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斯•卡贊紮斯基在《希臘行》中說：“如果我們懂得如何傾聽，如何去愛，那麼我們對于希臘的美景就不會隻有無知的震撼。這裡的風景有其姓名，它們與記憶緊密相連——我們在此受辱，我們在此榮耀；聖像上的鮮血從土裡長出，風景立時變成豐盈且無所不包的曆史，希臘朝聖者的整體精神是以陷入混亂之中。”
異邦人很難了解卡贊紮斯基這個現代希臘人的糾結心情。當雪萊說：“我們都是希臘人。”我相信他真正想說的是：“我們都是古希臘人。”
的确如此！行走在伯羅奔尼撒半島上，更多的時候我們會“持續不斷地沉醉于一個連最小的懸岩都能讓人聯想到那裡有神和英雄居住”的奇妙體驗。而在雅典衛城腳下的agora（古市場）裡徜徉時，我們期盼遇見的是伯裡克利、克裡斯提尼、歐裡庇得斯、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伊克提努斯、希羅多德、修昔底德、蘇格拉底或者柏拉圖。正是這些2500年前在一兩個世紀裡以奇迹般的方式麇集在這座希臘小城的天才們，造就了一個短暫而輝煌的黃金時代，并為西方文明的整體氣質定下基調。在深受古典文化熏陶的異邦人心目裡，希臘的精神世界似乎應當是而且永遠是通體閃耀着理性、光明、和諧以及無上的光榮，混亂和困頓從來與它無緣。
然而，對生于斯長于斯的現代希臘人來說，曆史并沒有在亞曆山大大帝征服希臘後戛然而止。他們不但生活在2500年前那個偉岸的背影中，同時還要面對和消化馬其頓人、羅馬人、斯拉夫人、法蘭克人，加泰羅尼亞人，弗羅倫薩人，威尼斯人和土耳其人對他們身體的劫掠與統治，以及精神的同化和異化。這種重重複重重的記憶累積，讓卡贊紮斯基絕難天真地沉醉于“神和英雄”的故事，因為古典時代那短短一兩個世紀的光明不足以照亮此後漫長的混亂與黑暗。
而雅典則濃縮了希臘人所有的光榮與困頓。
神和英雄居住的城市
雅典的誕生是一個神話。
這裡的山很低，天很近，神與人是以常往來。傳說腓尼基人打算在阿提卡半島的南端建城，海神波塞冬與智慧女神雅典娜聞風而至，競相争奪保護神的地位和命名的榮耀。萬神之王宙斯于是定下規則，那個能為人類提供最有用之物的神将最終獲勝。波塞冬用三叉戟敲打地面變出一匹戰馬，雅典娜則用長矛變出了一棵橄榄樹，前者代表戰争與武力，後者象征着和平與富裕，腓尼基人躊躇再三，決定選擇雅典娜作為他們的守護神。
雅典娜的庇護并沒有為雅典人立即帶來和平與富裕。大約從公元前9世紀直到公元前6世紀，當斯巴達人在伯羅奔尼撒縱橫捭阖，成為希臘人公認的領袖時，雅典隻是希臘諸城邦中二流甚至三流的角色。甚至到了公元前510年，波斯國王大流士還曾經好奇地問道：“雅典人是些什麼樣的人？”
波斯人很快就有機會了解雅典人。公元前490年，大流士在馬拉松平原上遭到雅典人的頑強抵抗，铩羽而歸。10年後，大流士之子薛西斯率領10萬波斯大軍以排山倒海之勢再次進犯希臘，斯巴達國王李奧尼達率三百勇士在溫泉關拼死抵抗仍以失敗告終，波斯人繼續向南挺進，很快兵臨雅典城下，斷續綿延長達十年的希波戰争到了最後關頭。大敵目前，雅典人被迫棄城入海，退守薩拉米斯島，他們隔海相望波斯人焚燒他們的房屋，毀壞衛城上的神殿，盡管人人“懷着恐懼和沮喪的心情”，但還是下定決心與波斯人決一死戰。
