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曆史的滾滾長河中，有且隻有兩隻軍隊具有獨特的精神力量。這就是湘軍和黃埔軍校。後者雖名為軍校，實際上更是一隻軍隊。湘軍維護一種既存制度的合法性，而黃埔軍校則是要創造一種新的制度。二者本來在時間上和建軍意識上均不等同，甚至完全互相錯位、抵制。然而，這種互相沖突、各為其主的政治訴求并不能抹殺二者精神氣質上的相通性。雙方均要捍衛王道，且在訓練士兵、培養價值觀方面也有傳承性。導緻這種傳承性的淵源，在于二者的領袖人物均不同于一般軍閥，而是具有深刻理性精神的偉大人物。由此，湘軍開啟了中國的現代化，而黃埔軍校則集傳統與現代軍事文化精神之大成。二者在不同的曆史階段共同譜寫了壯麗篇章。
曾國藩和湘軍精神
湘軍是中國晚清時期在家丁憂守孝的曾國藩以湘鄉練勇為基礎，為鎮壓太平天國而在湖南建立的一支團練武裝，又稱湘勇。“湘軍”之稱号來自王闿運的《湘軍志》（光緒四年（1878）初稿成）與王定安的《湘軍記》（成書于光緒十五年（1889）），二人均為曾國藩幕僚多年。
前者紀實，而後者則多譽美之詞。
湘軍精神的核心是曾國藩之經世緻用精神，是湖湘文化在晚清時期突然崛起的高度凝練。狹義的湘軍精神，是指由曾國藩練湘軍，率左宗棠、胡林翼、羅澤南、郭嵩焘等人創造的一種不怕死、不愛财、愛民、忠義、自律的集體共同擁有的精神遺産。廣義的湘軍精神，是晚清以來湖湘文化中經世緻用、“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理性精神。
湘軍在曾國藩的帶領下，“紮硬寨打死仗”，實踐了“惟楚有才”自負的文化意願，創造了“無湘不成軍”的近代神話。湘軍精神可上溯到南宋嶽麓書院時期朱熹、張栻開拓的理學精神，承接王船山之“大公至正”、“以義制我”和“關注民之生死”的經世緻用思想。進入近代有魏源開眼看世界之開放精神，并于曾國藩一代集千年湖湘文化之大成，以湘軍精神完美诠釋了湖湘文化之精神。
湘軍精神對中國的影響在近現代中國曆史上是令人震驚、振奮的。湖南怪傑楊度，祖上是湘軍，其本人也師事湘軍之王闿運，深得其帝王之術。留日期間與蔡锷關系最善，蔡锷在休假日必到楊度家吃飯，二人對湘軍上司人均稱贊有佳。蔡锷後編著《曾胡治兵語錄》，而楊度則寫長詩《湖南少年歌》，均對湘軍精神情有獨鐘。
楊度之《湖南少年歌》是和梁啟超《少年中國說》而作，發表于梁之《新民叢報》（第38、39 合刊号，1903 年 10 月 4 日）。當時“二人相與，天下之至好也。”
歌詞曰：
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時危卻奈湖南何？……于今世界翻前案，湘軍将相遭诃讪。……
我聞此事心慘焦，赧顔無語謝同胞。還将一段同鄉話，說與湘人一解嘲。……國事傷心不可知，曾、洪曲直誰當理。莫道當年起事時，竟無一二可為師。羅山鄉塾教兵法，數十門生皆壯兒。朝來跨馬沖堅陣，日暮談經下講帷。
今時教育貴武勇，羅公此意從何知？江、彭遊俠時惟耦，不解忠君惟救友。……
中國于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當是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諸君諸君慎于此，莫言事急空流涕！如果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
憑茲百戰英雄氣，先救湖南後中國。破釜沉舟期一戰，求生死地成孤擲。諸君盡作國民兵，小子當為旗下卒。
楊度在詩中把湖南的曆史與中國的命運聯系起來，讴歌湘軍領袖們的血性，發出了“如果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的悲壯呼聲，明确表達了自己願意成為救國小卒的志向，宣示了詩人本人即是湘軍精神的代表人物。
