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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投资了马斯克、特朗普和万斯 | 彼得·蒂尔:逆向思维之道

他投资了马斯克、特朗普和万斯 | 彼得·蒂尔:逆向思维之道

彼得·蒂尔(Peter Thiel)

彼得·蒂尔,创业家和投资家。1998年创办PayPal并担任CEO,2002 年将PayPal 以15亿美元出售给eBay,把电子商务带向新纪元。2004年做了首笔在Facebook 的外部投资,并担任董事。同年成立软件公司Palantir,服务于国防安全与全球金融领域的数据分析。联合创办Founders Fund 风险投资基金,为LinkedIn、马斯克的SpaceX、Yelp等十几家出色的科技新创公司提供了早期资金。成立蒂尔奖学金(Thiel Fellowship)和蒂尔基金(Thiel Foundation),鼓励年轻人在校园之外学习和创业,推动科技进步和对未来的长远思考。《纽约时报》排名第一的畅销书《从0到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Zero to One:Notes on Startups)的作者。此外,彼得·蒂尔“独到”的政治眼光也为人所津津乐道。2016年美国大选时,蒂尔是唯一站出来力挺特朗普的硅谷大佬,并在后者就职后担任了其顾问。“巧合”的是,根据美媒披露,特朗普2024年总统大选的竞选搭档万斯也是蒂尔的长期“投资”对象。正是在蒂尔的鼓励和支持下,万斯完成了从政治素人到政治新星的蜕变,蒂尔甚至还是那个把万斯带到特朗普身边的“关键推手”之一。今天给大家带来彼得·蒂尔在2016年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所分享的“逆向思维之道”,内容选自《钱颖一对话录:有关创意、创新、创业的全球对话》(钱颖一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

他投资了马斯克、特朗普和万斯 | 彼得·蒂尔:逆向思维之道

钱颖一对话录

有关创意、创新、创业的全球对话

钱颖一著

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

他投资了马斯克、特朗普和万斯 | 彼得·蒂尔:逆向思维之道

2016年3月25日,钱颖一与著名投资家彼得·蒂尔(右)在清华经管学院对话

逆向思维之道

何为逆向思维?

钱颖一:从你四年前的课到今天的课,有一个贯穿其中的思想,就是逆向思维(contrarian thinking),对吗?这次课中你进一步丰富了你的思想。

彼得·蒂尔:对,这是贯穿始终的思考。但是逆向思维,并不是为了和别人持不同意见而持不同意见。如果这样,就不再是逆向思维,仅是加了个负号的延续性思维——先看看主流舆论是什么,然后在前面加个负号。

钱颖一:很多人有这种倾向,当他们不同意你时,就在你说的一切前放上负号,变成对立面。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逆向思维?

彼得·蒂尔:真正的逆向思维是自己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也不是跟周围人唱反调,而是思考有意思、其他人甚至都没想过的问题。所以逆向思维就是探索你感兴趣但别人还没发现其有趣之处的方面。