這是一場智慧對于武力的勝利。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派奴隸到波斯軍中詐降，謊稱希臘人将乘夜色從薩拉米斯灣的西面出口撤退，波斯人信以為真，遂遣主力戰船前往堵截，結果在狹窄的薩拉米斯灣中自亂陣腳、擠作一團，希臘人于是一舉扭轉戰局。據稱薛西斯巍然坐在岸邊觀戰，清晨時分他曾清點過海上的萬船千帆以及十萬雄兵，可當夕陽西下之時，薛西斯隻剩下悲歎之聲：“他們在哪裡呢？”
薩拉米斯戰役的勝利意義重大。經此一役，薛西斯心灰意冷，傳回小亞細亞，并且一去不返。“現在希臘不再隻有一個領袖，而是兩個”，英國學者基托用史詩般的語言這樣頌揚雅典的崛起：“這個尚處于少年時期的平靜的城邦，如今同英雄的城邦斯巴達并肩而立，受到所有人的景仰。”
雅典人的卓越與榮譽
雅典人是些什麼樣的人？希波戰争中，至少有一個波斯人部分接近了這個問題的答案。他是薛西斯的堂兄弟，特裡坦塔伊克美斯，當他聽說希臘人在奧林匹亞運動會上獲得的獎賞不是金錢而是一頂橄榄冠時，他向所有在場的人們說：“哎呀，瑪爾多紐斯啊，你率領我們前來對之作戰的是怎樣的一些人啊，他們互相競賽是為了榮譽，不是為了金錢啊！”
榮譽的确是所有希臘人最為看重的東西。不過特裡坦塔伊克美斯不了解的是，雅典人看重的榮譽與斯巴達人大有不同。大約50年後，也就是伯羅奔尼撒戰争爆發初期，伯裡克利在陣亡将士公葬典禮上發表演講，比較了雅典與斯巴達的差異：
“我們允許任何人進入我們的城邦，我們不會由于害怕外人看到太多而定期将他們驅逐，因為在戰争中我們依靠的是我們自己的勇敢和膽略，而不是陰謀詭計。我們的敵人為了備戰，從小就受到非常艱苦的訓練；我們過我們的安逸生活，但面對危險我們信心百倍。事實上，沒有其同盟的幫助，斯巴達從不敢單獨地向我們進攻。我們的勇敢來自于天然的氣質，而不是法律的強迫。因而，我們擁有兩方面的好處，一則我們無須基本的艱苦訓練，二則當考驗來臨時，我們同他們作的一樣好。我們熱愛藝術，但不作過度的炫耀；我們愛好智慧，但不會就此變得柔弱。”
伯裡克利的這番言論無疑有其修辭學上的誇張，但他描述的圖景基本真實，實則，他本人就在實踐着這樣的文明理想。
關于伯裡克利，有這麼一件讓人心馳神往的逸事：大約公元前450年前後，伯裡克利率領一支希臘艦隊在愛琴海上的一個島嶼附近抛下船錨，準備翌日清晨發起攻擊。夜幕降臨之時，伯裡克利邀請他的副手們一同把酒暢談，當一個年輕的侍從為他們斟酒的時候，伯裡克利目睹少年俊美的面龐，有感而發，引用一個詩人的文字形容他的臉上閃爍着“紫光”。旁邊那位年輕的将軍不大同意：他從來認為那個形容顔色的詞選得不合适，他更喜歡另一個詩人把年輕的臉龐形容成玫瑰般的顔色。伯裡克利反對他的看法，談話就這麼進行下去，每個人都援引一句适當的話來應答對方，仿佛戰争的陰影從不存在。