對青年毛澤東産生重要影響的楊昌濟先生在 1918 年曾撰《湖南人在中國之地位》一文，稱“近百年來，湘省士風，雲興雷奮，鹹同以還，人才輩出，為各省所難能，古來所未有。……夫支援國勢原不限一地之人，然人才所集，大勢所趨，亦未始無偏重之處。德國之普魯士實為中樞，日本之鹿兒島多生俊傑，中國有湘，略與之同。”
同一時期，陳獨秀也是讴歌了近代以來湖南人的堅忍不拔、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他在 1920 年 1 月 5 日發表的《歡迎湖南人的精神》中說：“湖南人的精神是什麼?‘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無論楊度為人如何，卻不能以人廢言。湖南人這種奮鬥精神，卻不是楊度說大話，确實可以拿曆史證明的。……幾十年前的曾國藩、羅澤南等一班人，是何等‘紮硬寨’、‘打死戰’的書生！黃克強（即黃興）曆盡艱難，帶一旅湖南兵，在漢陽抵擋清軍大隊人馬；蔡松坡（即蔡锷）帶着病親領子彈不足的兩千雲南兵，和十萬袁軍打死戰，他們是何等堅韌不拔的軍人！”“我們歡迎湖南人的精神，是歡迎他們的奮鬥精神，歡迎他們奮鬥造橋的精神，歡迎他們造的橋，比王船山、曾國藩、羅澤南、黃克強、蔡松坡所造的還要雄大精美得多。”
是以，集湖南人精神之大成的湘軍精神，在黃埔軍校出現以前，即是中國人精神中積極向上、領風氣之先精神的代表。及至黃埔軍校的成立，這種精神也随之融入到新的革命軍隊當中去。
黃埔軍校一期的學員中，最為突出的有三個人物，并稱“黃埔三傑。”他們是：蔣先雲，湖南新田人；陳赓，湘鄉人；賀衷寒，嶽陽人。全部是湖南人。而黃埔軍校一至五期 7399 名畢業生中，湖南學員為 2189 人，占到總數的近 30％，再次實踐了“惟楚有材”和“無湘不成軍”的兩大曆史預言。
對曾國藩和湘軍的沖突評價
因無兵可用，為鎮壓太平天國，朝廷當時任命了 43 個團練大臣，意圖開發利用民間力量，由此給了湘軍崛起于曆史舞台的機會。這些團練大臣中，後來有 42 個或死或走，沒有一個成就一番事業，唯獨曾國藩越戰越強，最終平定太平天國并後期的撚軍。
曾國藩之是以能夠成功，最重要的是其獨特的個人魅力。其立德、立功、立言，幾為聖賢，晚清無人能比，曾國藩的精神就是湘軍精神的核心。
李鴻章在《曾文正公神道碑》中說：“公治軍，謀定而後動，折而不撓，重如山嶽。諸将化之，雖離公遠去，皆遵守限制不變。”可見其對軍隊的絕對上司力和影響力。
初期回國後離太平天國而去，後來投身曾國藩幕府中的“通今之才”容闳，在《西學東漸記》中評論說：“曾文正者，于餘有知己之感，而其識量能力，足以謀中國進化者也。”“曾文正為中國曆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輩莫不奉為泰山北鬥……其才大而謙，氣宏而凝，可稱完全之真君子，而為清代第一流人物。”
《清史稿》評價曾國藩“中興以來，一人而已。”然而，曾國藩服務于一個腐朽沒落的朝廷，這是不争的事實。在革命的邏輯下，曾國藩所代表的地主階級，又因為是漢人服務于滿人，更是成為辛亥革命時期攻擊的對象，成為漢奸第一人。
孫中山及革命黨人對曾國藩恨之入骨，出于革命目的，曾國藩成為必須打倒的政治符号。孫中山先生多次批判曾國藩和贊美太平天國。孫中山說：“鹹豐年間．大平天國起義師自廣西，東南諸省指顧而定……及漢人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等練湘軍、淮軍，以與太平天國相殺，前後十四年，漢人相屠殆盡、滿人複安坐以有中國、凡此皆百年事。我父老子弟耳熟能詳者也。……彼曾、胡、左、李諸人，是何心肝，必欲使其祖國既将存而複亡，使其同胞既将自由．而複為奴隸乎？”
作為革命者的章太炎于 1906 年用白話寫了一首《逐滿歌》，署名“西狩”。例舉滿清殘暴統治之外，直接罵曾國藩為漢奸：“莫打鼓，莫打鑼，聽我唱這逐滿歌。……地獄沉沉二百年，忽遇天王洪秀全；滿人逃往熱河邊，曾國藩來做漢奸。”
章太炎
而作為國學大師的章太炎則又在民國初年的《檢論》中評價曾國藩曰：“曾國藩者，譽之則為聖賢、谳之則為元兇。”章太炎的沖突評價反應了當時不同立場下對曾國藩的不同态度。