我有一个朋友几年前是个博士生,他认为成功的博士生和不成功的博士生之间最大的差异,不是做研究的能力,而是提出正确问题的能力。如果你能提出正确的问题,问题不是太简单也不是太难,你就能够回答而且回答得有趣。这种能力颇具生产力,从正确的问题出发,你能得到很多有趣的结果。很多最聪明的人非常努力,但他们从未真正提出正确的问题。他们提的问题是每个人都在问,很多人都在研究的问题,因此难以脱颖而出。如果问题有趣但不可能回答,也难以取得很大进展。所以逆向思维不一定总是给出不同答案,如果提出没有人问过的好问题,就是非常好的起点。钱颖一: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提出好问题,二是寻找没有很多人感兴趣但你真正想探索的领域。彼得·蒂尔:我们甚至经常会对提出好问题感到尴尬,因为我们经常想,这些问题很笨,或者一定已经被其他人问过了,我一定是遗漏了什么,才去问这些显得太笨的问题。我们还都会有这种羞愧感——当听到不太懂的事情时,就会想,我是不是有点笨才不懂?因此不提问。可能事实上没什么,只是聊得稍微复杂点,你只要简单问一问,就会发现根本不难。所以我想,有时,问那些看上去笨笨的问题实际上挺难做到的。历练逆向思维的方法钱颖一:那我很好奇,你是如何发展出问问题的方法,发展出这种逆向思维的方法的?你在斯坦福本科专业是20世纪哲学,又读了斯坦福法学院的法律博士(JD)。那么,哲学和法律是如何帮助你发展逆向思维的,还是实际上并没有帮助你发展逆向思维?彼得·蒂尔:我对想法如何连接,如何契合到整体中,总是非常好奇。虽然哲学的很多东西并不太实用,但有个思维锻炼很好,就是询问事物间的相互联系。我喜欢和朋友聊天,对各种话题都感兴趣,这自然而然会有灵感。美国过去20—25年间,经历了大规模不理性的行为、心理层面上非常奇怪的现象:20世纪 90年代,我们经历了疯狂的互联网泡沫;21世纪初,经历了疯狂的房地产和金融泡沫。所以回头看看,对这些事物保持一点距离、保留一些批评,很重要。钱颖一:你创建了一个科技公司,你也投资了很多其他科技公司。你自已本科学的是哲学,研究生读法律,你有没有学过工科、理科的课程?彼得·蒂尔:我本科学了很多理科课程,比方说微积分,还有我当时一度还想学生物技术。但是我当时觉得生物技术跟我想的有点不太一样。比方说,讲到生物的质谱,等等。但是有一些法律课程讲到这些理科的东西,80年代的时候,当时斯坦福和硅谷的联系其实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紧密,它们在地理位置上是非常近的,但是在斯坦福,我们对于硅谷的情况其实并不知道,虽然只有一墙之隔。当时硅谷已经有了,但当时在我们学生当中影响并不很大,并没有很多学生说要中途辍学去创业,这个在80年代那会儿一点都不常见。现在斯坦福的名声是创业、创新。但是当时可能大家更为关注的是做投行,做金融方面的行业。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20年中有这样一种变化,尤其是在2008年之后,改变尤其快。过去这七八年当中,这样的变化越来越快,以前学生对于金融非常热衷,现在的斯坦福学生不是那么热衷于金融行业了。钱颖一:应该说这不仅仅是硅谷,也是全美、全球的趋势?彼得·蒂尔:是的,从文化上讲是这样。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纽约当时是所有年轻人都想去的一个地方,它应当说是世界上最令人激动的城市。现在这样一种中心已经从纽约转到了硅谷。尤其是从大学的角度来讲,虽然他们并不希望我这么讲,但是很多学生从哈佛转到了斯坦福。哈佛的人听我这么讲要不高兴的,但是当时哈佛的老师问我:你对我们有什么看法?硅谷的人对我们怎么看?这种问题可能10年前根本不会有人提,但他们现在会问这样的问题。钱颖一:你有个好朋友马斯克,他去年10月份也在这儿,他讲到物理学第一性原理帮助他进行思考。你能不能讲一讲在斯坦福大学,你自己感受到影响你最大的一门课。彼得·蒂尔:应该是我大二的时候学的哲学课程。我和雷德·霍夫曼(Reid Hoffman)是同一年的。我们当时要写一篇论文,之后,老师给我们评分,让我们重新再写一遍。这是非常少见的一种方式,因为其实我们已经很习惯写论文或者写文章了,但是这次不一样。这个课程当中,我写了最好的一篇文章,但是提交上去之后,老师改了很多,说这只是一个草稿。所以这样的一门课,对我来讲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经验。在硅谷让我感到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方面,就是写作。如果说我们能够写好一篇文章,不管是做科学的,做技术的,做创新的,如果你能写好一篇文章的话,其实你都不需要成为一个作家,或者说一个小说家,基本上比普通人好一点点的话,那你就是很好的亮点了。你就可以获得别人的关注,你就能够获得别人的青睐。应当说,过去这10年当中最成功的这些风投家,他们之前都写过长篇大论的博客。如果说你也能够很好地写作的话,应当说,在硅谷是很好的一块敲门砖。钱颖一:非常有意思。我感到非常好奇,你还能记得大二哲学课的内容吗?你学到了一些什么东西?过去几年当中对你有没有影响?彼得·蒂尔:我们在哲学课中讲的问题都是非常大的,非常宏观的。还有当时我们也在讲,在自由世界当中的各种矛盾性。我还记得,我第二次写论文的时候,我写道:自由意志和决定论不可能同时都是正确的,可能有一个正确,一个错误,但是也有可能是,两个都是错误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钱颖一:我们在讲到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时候,好像可以回到刚才说的量子力学当中。这个问题大家探究得还是不够。彼得·蒂尔:非常好,你思考得非常透彻。我们可以把物理的原则运用到哲学当中,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又能够获得一些新的想法。钱颖一:他(马斯克)对于哲学的了解应当没有你多吧?