我們很難想象斯巴達人會在溫泉關戰役前夜，在餐桌上進行優雅玄妙的文學讨論。斯巴達的公民從出生起就要接受揀選，病弱的孩子要被抛棄，強壯的留下接受戰争的訓練，文化教育被認為是無意義的事情。他們從小就被教導，話說得越少越好，想得越少越好。斯巴達人相信，戰争是人類最高尚的活動形式，戰死疆場是此生最大的榮譽。雅典人則與此完全不同，他們靠辯論和勸說來做出決定，習慣去“思考、觀察、了解、懷疑、質問每一件事物”。雅典城邦的男性公民會在戰争來臨時毫不猶豫地拿起武器，但平時他們隻是一個普通的工匠、建築家、詩人或者哲學家。雅典人從不認為戰争是一件好事，然而又務實地承認戰争是必要的，就好像他們從來不認為戰死沙場有什麼吸引人的地方，但并不妨礙他們會為了公共的利益和城邦的榮譽赴死。
古希臘文中有一個重要的概念叫做arete，後世把它翻成“美德”或者“德性”，其結果是“喪失了所有的希臘風味”，因為美德或者德性是一個評價道德的詞彙，但在古希臘文中，arete“被普遍地運用于所有領域中”，最為合适的翻譯應該是“卓越”。當“卓越”一詞被運用到人的身上，“它意味着人所能有的所有方面的優點，包括道德、心智、肉體、實踐各方面。”
人因“卓越”而獲得“榮譽”。當伯裡克利率領雅典軍士在前線英勇作戰，與哲學老師阿那克薩戈拉探讨nous（心靈）的意義，大戰前夕與副手探讨形容詞的精确性，在陣亡将士公葬典禮上發表震古爍今的演說，他的“卓越”令人目眩，因為他全方位地實作了人在道德、心智、肉體和實踐的潛能。相比之下，斯巴達人企圖把自己的孩子培育成戰争機器，雖然不乏英雄主義的特性，但依舊是對“卓越”的狹隘了解。也正因為此，在人類的文明史上雅典人獲得的榮譽最終要遠多于斯巴達人。
雅典帝國的興
希波戰争後，雅典迅速步入一個生機盎然、元氣充沛的黃金時代。
雅典人有充分的理由自感高貴。基托說：“那些目擊這場勝利的雅典人，從他們的父輩那裡得知，梭倫如何使阿提卡從奴役中解放出來走向富裕，同時奠定民主的基石；他們自己親眼看到庇西斯特拉圖将糧種借給窮人，并使平靜的雅典逐漸成為頗受其他希臘人注目的城邦；中年時，他們看到了僭主制的消亡以及一種新的自由制度由克利斯提尼一手建立起來。”而今，雅典人又在薩拉米斯戰役親身證明了自由和理性要比專制和恐懼更強大。
從公元前467年到公元前428年，雅典迎來了長達四十年的伯裡克利時代。斯時的雅典自信而博大，吸引着最具才華的希臘人來此彙聚，這些以集體形式湧現出來的天才為此後2500年的西方文明奠定基石，以至于詩人王爾德感歎說：“實際上，我們現代生活中的一切都受惠于希臘人。”
作為十将軍之一，伯裡克利雖然貌似與其他九位将軍分享權力，但通常都由他一人定奪大事。修昔底德對此的評論是“以民主的名義，行一人執政之實。”然而，雅典仍不失為一個民主的政體，因為伯裡克利的權力必須要通過一年一度的選舉來賦予，他之是以能夠擔任如此之久的公職，全賴他的卓越才能和公正品格。
雅典成為提洛同盟的領袖之後，勢力急遽擴張，雅典帝國的輪廓已經呼之欲出。公元前454年，伯裡克利做出了一個影響後世的重大決定：提洛同盟的總部與金庫遷往雅典，直接受雅典支配，盟金實質上變為“貢金”。與此同時，他提議把盟金用來修複被波斯人摧毀的雅典衛城上的神殿，讓雅典成為一個“人們為了任何目的都樂于前往的城市”。
投票表決這個計劃之初，多數雅典人主張把錢款分攤給個人，以滿足他們的一己之私欲，伯裡克利回應道：“好極啦，這些建築費不要列在你們的帳上，歸我付好了；在上面刻字的時候，刻我的名字。”雅典人聽他這麼一說，都齊聲高喊：“叫他盡量花……工程完成前不要節省用錢。”