民國時期另外兩個著名政治領袖卻對曾國藩有極高的評價。他們的評價反映了曾國藩及其湘軍思想具有長期的曆史價值。
蔣介石在生命中的相當長時間内研究曾國藩，并多次告誡其子弟僚屬：應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人的書。曾文正家書及書劄，為任何政治家所必讀。他審訂《曾胡治兵語錄注釋》時說：曾氏已足為吾人之師資矣。在黃埔軍校，他以曾國藩的《愛民歌》訓導學生。而蔣介石是繼孫中山後對黃埔軍校具有重大影響的人物，他對曾國藩的評價使得曾國藩和黃埔軍校的精神具有了一種直接的聯系。
對黃埔軍校之精神和曾國藩的聯系産生影響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是毛澤東。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身為共産黨人的毛澤東此時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受邀到黃埔軍校講演過，并且親自參與了黃埔軍校的籌建、招生、和政治教官工作。
毛澤東受湖湘文化影響至深，首推王船山，而又因為楊昌濟的關系，直接受到曾國藩的影響。毛澤東在 1917 年 8 月 23 日開學之際寫給黎錦熙的一封長信《緻黎錦熙信》，信中毛澤東對社會變革、社會之治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其中談到了他對曾國藩以及中國曆史人物的評價。
毛澤東說，“今之論人者，稱袁世凱、孫文、康有為而三。孫、袁吾不論，獨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細觀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實在何處，徒為華言炫聽，并無一幹豎立、枝葉扶疏之妙。愚意所謂本源者，倡學而已矣。惟學如基礎，今人無學，故基礎不厚，時懼傾圮。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有如彼之完滿乎？……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而不徒在顯現之迹。動其心者，當具有大學大源。”
所謂大學大源，就是改造國民的思想。“懷中先生（即楊昌濟）言，日本某君以東方思想均不切于實際生活。誠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盡是，幾多之部分，亦應與東方思想同時改造也。”
孫中山因政治革命的訴求，而關閉了對曾國藩學習的大門。蔣介石因為學識所限，對曾國藩的學習，也隻僅限于其治軍之術和為人之道。毛澤東對曾國藩的評價，異于并高于孫中山、蔣介石者在于：他強調了曾國藩的事功來自其本源，即學問和思想。學問和思想是大學大源。有了此本源，即可動天下之心，動了天下之心，則可動天下。如果論及最終天下易手的根源，從三人對曾國藩的不同角度和深度的評價，即可以說是一種暗示也。
惜乎孫文創辦之黃埔軍校，并沒有深刻領會以上意思。即便如此，曾國藩之置辦湘軍和孫中山、蔣介石治理黃埔軍校，仍然具有一種内在的精神聯系。
操練湘軍與開辦黃埔軍校的精神聯系
盡管湘軍後來解散，并且在一定意義上開創了中國近代軍閥曆史的先河，但是，湘軍因其創辦人曾國藩的個人精神追求和肩負國家振興的使命，使得湘軍成為超越一般意義上的軍閥的概念，而成為現代中國軍事精神的起始。
湘軍的精神追求首先在于其肩負的拯救政治和文化的使命，精忠報國成為曾國藩創辦湘軍的最高道義追求。
首先，太平天國的對中國禮儀人倫傳統文化的破壞，是不可以容忍的。曾國藩說，因為太平天國的動亂，“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他才“赫然奮怒，以衛吾道。”