彼得·蒂尔:他虽然非常多才多艺,但是哲学没有那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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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投资:SpaceX和清洁能源技术钱颖一:我想回到逆向思维。我想更具体了解,在你的投资决策中,逆向思维如何帮助你。除了Facebook,你能给我们举一些这样的例子吗?哪些时候除了你没有人真的想投资?哪些时候很多人都想投,但是你却拒绝了?彼得·蒂尔:一个比 Facebook 更有戏剧性的例子是,2008年夏天第一次投资给马斯克的SpaceX时,我们收到一些邮件,他们说:“我们非常高兴没有投钱给你,这件事儿太愚蠢了。”潜在投资人主动发这样的邮件,很不常见。投资SpaceX看上去非常奇怪,主要问题是:这不是IT,你对投资火箭公司有任何经验吗?这生意风险太大了。但是如果仔细思考,你会发现,SpaceX的商业模式实际上非常棒,因为人们会预付费来买火箭,所以相对而言,项目一旦启动,就是正现金流生意。而且,埃隆是在与那些非常陈旧的航空航天集团企业竞争,例如波音(Boeing)和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公司。40年来没有新火箭公司出现,显然这是没有什么人懂的领域。所以我们不需要非常擅长投资火箭公司,因为在投资层面,绝对没有人与我们竞争。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没有专业知识,我们也一样,但我们只要稍微做点研究就可以做到相对专业。有很多东西我们不投。作为风险投资家,总是犯这样的错误——投资了以后发现公司最后很糟糕或者错过了后来很棒的公司。2005—2008年间,我们放弃了清洁能源技术领域这一整个投资类别。我认为清洁能源技术很好、很重要,但公司非常同质化,这方面的投资竞争太激烈,以至于脱离了潜在商业价值。当时我感觉这个领域已经有些泡沫,但不可能去公开提出疑问,大家都很狂热。最后这波热潮结束,而且速度很快。钱颖一:所以你很高兴你没有投。彼得·蒂尔:那个时候是。今天我认为,清洁能源技术可能是值得投资的冷门领域,但2005—2008年,不投清洁能源技术就对了。关于创新的逆向思维钱颖一:你认为过去40年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创新是什么?彼得·蒂尔:过去40年中,有些药物的发明非常重要。过去40年的创新主要围绕着电脑、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软件、半导体等,我想相比其他领域,我们在这些领域进步很大。有个大争论:创新是加速了,还是停滞了?我认为在计算机领域是加速的,而其他任何领域则是相对停滞的。看看今天“技术”一词与50年前不同的含义,就知道了。50年前,就是1966年,“技术”一词意味着火箭、超快的飞机、农业绿色革命、核能,还包括计算机等等各种东西。今天,“技术”通常指信息技术。我们已经把定义收窄了。20世纪20年代,技术指轿车,现在我们不会把小汽车和技术联系在一起,除非把汽车延伸到计算机领域,例如自动驾驶汽车汽车内置了计算系统。现在,如果其他领域也有这样的进步,对我们的文明会更有益。钱颖一:现在的“技术”一词意味着信息技术。这很有意思。彼得·蒂尔:对,事实就是,定义变窄了。某种意义上这也说明了创新的停滞。钱颖一:经济学家会说,抽水马桶是最有影响力的创新。另一项非常重要的创新是空调。如果没有空调,我们这个世界的很多地方都会丧失生产力,例如新加坡。彼得·蒂尔:关于抽水马桶,是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说的,还有管道系统,很重要。电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对于冬季和夏季。钱颖一:一个感知问题:由于我们每天用手机,所以感觉技术飞速变化,但是实际上你没有感知其他的东西。进一步说,经济学家看数字、生产率等等,所以更悲观。不过你不同,你是创业家,你在硅谷,硅谷的绝大部分人都非常乐观,你是个例外。你的洞见是什么?彼得·蒂尔:我想硅谷的挑战之一,在于人们有“看涨偏见”。因为如果你创办公司,你就要说世界正在变得不同;如果你是风险投资家,你要说有那么多可投资的出色技术正在涌现。所以,硅谷的人们自然会有这种倾向,他们会说,我正在干好多事。近期的历史,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技术领域大泡沫,也加剧了这种倾向。当泡沫破裂的时候,硅谷之外的人都说,互联网就是泡沫。当人们说没那么多技术创新时,意味着他们认为公司估值过高了。创新和公司估值之间联系密切,这让硅谷人很自我保护。在一个适度创新的世界,财务回报事实上可能非常可观,因为一旦你做出新东西,后来者很难追赶。如果创造出类似谷歌的新搜索引擎,在搜索上就难有重大创新了,没人能再创造出比你棒非常多的搜索引擎。结果是,你占据了搜索的垄断地位,很强大,很无敌。以20世纪80年代的磁盘驱动器产业为例,你可以造出全世界最棒的磁盘,两年后又会有人造出更好的。你的公司就会出局,投资也打水漂了。10年里,磁盘驱动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创造了消费者剩余,但是这种变化对磁盘公司并无好处。所以,技术发展缓慢的环境远比技术井喷的环境更有利可图。大饥荒时代的农夫,可能远比粮食充足时代的农夫容易赚钱——在粮食充足的时候,粮食价格会很低。钱颖一:你说到现在美国的趋势,是人才涌向硅谷,崇尚创新,我可以用具体的例子来支持你的观点。有人比较了哈佛商学院和斯坦福商学院MBA申请人同时被两所学院录取后的选择,在过去两年,斯坦福首超哈佛。彼得·蒂尔:我感到惊讶,这只是过去一两年的事情。(节选自《钱颖一对话录:有关创意、创新、创业的全球对话》,钱颖一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59—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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