伯裡克利終于如願以償。公元前449年，他委托建築家伊克提努斯和雕塑家菲狄亞斯等人興建供奉雅典娜的帕台農神殿，11年後主體建築完工,雕刻工作則延至公元前432年才告結束，此時距離伯羅奔尼撒戰争爆發僅有一年時間。普魯塔克贊揚這些建築“給雅典帶來了最賞心悅目的裝點，也給人類帶來了最大的驚異。”任何親眼目睹過雅典衛城的人都不會覺得他在聳人聽聞，哪怕我們今天看到的隻是飽經炮火摧殘和劫掠的殘垣斷壁。
這是雅典最為輝煌的時刻，同時也是一個即将走向衰敗的時刻，曆史的起承轉合總是如此富于戲劇性。
雅典帝國的衰
公元前431年，伯羅奔尼撒戰争爆發，戰火斷斷續續蔓延了27年之久，幾乎所有的希臘城邦都被卷入到這場戰争中。戰争的真正起因衆說紛纭，一個流行但略顯諷刺的觀點是，雅典帝國正在逐漸喪失其至大中正的特性，對同盟者變得異常專橫拔扈，結果導緻斯巴達“自告奮勇跳将出來充當希臘的自由鬥士”。
戰争初期，雅典人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輝煌将被終結。伯裡克利在公元前430年那次傳頌千古的著名演講中驕傲地宣稱：
“我們的政體名副其實為民主政體，因為統治權屬于大多數人而非屬于少數人。在私人争端中，我們的法律保證平等地對待所有人。……雅典的公民并不因私人事業而忽視公共事業，因為連我們的商人對政治都有正确的認識與了解。隻有我們雅典人視不關心公共事務的人為無用之人，雖然他們并非有害。在雅典，政策雖然由少數人制定，但是我們全體人民乃是最終的裁定者。”
今天看來，伯裡克利的這次演講有如天鵝之歌，既是對雅典偉大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禮贊，又像在總結陳詞他個人的成就以及政治上的理想。
不久，一場突如其來的瘟疫降臨雅典，城邦中約四分之一的生命被奪去，垂垂老矣的伯裡克利亦未能幸免。戰争仍在繼續，局勢幾經起落，雅典雖有機會扭轉乾坤，終因失去了伯裡克利這樣具有遠見卓識的領袖，以失敗告終。據說雅典陷落之後，斯巴達人一度要徹底摧毀這座城市，就在暴行實施的前一夜，斯巴達人召開盛大的慶功會，席間有人背誦了歐裡庇得斯的一段詩歌，真不知是應該感謝歐裡庇得斯的絕妙章句，還是要感謝斯巴達人血液裡終究流淌着的古希臘精神。總之，在那一刻斯巴達人聆聽着那美妙的、動人的詩篇，忘掉了勝利，忘掉了複仇，“他們一緻認為一個能産生這樣偉大的詩人的城市絕對不應該遭到毀滅。”
公元前399年，伯羅奔尼撒戰争結束後第5年，此時的希臘政治正處于“混亂、乏味并且令人沮喪”的時刻。斯巴達人赢得了戰争，但他們從未做好準備擔當起希臘人的領袖，失敗者雅典則陷入了極端的無序之中。令人扼腕的是，斯巴達人沒有摧毀雅典的城市，雅典人卻自行結束了偉大的黃金時代。這一年，重新奪回政權的民主派人士開始反攻倒算，他們找到70歲的蘇格拉底作為靶子，以蠱惑年輕人和引進新神為由判他死刑。威爾•杜蘭在《希臘的生活》中認為，“黃金時代随着蘇格拉底之死而結束。雅典的軀體與靈魂都已經衰竭，隻有用長期戰争極度的痛苦敗壞了雅典人的品格，才能解釋他們為什麼要殘酷地對待米洛斯島，對米蒂利尼島的狠毒裁決，将凱旋而歸的将領集體處死，以及将蘇格拉底獻于一個衰亡信仰的祭壇上。”
亞曆山大大帝與希臘化的世界