其次，曾國藩痛恨國家軍隊之腐敗，是以有必要創辦一個别開生面的軍隊。創辦湘軍之時，八旗兵和綠營兵已然腐敗得不堪一擊。以綠營為例，王定安論說道：“遇寇發，……将與将不相習，兵與兵不相知，勝則相妒，敗不相救……征兵日繁，迄不得一兵之用。”是以，曾國藩決定一個營兵也不要。所謂“不用營兵”，“盡募新勇，不雜一兵，不濫收一弁，掃除陳迹，特開生面 。”
第三，這隻軍隊必須以精忠報國為職責。曾國藩說，訓練湘軍，“全憑忠義二字，不忘君，謂之忠，不失信于友，謂之義。” 把道義上的忠義需求放在第一位。他勸戒曾國荃要“專以國事為重，不帶勇則已，帶勇則死于金陵，猶不失為志士。”
以上可見，曾國藩在創辦湘軍之時，即賦予其高遠的精神氣質。這種精神氣質也是對中國傳統軍人精神的一種繼承。并且在黃埔軍校那裡可以找到其繼承性。
黃埔軍校的精神追求可以從三個著名人物中尋找到其诠釋。
其一是蔡锷。的确，蔡锷在黃埔軍校誕生之前 8 年就已英年早逝。但是，其親自編撰的《曾胡治兵語錄》經蔣介石有限增補後則成為黃埔軍校的政治軍事教材。而曾國藩和胡林翼則是湘軍最傑出的上司人。由此便有了黃埔軍校的精神和湘軍的淵源關系。
蔡锷之是以編《曾胡治兵語錄》，乃是其“軍人之知識，軍人之精神，軍人之本領，不獨限之從戎者，凡全國國民皆一具有之”的“軍國民主義”愛國思想的集中展現。蔡锷憂患中國之命運：“居今日而不以軍國民主義普及四萬萬，則中國其真亡矣。”是以他主張通過全民性的軍事教育，喚醒國民的尚武精神，“欲建造軍國民，必先陶鑄國魂。”
由是，蔡锷就任雲南新軍協統之時，受鎮統鐘麟同委托，編“精神講話”，遂摘取曾國藩、胡林翼的論兵言論，分類編輯成《曾胡治兵語錄》，每章後加評語，以闡發其軍事思想。目的在于鑄造國魂，驅逐列強。1917 年此書由上海振武書局刊行。梁啟超為之作序。
梁啟超在序言中論及蔡锷之愛國救國之偉大精神：“松坡自謂身膺軍職，非大發志願，以救國為目的，以死為歸屬，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國家于坦途。今松坡得所歸矣，而救國志願，曾未達其萬一。……惟恃此耿耿精神，常留存于吾國民隐微之間，可以使曾、胡複生，使松坡不死，以解除日後之千災百難，超苦海而入坦途。而此語錄十餘章，實揭吾國民之偉大精神以昭茲來許者也。”
其二是蔣介石。對黃埔軍校有重大影響的人物蔣介石本人就一直鐘情于湘軍領袖們的治兵思想。1924 年蔣介石将蔡锷的《曾胡治兵語錄》書作為黃埔軍校教材，并增輯《治心》一章以《增補曾胡治兵語錄》出版。
蔣介石強調“餘讀曾、胡諸集既畢，正欲先摘其言行，可以為後世圭臬者成為一書以飨同志，而留纂太平天國戰史于将來，不意松坡先得吾心，纂集此治兵語錄一書”，“曾、胡、左氏之言，皆經世閱曆之言，且皆餘所欲言而未能言者也。其意切，其言簡，不惟治兵者之至寶，實為治心治國者之良規。願本校同志人各一編，則将來治軍治國均有所本矣！。”蔣介石所增補的“治心”一章，雖不是直接談軍事，但是曾氏認為那種“自修之道，莫難于養心。”
強調“以志帥氣”、“以靜制動”等等從修心養性出發治理軍隊的思想對蔣介石因而也是對黃埔軍校産生了深刻的影響。
1924 年 12 月 14 日，蔣介石還下令印發《愛民歌》，而《愛民歌》是曾國藩在鹹豐八年為嚴肅軍紀所做。蔣介石稍加修改即為黃埔軍校傳頌之紀律教條。
1925 年元月 2 日，蔣介石又“手抄曾文正嘉言錄及整理精神教育錄”，以作教育材料。9 月 6 日，蔣介石在黃埔二期畢業講話中說“軍人最要緊的是精神，現在你們将要出去教人了，最要緊的幾種書籍，如《增補曾、胡治兵語錄》，本校《日課問答》，《革命軍刑事條例》，《新兵精神教育問答》等書，都時時要看。”
從《曾胡治兵語錄》成為黃埔軍校的教材這一現象中，可以看出湘軍的精神對黃埔軍校的影響。“塑造國魂”和“治心”是其中最重要的精神遺産。
其三是孫中山。對黃埔軍校的精神産生最奠基性影響的非孫中山莫屬了。
黃埔軍校精神最重要的就是挽救中國于危亡。1924 年 6 月 16 日，孫中山以軍校總理身份親自主持開學典禮，在長達 7000 字的演說中，孫中山強調最多的是救國救民。他說開辦軍校，“獨一無二的希望，就是創造革命軍，來挽救中國的危亡 !”“革命軍是救國救民的軍人”，擔負“救國救民的責任。”
