但不可能去公開提出疑問，大家都很狂熱。最後這波熱潮結束，而且速度很快。錢穎一：是以你很高興你沒有投。彼得·蒂爾：那個時候是。今天我認為，清潔能源技術可能是值得投資的冷門領域，但2005—2008年，不投清潔能源技術就對了。關于創新的逆向思維錢穎一：你認為過去40年對人類社會影響最大的創新是什麼？彼得·蒂爾：過去40年中，有些藥物的發明非常重要。過去40年的創新主要圍繞着電腦、網際網路、移動網際網路、軟體、半導體等，我想相比其他領域，我們在這些領域進步很大。有個大争論：創新是加速了，還是停滞了？我認為在計算機領域是加速的，而其他任何領域則是相對停滞的。看看今天“技術”一詞與50年前不同的含義，就知道了。50年前，就是1966年，“技術”一詞意味着火箭、超快的飛機、農業綠色革命、核能，還包括計算機等等各種東西。今天，“技術”通常指資訊技術。我們已經把定義收窄了。20世紀20年代，技術指轎車，現在我們不會把小汽車和技術聯系在一起，除非把汽車延伸到計算機領域，例如自動駕駛汽車汽車内置了計算系統。現在，如果其他領域也有這樣的進步，對我們的文明會更有益。錢穎一：現在的“技術”一詞意味着資訊技術。這很有意思。彼得·蒂爾：對，事實就是，定義變窄了。某種意義上這也說明了創新的停滞。錢穎一：經濟學家會說，抽水馬桶是最有影響力的創新。另一項非常重要的創新是空調。如果沒有空調，我們這個世界的很多地方都會喪失生産力,例如新加坡。彼得·蒂爾：關于抽水馬桶，是羅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說的，還有管道系統，很重要。電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對于冬季和夏季。錢穎一：一個感覺問題：由于我們每天用手機，是以感覺技術飛速變化，但是實際上你沒有感覺其他的東西。進一步說，經濟學家看數字、生産率等等，是以更悲觀。不過你不同，你是創業家，你在矽谷，矽谷的絕大部分人都非常樂觀，你是個例外。你的洞見是什麼？彼得·蒂爾：我想矽谷的挑戰之一，在于人們有“看漲偏見”。因為如果你創辦公司，你就要說世界正在變得不同；如果你是風險投資家，你要說有那麼多可投資的出色技術正在湧現。是以，矽谷的人們自然會有這種傾向，他們會說，我正在幹好多事。近期的曆史，也就是20世紀90年代末的技術領域大泡沫，也加劇了這種傾向。當泡沫破裂的時候，矽谷之外的人都說，網際網路就是泡沫。當人們說沒那麼多技術創新時，意味着他們認為公司估值過高了。創新和公司估值之間聯系密切，這讓矽谷人很自我保護。在一個适度創新的世界，财務回報事實上可能非常可觀，因為一旦你做出新東西，後來者很難追趕。如果創造出類似谷歌的新搜尋引擎，在搜尋上就難有重大創新了，沒人能再創造出比你棒非常多的搜尋引擎。結果是，你占據了搜尋的壟斷地位，很強大，很無敵。以20世紀80年代的磁盤驅動器産業為例，你可以造出全世界最棒的磁盤，兩年後又會有人造出更好的。你的公司就會出局，投資也打水漂了。10年裡，磁盤驅動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創造了消費者剩餘，但是這種變化對磁盤公司并無好處。是以，技術發展緩慢的環境遠比技術井噴的環境更有利可圖。大饑荒時代的農夫，可能遠比糧食充足時代的農夫容易賺錢——在糧食充足的時候，糧食價格會很低。錢穎一：你說到現在美國的趨勢，是人才湧向矽谷，崇尚創新，我可以用具體的例子來支援你的觀點。有人比較了哈佛商學院和斯坦福商學院MBA申請人同時被兩所學院錄取後的選擇，在過去兩年，斯坦福首超哈佛。彼得·蒂爾：我感到驚訝，這隻是過去一兩年的事情。（節選自《錢穎一對話錄：有關創意、創新、創業的全球對話》，錢穎一著，商務印書館2021年版，第59—7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