漫步在今天的雅典衛城腳下，最讓人側目的風景之一是三三兩兩倒卧路邊的狗，不管是清晨還是午後，它們總是四肢舒坦、矢志不渝地酣然大睡，隻有親身體會雅典陽光的熾熱和清透，才會恍然大悟于犬儒主義（Cynicism）的詞源為何出自古希臘文“Kynikos”（狗），以及第歐根尼為什麼會對虛心拜訪的亞曆山大大帝出言不遜：“走開，别擋住我的陽光！”而後者的反應也适足表現出一個來自野蠻民族的征服者對于文明的尊敬，據說他在掃興而歸的路上感歎：“如果我不是亞曆山大，那麼我甯願是第歐根尼。”
亞曆山大對雅典的尊敬比對第歐根尼尤甚。公元前336年亞曆山大征服希臘後，旋即揮兵北上多瑙河，不久雅典城内盛傳亞曆山大戰死，希臘人蠢蠢欲動準備獨立，亞曆山大聞訊暴怒，掉轉馬頭南下，一舉掃平了希臘北部城邦底比斯，将其夷為平地，子民則販為奴隸。然而他卻原諒了雅典的背叛，不僅如此，他還将亞洲之戰的許多戰利品奉獻給雅典衛城，把波斯國王薛西斯擄走的雕像運回雅典，并在一次艱苦的戰役之後說：“啊！雅典人呀！你們相信為了得到你們的贊美，我曾曆盡艱險？”
公元前334年，亞曆山大遠征東方，此後再未踏入希臘領土半步，但是他對希臘的崇敬之情卻從未消減，馬其頓鐵蹄所到之處，希臘的建築、戲劇、哲學乃至習俗風化也落地生根。亞曆山大在東征的12年裡共建立了70多座希臘式的城市，而且多派遣希臘人而非馬其頓人屯戍，因為亞曆山大希望當地的土著居民習慣于城市生活并竭力模仿希臘文化。亞曆山大學人在東征期間，一直讓亞裡士多德的侄兒随侍左右，在他酒醉自以為是阿喀琉斯之時為其吟誦荷馬史詩。
“亞曆山大的名字标志着一個時代的結束，另一個時代的開始。”——這個嶄新的時代便是“希臘化”（Hellenistic）的時代。此時的雅典依然作為文化的聖地繼續被世人景仰；但是與此同時，昔日那咄咄逼人的自信卻日趨衰頹。
我們都還記得“榮譽”是希臘人最為看重的東西，但是恰如德爾斐神殿的箴言“凡事勿過度”所警示的那樣，對榮譽的過度追求會助長個人的野心且帶來無盡的争鬥。全盛時期的雅典一度能夠維持這妙到毫巅的平衡與節制，但不久便被帝國的野心所吞噬。
當一個元氣充沛的黃金時代逐漸消逝時，反映在哲學思想上就是對何謂“至善生活”的舉棋不定。亞裡士多德為這個問題提供了兩個備選答案，一個是政治家的政治生活，一個是哲學家的沉思生活。亞裡士多德認為後者才是更高的境界，因為與哲學家的至善生活（沉思）相比，政治生活的榮譽顯得太過膚淺——榮譽取決于授予者而不是取決于接受者。亞裡士多德的說法固然很有哲理，但是如果我們了解希臘人對于“幸福”的古老定義：“生命的力量在生活賦予的廣闊空間中的卓異展現”，那麼一個自然而然的結論就是：當哲人們開始貶抑榮譽的地位，反求諸己尋找内心的自足和平靜時，希臘人正在遠離那意氣風發的青年時代。到得犬儒主義與斯多葛派成為主流哲學，希臘人“以嚴冷的目光”隻看見“一個喜悅全無的世界”。
“小希臘人”
在希臘被羅馬征服之前，希臘内部早已處在分崩離析的邊緣，威爾•杜蘭說得好：“任何大國在未經自我毀滅之前是不會為他國所征服的。”幸運的是，希臘人再次遇到一個對其文明心向往之的征服者。