學員們也是奔着救國救民而來。如陳希孔（黃埔五期）在軍校入學筆試中，政治題目是：“什麼是三民主義？”他回憶說“五省聯軍根本不搞什麼政治學習，是以我不懂得三民主義是什麼意思。但我也作了答案，在試卷上寫了這樣一句語：‘我不管三民主義、四民主義，隻知道救國救民’。”
可以說，在新的革命軍隊出現以前，中國近代具有相似的以救國為己任的軍事力量隻有湘軍和黃埔軍校。在制度層面，二者是互相為敵的立場，但是，在軍事精神追求上而言，二者具有相通性。
厲兵秣馬：湘軍和黃埔軍校的治軍精神
确立了最高精神目标追求之後，就是如何實作這一理想主義的目标了。在這方面，更能看出湘軍和黃埔軍校在嚴格治軍方面的相似性。
如何治軍？除了上述在招募時嚴格選用兵勇、不用營兵以外，第一是對将才的嚴格選用。而且這些标準都是來自曾國藩個人對道德上的要求和戰争的特殊需求。曾國藩下定了效命疆場的決心伊始，在長沙的《與州縣公正紳耆書》 中就發表就職宣言：“國藩奉命以來，日夜悚惕。自度才能淺薄，不足謀事，唯有‘不要錢，不怕死’六字時時自矢，以質鬼神，以對君父，即以藉以号召吾鄉之豪傑。” 郭嵩焘感歎：“曾公意求有益于天下大局，其視此身如鴻毛，不自今日始也。”曾國藩以其慷慨赴死之精神自勉，也以此要求将才。
因為将才難得，是以更是要提出明确的選材标準。初創湘軍時曾國藩曾提出四條：“帶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義血性，則四者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
随着戎馬生涯的豐富，根據不同時勢的要求，曾國藩在将才的選用也上不斷調整，但是，能力上能戰，道義上忠義，是始終不放棄的兩個要求。家書中多次談及此話題。
第二，培養士氣是帶兵的要訣。他說：“軍事最貴氣旺，必須有好勝之心，有淩人之氣，酷羨英雄不朽之名，兼慕号令風雷之象，而後興高衆附，有進無退。”“師論兵事，主勝負不在形而在氣。”
第三，部隊之間的團結是制勝的關鍵。所謂“湘軍是以無敵者，全賴彼此相救。雖平日積怨深仇，臨陣仍彼此照顧；雖上午口角參商，下午仍彼此救援。”
第四，必須嚴格治軍，以嚴格的紀律和管束打造一隻具有堅強戰鬥力的軍隊。為此，曾國藩編制各種歌謠和營規，計有《保守平安歌》、《水師得勝歌》、《陸軍得勝歌》、《愛民歌》、《解散歌》、《營規》等等。
曾國藩認為，治軍不能寬，不能講小仁小義。“小仁者，大仁之賊……寬縱不可以治軍。”他制定了非常嚴格的營規，規定“規矩要肅靜，有禮有法有号令。……奸淫擄掠定要斬，巡更傳令都要查。”
作于鹹豐八年在江西南昌建立大營時的《愛民歌》，是曾國藩以儒學大師從戎之後，經世緻用的典型寫照。也可以說開啟了中國近代以來軍隊政治紀律說服的先河。
《愛民歌》直接把湘軍和黃埔軍校聯系在一起了。1924 年底蔣介石所印發《愛民歌》基本上照搬曾國藩原文。隻是就筆者所知的資料，“出來當兵也是人”以下最後幾段似沒有收錄進去。
下面再看黃埔軍校的治軍精神。第一，先看招生要求。
軍校目的是培養國民革命的軍隊幹部，是以，其學曆要求在當時跟上大學要求一樣，是中學畢業。而身體體質和思想、性格方面的要求更比大學招生要嚴格。
據零散校史反映，各期招生要求稍有不同，由于最早的招生簡章尚未發現，現舉一九二五年《黃埔軍官學校之調查》所載的招生簡章為例。
投考者之資格如下：
1、年齡：十八歲以上，二十五歲以内。
2、學曆：舊制中學畢業及與中學相當程度之學校畢業。
3、身體：營養狀态良好，強健耐勞，無眼疾、痔疾、肺病、花柳病等疾害。
4、思想：中國國民黨黨員，能了解國民革命速須完成之必要者，或具有接受本黨主義之可能性，無抵觸本黨主義之思想，有本黨黨員之介紹者。
黃埔軍校以其鮮明的救國主張和積極向上的人生理念，召喚全國有志青年。據張治中（保定軍校 3 期步科，曾任黃埔軍校入伍生總隊長、教育長）回憶：當時全國的青年有一個口号 , 就是“到黃埔去 !”
