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走失，電梯直達安全島報人劉亞東A
來源：知識分子作者：周葉斌
美國著名傳染病學家安東尼·福奇（Anthony Fauci）自傳 《On Call》的圖書封面。
2024年6月，福奇醫生的回憶錄《On Call: A Doctor's Journey in Public Service》（以下簡稱《On Call》）出版。不僅給了我們了解這位傳奇美國醫生個人經曆的機會，也讓我們可以一窺近半世紀，美國應對各種傳染病突發事件的決策過程，包括剛剛過去的那場深刻影響了全球的新冠大流行。
Doctor Fauci，福奇醫生，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NIH）
下屬的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
（NIAID）
迄今任職時間最久的上司者，深刻影響了過去幾十年美國傳染病研究。作為美國首席傳染病專家，他曆經艾滋病疫情、Ebola與Zika等突發傳染病事件，對美國乃至全球過去40年防治重大傳染病都有着傑出貢獻。
作為美國首席傳染病專家，服務過7位美國總統，還與布什父子等美國總統建立了不錯的私交，然而，幾十年來，福奇卻始終在被提醒：每次去白宮時都要做好這是你最後一次去的準備，因為總有一天，你需要告訴總統一些他不愛聽的事，而此後，你可能再也不會被征詢意見。而就在福奇步入暮年時，這條提醒終于“應驗”了，而且以更為殘酷的方式表現出來。
80歲那年，福奇醫生遭遇了一生中最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新冠。大流行期間，福奇醫生成了最權威、最誠實的聲音，成了無數在疫情中不知所措的美國人眼中的燈塔，他成了全球矚目的“美國醫生”；但也是在新冠疫情期間，福奇醫生成了很多對疫情持不同看法的人包括陰謀論者的攻擊目标……
醫生：最重要的身份
福奇漫長的職業生涯覆寫了諸多傳染病暴發。作為美國首席傳染病專家，他服務過7位美國總統，這讓這位醫生身上有太多關于重大公衛決策、政府運轉的故事可以分享。《On Call》全書460多頁，從60頁開始，福奇便已開始講述自己成為NIAID主任後的事迹了。但成為政府要員前經曆的簡短叙述并不意味着《On Call》是一部公務員回憶錄，相反，讀者很容易從書中感受到福奇自己最看重的身份是醫生。這從“On Call“這個書名也能窺見一二。
On Call是指醫生随時需要為患者提供醫療服務的狀态。談及各個公衛危機中需要通宵達旦工作，福奇醫生經常會與自己在紐約讀醫學院、做住院醫生教育訓練時的On Call經曆比較：書中屢次提及在紐約醫院裡On Call時不眠不休工作，塑造了他在面對危機時沉穩冷靜的特質。
更能看出福奇本人對醫生身份看重的是其回憶錄中對照顧病患的熱情。他在NIAID建立了照顧艾滋病患者的治療中心。80年代，艾滋病是無藥可治的絕症，福奇稱這段時間為自己行醫生涯“最黑暗的時刻”：每天都要照顧大量時日無多的重病患者。但在其筆下，你感受到的不是絕望，這倒不是他在回憶錄中有回避患者的痛苦與無奈，而是你能感到無論患者身份、地位、病情，福奇熱愛甚至是珍惜照顧患者的機會。
這也能解釋為什麼在2014年西非暴發Ebola疫情後，明明已是大上司的福奇會以醫生身份加入治療在美國的感染者的醫療團隊。而他與幾名Ebola感染者的接觸交流，也完全是醫生與患者的狀态。
新冠疫情期間，福奇也自述面對困惑、迷茫的美國公衆，他将自己定位為醫生，向患者——美國群眾，解釋發生了什麼。
福奇有很多身份：他是紐約普通意大利裔美國家庭的孩子，是被天主教教會學校的修女們寄予厚望的聰明學生，是康奈爾醫學院的榮譽畢業生，是在自身免疫疾病與HIV研究兩個方向上都做出過重大貢獻的科學家，是NIAID有史以來最具影響力的上司者。但跟着福奇回顧他傳奇的一生，你會發現，他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身份，是一名醫生。