公元前156- 155年，日薄西山的雅典政府為求減輕罰金，派遣三大哲學學派的領袖前往羅馬遊說，分别是柏拉圖學派的卡尼阿德斯，斯多噶學派的巴比倫的第歐根尼，以及亞裡士多德呂克昂學園的克裡托勞斯。其中，卡尼阿德斯的演講在羅馬引起轟動，思想的魅力讓羅馬人趨之若鹜、如癡如狂。雖然這三人最終被羅馬元老院放逐，但是從此希臘的道德、哲學和藝術在羅馬上流社會風靡，幾乎所有的羅馬皇帝都是斯多葛派的信奉者，其中最為著名的當屬《沉思錄》的作者馬可•奧勒留。
文化上的征服無法挽回國力上的衰微，僅僅十年後，也即公元前146年，雅典人被強大的羅馬軍團擊潰，希臘從此淪為羅馬的一個行省。公元前86年，雅典再次遭到羅馬大将蘇拉的洗劫。這一時期的雅典窮困潦倒，他們被迫出售薩拉米斯這座凝結着希波戰争光輝記憶的島嶼，柏拉圖的雅典學園也因戰火從城外西北角的阿卡德摩遷入城内。盡管如此，作為知識中心，雅典仍舊吸引着東西方的無數學者前來朝聖。
羅馬詩人賀拉斯有句名言：“被征服的希臘征服了其野蠻的征服者，将文藝帶進了粗野的拉丁姆。”到公元前2世紀末，希臘語已經成為羅馬人教育中的第一語言，從非洲到意大利，從高盧到埃及，希臘的語言和文化暢行無阻。
羅馬人以一種果敢的姿态從希臘文化中為自己攫取營養，為世界播撒光明。這種親希臘主義到哈德良皇帝在位時期達到了最高峰，他曾三次到訪雅典，并于公元131年興建哈德良拱門，這座凱旋門把當時的雅典城分成新、舊兩區：以東為哈德良所擴建的新市區，以西則為古市區。拱門的框緣兩面各雕刻有一道題字，面向雅典衛城的那一面寫着：“這裡是雅典，忒休斯的遠古城市。”而面向新城的那一面則寫道：“這裡是哈德良的城市，而不是忒休斯的城市。”
這一正一反兩道題字折射出羅馬人的複雜心态：對于文明的古希臘始終心懷尊崇，面對“當代無精打采的希臘人”又難掩心中蔑視。與此相對，作為被征服者，希臘人的内心更加五味雜陳，其中“有仇恨，也有欽佩、懼怕、感激、憤怒、失望，尤其還有慌亂。”
一個至今讓希臘人耿耿于懷的例子是，希臘人自公元前6世紀以來就一直自稱“Hellenes”，然而羅馬人卻用語含貶義的新創字“Graeculi”(意為“小希臘人”)蔑稱之，這個詞最終化為“Greece”并沿用至今。
昏沉與困頓
羅素說：“基督教出世精神的心理準備開始于希臘化的時期，并且是與城邦的衰頹相聯系着的”。希臘化後，帝國太大，城邦的政治關懷不複可能。身處一個苦難深重的世界裡，人民不會關心“如何才能創造一個好國家”，而是孜孜以求“怎樣才能獲得幸福”，并且，這幸福的實作通常不在現世，而在彼岸。
然而，當聖保羅于公元51年初抵雅典時，發現雅典人并未做好信仰基督教的心理準備。聖保羅看見一座壇，上面寫着“未知之神”，于是企圖調和基督教的觀念與希臘哲學，勸說希臘人相信這“未知之神”就是“創造宇宙和萬物的上帝”。這是雅典人第一次與基督教思想親密接觸，雅典人對于聖保羅的反應是：“看看到底這個撿破爛的家夥，他想要證明什麼？”
公元324年，君士坦丁一世将羅馬帝國的首都從羅馬遷至拜占庭，并改名為君士坦丁堡。至此羅馬帝國一分為二。西方的羅馬帝國信奉天主教，東方的拜占庭帝國信奉東正教。為了徹底根除異教思想的影響，公元529年拜占廷皇帝查士丁尼宣布永久關閉柏拉圖的雅典學園，這一事件被認為是雅典曆史的“轉折點”——支撐着古典主義理性世界的最後一根柱子坍塌了。從此帕台農神殿裡不再供奉雅典娜，它成為了聖母的教堂；希臘人不再自稱希臘人,而是自稱羅馬人；雅典不再是“人們為了任何目的都樂于前往的城市”，不再是知識中心與自由思想的發源地，而成為拜占庭帝國一個無足輕重的省城。