第二，推行不怕死、愛民、不貪财的入學教育和價值觀的教育。
黃埔軍校在校門兩側有一幅醒目的對聯為世人所熟知，上聯是“貪生怕死莫入此門”，下聯是“升官發财另尋别路”，橫批是“革命者來。”當時，黃埔軍校師生都熟知這樣一句口号：“不要錢，不要命，愛國家，愛百姓。”除了“愛國家”和“革命者來”口号外，其餘幾個口号直接是曾國藩湘軍用過的口号，這不是巧合。
第三，強調親愛精誠的黃埔校訓精神。湘軍的得勝靠的是各部隊之團結互助，靠的是對曾國藩之忠誠。黃埔軍校之成功，靠的也是親愛精誠的革命的團結精神，所不同者，是其早期忠誠之對象為三民主義之救國理念。後期為蔣介石之國民黨服務，有所變化。
對于親愛精誠，蔣介石說“使其知革命之學之大，革命之理之精，尚不外乎吾‘親愛精誠’之校訓。不親則離，不愛則妒，不精則雜，而不誠且無以緻親，緻愛，與精也。誠則明，誠則強，誠則金石且為之開，而況于人乎；于同志乎？吾同志其勉旃!”
第四，制定并執行嚴格的軍事紀律。從嚴治軍，這和曾國藩治湘軍亦類似。其嚴格程度令人震驚。
黃埔有五種軍法。計有：《革命軍連坐法》（此舉如同曾國藩開創的“就地正法”一樣嚴格）、《革命軍刑事條例》、《革命軍懲罰條例》、《審判條例》和《陸軍監獄規則》。
黃埔軍校培養學員“以服從指令為天職”的職業軍人精神。如孫中山所說“敬愛、剛強、沉毅、誠信、勤勞、團結、服從、清高、以及遵守指令，盡忠職務，保持名譽，大為軍人之基本。”
以上可見，雖然黃埔軍校是新式革命軍隊，但是，在從嚴治軍上仍然吸取了舊式軍隊湘軍的許多治軍思想。并且因為其上司人對湘軍的情有獨鐘，而使得二者存在直接的精神聯系。
湘軍之積極貢獻
湘軍雖為舊式軍隊，維護的是舊式王朝體制，但是，湘軍在另外一件事情上面，直接為中國做出了曆史性的積極貢獻：是湘軍開創了中國現代化的先河即洋務運動。曾國藩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意識到洋槍洋炮的厲害，堅持“非洋炮不用”、“船炮不齊不出”，由此開始了中國的現代化。他率先創辦了中國第一家現代軍事工廠（安慶軍械所）。并支援李鴻章創辦了江南機器制造局，并且在此基礎上開設翻譯館，培養了優秀現代人才、引進了現代科學技術，為此奠定了中國近代工業的基礎。曾國藩支援丁日昌和左宗棠創辦中國第一個海
軍學校和第一隻海軍力量（福州船政局）。曾國藩在臨死之前還采納容闳的建議，選派幼童赴美留學，促進了中國教育的現代化，直接推動了中國的開放程序。
而黃埔軍校則在中國現代革命中成為革命的中心力量，在抗日戰争抵禦外侮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有統計稱，僅在戰争全面爆發的前四年，自 1929 年至 1933 年從黃埔軍校及各分校畢業的大約二萬五千名軍官中，就有一萬名戰死。黃埔軍校并且也為新中國的誕生準備了大量的軍事人才和政治人才，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曆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
湘軍的軍閥化與黃埔系之生成
湘軍和黃埔軍校在後期的命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二者均向派系化發展，其初期的精神由是發生蛻變。