當然，福奇醫生不是普通醫生，他冷靜又鎮定，不管是實習時面對最複雜的危重病人，還是工作時面對最為嚴峻的形勢。在美國經曆新冠疫情的人，應該都對福奇醫生在新聞釋出會上穩重溫和的聲音有印象。
如今福奇在學術成就上更為人知的是HIV領域權威。不過福奇其實是放棄了已經極有建樹的自身免疫疾病研究
（福奇對血管炎治療研究有着開創性貢獻，讓這種曾經的不治之症變得極少緻命）
後，轉行研究HIV研究。
福奇轉行HIV，有科學家的好奇心驅動。《On Call》一書中，他回憶在1981年夏讀到CDC的MMWR周報（發病率和死亡率周報）裡報告的5例奇怪的肺孢子菌肺炎。他怎麼也想不明白5個原本健康的年輕人為什麼會得上這種隻有嚴重免疫抑制的人才會得的疾病。這份MMWR周報是曆史上第一份艾滋病的醫學報告，而它帶來的疑惑也促使已是中年的福奇突然轉行。
但80年代艾滋病最初出現在歐美社會時，被認為是男性同志才會得的疾病。如今仍在很多地方受到歧視的同志人群，在那個年代更是社會邊緣群體。這讓艾滋病在很長一段時間未得到主流社會關注。福奇能在那個時代堅持對艾滋病、HIV的探索研究，無疑離不開對艾滋病患者的真心關切。
如果有人有福奇這樣的人生履曆，撰寫回憶錄時估計可以連篇累牍叙述“我做了什麼什麼”。但《On Call》一書裡，福奇卻用整整一章描述艾滋病患者運動。很多艾滋病患者運動裡的關鍵人物曾經對身為NIAID主任的福奇極度不滿，認為他是忽視艾滋病患者的政府的代表。他們在報刊上罵過福奇，在福奇出席活動時搗亂過，甚至跑到福奇工作的NIH抗議過。
換成其他人，一番折騰下來，大概早就成仇人了。但福奇卻與那些艾滋病患者運動倡議者們，陸陸續續都成了朋友。原因無它，就是因為福奇是真心關切這些患者，願意去傾聽他們的感受訴求。
在過去幾年裡，福奇時常被美國一些極右分子、陰謀論者攻擊。任何人經曆過他經曆的那些非難、威脅，恐怕都會憤怒異常。但《On Call》裡，福奇真正發火的似乎隻有一處：一次NIH會議中，福奇的一位下屬在開場白中告知獲得允許出場旁聽的艾滋病患者運動人士，他們在這裡不受歡迎，也沒有資格發言。并不在場的福奇聽說後大發雷霆，他沒法解雇政府職員，隻能退而求其次，要求這名下屬轉崗。
福奇醫生對患者的仁愛之心并非隻是針對疾病，而是真切關注患者的生命。他深刻知道很多人對疾病的恐懼不止于對健康的影響，還有旁人對疾病的偏見。這也是為什麼在親自參與救治的美國第一位本土感染Ebola的患者康複出院時，福奇醫生與她親切擁抱。
醫治患者不止于治病。這或許也是為什麼，福奇醫生會将自己的整個職業生涯，将近50年時間奉獻于公共服務。而他的回憶錄也恰如其名：一個醫生的公共服務旅程。
為總統效力與為國家服務
公共服務方面，我們不能不提福奇另一個極為特殊的身份：NIAID任職時間最久的主任，美國在任時間最長的首席傳染病學家。
如今福奇成為舉世聞名的人物，很大原因是新冠疫情期間，他糾正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對新冠、疫情的不實說法，成了無數人眼中知識分子良心典範。相信很多人也會希望通過《On Call》一書去窺探新冠疫情期間，美國政府内部的宮鬥大戲。
但可能要讓大家失望了。福奇沒有回避新冠疫情期間他與特朗普以及一些美國政府官員的不同意見，也沒有諱言當時決策的混亂沖突。但他也沒有太多戲劇性描述，新冠作為全書最後一部分，篇幅都沒有HIV部分長，甚至在其它部分裡也有多個章節是在描述HIV的防治決策發展。
福奇在2020年4月向白宮記者團談論新冠疫情，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左）和副總統邁克·彭斯（右）在旁觀看。圖源：維基百科
個人讀下來，覺得福奇在描述2020年特朗普團隊的防疫表現乃至後來右翼保守用新冠實驗室起源的陰謀論對他進行人身攻擊時，多少有點保守和客氣了。他在回憶錄中用極為客觀平緩的方式做了曆史記錄，但對不少人與事都有些許客套。
如果從頭開始讀《On Call》，倒不難了解到新冠這一終章時，福奇為何會有這種“婉轉”。先後效力于7位美國總統，特朗普之前，他已經為5位美國總統服務，包括3位共和黨總統與2位民主黨總統。福奇與這5位總統都保持了良好關系，書中反複表達了對曆任總統、議會對增加HIV研究經費、支援全球艾滋病防治的感激與贊賞。
毫無疑問，福奇對他的祖國，美國國家體制、政府機制有着極為堅定的信念。對他來說，美國總統不是爬上權力頂峰的個人，而是代表總統辦公室，是美國國家民主共和的象征。這就不難了解他為什麼會說新冠疫情期間不得不糾正美國總統的錯誤言論，對他個人而言毫無喜悅感。因為這意味着他深愛的國家出了問題，對于為過去每一位總統都能愉快效力的福奇來說，這顯然非常痛苦。
與當下美國右翼的印象相反，福奇回憶錄中，你能明顯感到與他建立了特殊個人關系的美國總統是布什父子，兩位共和黨總統。這種特殊關系的起點至少有部分要歸功于福奇的醫生身份。老布什還是裡根的副總統的時候通路過NIAID，當時美國社會對提升艾滋病重視程度的呼聲很高，老布什的通路顯然也是回應民意，為自己未來的總統競選做準備。不過通路過程中，老布什對很多科學醫學問題都極感興趣，這也是福奇與他相識的開端。之後，老布什遇到一些醫學疑問就經常詢問福奇，包括朋友生病也會找福奇。
就在福奇開始頻頻往副總統辦公室跑時，一位前輩為他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建議：每次去白宮時都要做好這是你最後一次去的準備，因為總有一天，你需要告訴總統一些他不愛聽的事，而此後，你可能再也不會被征詢意見。隻有永遠都将與總統的見面當做最後一次，你才能堅持告知真相。
沒多久，福奇就遇到了需要告訴總統壞消息的時候：老布什當選後希望任命他為NIH主管，但福奇認為自己在NIAID可以做更大貢獻，拒絕了老布什的升官邀請。幸運的是，被拒的老布什沒有改變對福奇的信任，盡管任何一個美國總統都沒有太多被人拒絕的經曆，而是告訴福奇自己對他更為欽佩。
無論在美國還是在全球，小布什都是極具争議的一位美國總統。但在福奇的回憶錄裡，我們能看到這位總與發動錯誤的伊拉克戰争聯系在一起的總統的另一面，小布什真心希望推動美國輔助第三世界國家提升對包括艾滋病在内的各種傳染病的防控。小布什任内啟動的總統防治艾滋病緊急救援計劃（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是有史以來單一國家針對一種疾病制定的規模最大的國際健康計劃，至今在開發中國家拯救超過2000萬生命。福奇是該計劃的主要設計者，而在他眼裡，不遺餘力支援這項雄心勃勃的計劃的小布什總統，對減少傳染病造成的傷害方面，貢獻無人能比。
福奇作為美國首席傳染病專家，他為每一任美國總統服務，但更重要的是，他在為公衆服務，其作為也對全球傳染病防控有着重大貢獻。
與衆不同的病毒
福奇的故事顯然無法繞過新冠，這場近百年來人類遇到的最大傳染病疫情。可無法忽視的是，出生于1940年的福奇，在新冠疫情暴發時已年近80，怎麼都算是暮年。
在此前擔任美國首席傳染病學家的30多年時間裡，福奇的回憶裡雖說也有“牢騷”。例如對共和黨将針對Ebola的撥款與減少女性生育服務撥款挂鈎，他頗為嘲諷的說隻有華盛頓首府的政客才能把這兩件事聯系到一起，但整體而言，他對美國曆屆政府應對傳染病的方式、态度都是認可的。
這種認可也是雙向的，曆屆美國總統對他評價都很高。福奇在回憶錄中提到小布什離任時對他說，我不會想念華盛頓首府，但會非常想念你。這既是布什家族與福奇私交甚笃的流露，也反映了美國最高上司層對福奇工作的認可。
如同前述那位前輩的建議：永遠把你與總統的見面當作最後一次，因為你早晚會說總統不愛聽的話。在新冠之前，我們不确定福奇到底說過多少幾位美國總統不愛聽的話，個人猜測當他告訴老布什艾滋病在1992年成為美國25-44歲男性的頭号死因，告訴小布什911後出現的炭疽恐怖襲擊威脅，告訴奧巴馬非洲的Ebola疫情越來越嚴重，大機率都不是總統們愛聽的話。但是他們沒有将福奇打入冷宮，而是繼續征詢他的意見，謀劃對策。