湘軍之瓦解，首先是源于曾國藩個人對其地位的擔憂。平定太平天國之後，湘軍總數達到 30 萬人（黃埔軍校在大陸的 23 期包括分校和教育訓練班在内總共續培養了約 23 萬學員，一說 32 萬學員）。且其中人才濟濟，而曾國藩本人也以文官身份得封一等勇毅侯（武侯），力量和地位均達到可以反滿為漢的程度。如此地位，對于一生崇尚“内用黃老，外示儒術”的曾國藩而言，實在是“如履薄冰。”其本人就有裁撤湘軍的打算，以此保身價性命。
其次是來自朝廷的警惕和不信任。朝廷主要通過對于曾國藩的嫡系、九弟曾國荃的監視來提醒曾國藩。曾國藩乃做出了停解部分厘金，裁撤湘軍，并為曾國荃陳請開缺回籍的決定。
最後，當然最重要的，是曾國藩對于湘軍使命的完成已經有所認識。湘軍本身是為鎮壓起義、勤王而組建的臨時武裝力量。事畢當撤。就曾國藩在 14 年曆史當中逐漸發現中國現代化是時代之召喚而言，他也意識到湘軍不可能成為履行中國洋務運動的最終決定力量。于是，他裁撤了成為他和朝廷負擔的湘軍，卻留下了大量的優秀人才（包括李鴻章在内的 1000 多洋務領袖均出自曾國藩之推薦）。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正是曾國藩發掘了李鴻章。初，李鴻章在曾國藩幕府做事，深得曾國藩賞識。1861 年，長江下遊的太平軍向上海壓縮，上海的商人官紳願每月出 60 萬兩銀饷以求曾國藩湘軍的保護。曾國藩派部分湘軍給李鴻章，李鴻章回安徽于 1862 年 3 月，組建了 11 個營的淮軍。湘軍裁撤後，淮軍成為中國繼湘軍之後一隻戰鬥力極強的準現代化軍隊。正是李鴻章後來崛起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全國性官僚，他的淮軍将領們紛紛得到升遷。淮軍之吳長慶帶袁世凱入北韓，給了袁世凱出頭之機。而袁世凱回國後在天津小站編練新軍，此後，成為中國現代軍閥的鼻祖。這段因果聯系，使人不得不感慨曾國藩及湘軍的命運。換句話說，湘軍之最後的影響和中國近代軍閥雄起之曆史有必然的聯系。
黃埔系之“親愛精誠”的變化
黃埔軍校是一隻革命軍隊，而不僅僅是軍校，其本質是救國救民的。但是，其命運有類似湘軍的地方。軍校在大陸總共辦了 23 期。然而，黃埔軍校之親愛精誠的校訓因為蔣介石及國民黨在叛變革命後的舉措，而發生了扭曲。這就是所謂“黃埔系”的問題。
黃埔系的誕生，是蔣介石在 1924 至 1947 年擔任黃埔軍校校長期間，利用職務之便，把相當一批革命的武裝力量逐漸培養成為效忠其個人和國民黨的武裝力量的過程。
黃埔系之組成主要有兩部分。一是黃埔軍校組建之初，蔣介石從他畢業的學校保定軍校以及其他各地陸軍講武堂、甚至日本士官學校等地挑選來的教員。二是由他們訓練的黃埔學生，主要是黃埔前七期的學生。以“四一二”政變前後為标志，蔣介石利用擴編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為第一集團軍的時機，通過發動上海的大屠殺，而樹立了他個人對革命軍的絕對上司。在此後的平定軍閥和“圍剿”紅軍中，黃埔系都是主力。
此後，蔣介石利用抗戰的有利時機，全面提拔黃埔系幹部。師級以上軍政上司人，大部分來自黃埔系。黃埔系自此成為真正的國民黨軍隊，而非國家的軍隊，并在随後的内戰中成為蔣介石的主要力量。
蔣介石培養黃埔系是對黃埔精神的扭曲，也是對其本人倡導的“親愛精誠”的亵渎。尤其是内戰時期，交戰雙方進階将領中相當一部分是黃埔學員或教員，這不能不說是命運的捉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