或許也會出乎福奇的預料，在他步入暮年時，這條說實話後總統可能不再找你的建議居然“應驗”了，而且以更為殘酷的方式表現出來。
福奇與特朗普的沖突早就被媒體廣泛報道。不過在福奇的回憶錄中，福奇對特朗普本人倒沒什麼個人恩怨。甚至福奇覺得他們倆都是紐約人，也都帶有紐約城裡人的那種“神氣”。
可這不代表福奇對特朗普沒意見，《On Call》一書裡他直言對特朗普不斷攻擊媒體的行為不敢苟同。更大的沖突在于面對來勢洶洶的新冠病毒，特朗普及其部分幕僚不願意堅持遵從科學，反複無常的表現。福奇沒有把特朗普團隊的防疫決策說得一無是處，比如他認為2020年3月特朗普覺得頒布居家令，是非常重要的決策，也反映了決策者的勇氣。可是如福奇給特朗普時期防疫一章起的名字：love me，love me not（愛我還是不愛我），特朗普政府的各種沖突反複，給福奇帶來了巨大困擾，也讓他以及其它防疫相關人員難以有效工作。
特朗普可以在電話裡大罵福奇，指責他摧毀了自己的經濟，可挨罵不久，幕僚又會告訴福奇總統與副總統對剛才的事很抱歉，他們仍然愛他。類似的，特朗普在與福奇談話時可以當即表示同意他的建議，可轉眼又會向公衆做完全不同的表述。
福奇對此的觀察分析與許多媒體報道類似，特朗普似乎很容易被影響，經常會“附和”上一個和他說話的人。當不同的人給出不同看法與建議時，就導緻了各種前後不一。這與福奇以往打交道的美國總統們完全不同：那些總統在他陳述完情況，給出建議後，從來不會當面表态，而是在福奇離開後，和幕僚們商議，之後再告知福奇最終的決策方案。
遺憾的是，容易被左右的特朗普與美國社會要面對的病毒不止是新冠，還有一個更與衆不同的“病毒”：虛假資訊，不斷重複的謊言。
而這一切，福奇其實早有經曆。《On Call》一書裡有一章介紹艾滋病否認主義（AIDS denialism）。90年代，盡管有大量研究顯示HIV導緻艾滋病，但科學界一些人卻宣揚艾滋病不存在，HIV與艾滋病無關。福奇花了很多精力駁斥這些僞科學、陰謀論，可這些虛假資訊仍然找到了長期生存的土壤。
在新冠疫情期間，這種虛假資訊的病毒更是愈發擴散。從福奇回憶的情況看，特朗普連流感病毒與新冠都總是混淆，難以辨識誰在提供科學真實的疫情資訊，誰在誤導，或許也不足為奇。當然，科學方面認知水準有限的特朗普，本人也經常是不實資訊發源地。
更糟糕的是，即便特朗普後來下台了，新冠疫情期間暴發的虛假資訊病毒卻留了下來。這也帶來了全書最後部分，福奇提出他對美國社會的最大擔憂：不是可能出現下一個公衛危機，而是真相的危機——從某種意義上，全球都面臨這一危機。
用福奇的話說，在我們生活的今天，一個虛假資訊反複傳播後進入日常生活，開始變得像真的一樣，謊言被正常化，一些人甚至虛構他們自己的一套真相。
這些謊言、虛假資訊不是當下才有，它們可以說伴随着整個人類曆史，但是在如今資訊可以飛速傳播的情況下，它們的威脅大增。這也讓福奇決定從NIH退休後，當個近半個世紀的美國公務員後，進入大學教書，向年輕人分享自己的經曆。
是以，盡管《On Call》書中新冠部分結尾處，福奇NIH的退休派對結束後，開車離開NIH時，感歎自己這一輩子的公共服務實在是一段非凡的旅程，但福奇的故事沒有結束，他不再是美國首席傳染病學家，卻仍在以自己的方式為這個國家服務，為這個社會服務。
最後，作為《On Call》一書的讀者，我向每一個人推薦這本書。你或許會看到很多篇針對這本書的書評，就像這篇拙作，有些也會摘錄轉述原書部分内容，但我可以肯定，沒有一篇書評、轉述可以還原原書的精彩。
《On Call》并不完美，書中完全不提特朗普的“中國病毒”說法以及針對亞裔仇恨犯罪的增加，作為中國人，這令我感到遺憾，更何況這些與福奇花大篇幅解釋的新冠實驗室起源論也有關聯。而福奇在書中描述了自己如何參與911後建立的美國生物反恐系統，新冠一章裡卻沒提與此關系緊密的美國戰略儲備庫似乎完全不靠譜。這無疑也讓新冠部分的叙事少了一個重要次元，畢竟2020年上半年，全美國缺口罩、醫院缺呼吸機的樣子令人很難忘懷，書裡卻鮮有蹤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