由此往後的雅典曆史充滿羞辱、黯淡無光。公元582年，斯拉夫人入侵雅典，這一次入侵和以往都不同：雅典被徹底地摧毀了——不是征服而是摧毀，史書記載雅典直到兩個世紀後才慢慢恢複過來。再以後則是法蘭克人，加泰羅尼亞人，弗羅倫薩人，威尼斯人……
最後占領這座城市的外來者是土耳其人。公元1453年，奧斯曼帝國滅拜占庭，改君士坦丁堡為伊斯坦布爾。3年後，奧斯曼帝國征服希臘。
文化認同和身份認同實在是一件微妙難解的事情。希臘曆史上曾經被四個帝國長期統治：馬其頓、羅馬、拜占庭以及奧斯曼帝國，對于前三者希臘人似乎都已經欣然接納為“我”的曆史。比方說，雅典國家考古博物館的講解員在自我介紹時會驕傲地宣稱“我與亞曆山大大帝同一個姓”；可是當我們與一路陪同的希臘姑娘聊起伊斯坦布爾時，她會堅稱那是君士坦丁堡，仿佛一切都還停留在拜占庭時期，過去的悠悠500多年曆史從未發生過；當被問及奧斯曼帝國給希臘人留下了什麼，雅典國家美術館館長瑪麗娜女士的回答最為巧妙：隻有多爾瑪與木薩卡！翻成中文是白菜飯卷與碎肉茄子蛋！
太近的曆史總讓人呼吸困難，更何況這其中還有種種難以言表的痛苦與回憶。
威爾•杜蘭用“昏沉”一詞來形容奧斯曼帝國治下的希臘。據考古學家考證，到1676年，雅典已經衰敗成為一座人口不到7500人的鄉村小鎮，而且她馬上就要面臨一次最具毀滅性的打擊。1687年9月26日，威尼斯人圍攻雅典，一枚炮彈擊中帕台農神殿，當時裡面存放着土耳其人的彈藥，劇烈的爆炸聲中神殿頃刻間變成廢墟。拉伯德伯爵後來痛惜地說：“我們将永遠哀歎一座建築完美、曆經兩千餘載、歲月的摧殘和人世中的野蠻行徑都無法将它奈何的宏偉古迹竟毀在了基督教歐洲的手裡。”
雅典不是悲劇
叔本華說，分析到最後，悲劇的快感是一個接受問題。古希臘悲劇反複想要闡明的一個道理是：既然事情非如此不可，那麼好，我現在就來完成你的意願。這是一種對生活的慨然接受，它固然與鬥士的反抗精神無關，但也與預設和屈從不同。換言之，古希臘的悲劇精神在于，“它接受生活，是因為它清楚地看到生活必然如此，而不會是其他的樣子。”
1687年那次爆炸之後，帕台農神殿與衛城的噩運并未終結，此後100多年裡，雅典曆經西方列強的洗劫，大量藝術珍品被運往倫敦的大英博物館、慕尼黑雕刻陳列館以及巴黎的盧浮宮。雅典似乎注定是一個悲劇，然而19世紀的希臘人并不準備接受它，這不是因為他們遺忘了古希臘的悲劇精神，而是因為他們儲存着“對希臘古代自由、馬拉松戰役和溫泉關戰役的記憶”。
就在《米洛的維納斯》運抵巴黎的時刻，希臘獨立戰争的第一次起義爆發了。這些身着短裙、頭戴藍流蘇紅便帽的希臘民兵們決定“在祖先的墳茔上”為了自由而戰。
1827年，支援希臘獨立的英法俄三國組成聯合艦隊,在納瓦裡諾灣全殲奧斯曼帝國艦隊,從軍事的角度看，是這一勝利最終促成了希臘的解放。但是對于希臘人來說，這場獨立戰争隻讓他們記住了一位英國詩人的名字：拜倫。
拜倫于1823年8月抵達希臘，次年因風寒不幸去世。他的死未曾換來任何軍事上的勝利，但是對于一個神和英雄駐留過的民族，還有什麼比喚醒他們的卓越與榮譽更重要的？是拜倫的死奏響了久已喑啞的豎琴聲，是拜倫的死激發起早已沉寂的英雄頌歌，是以希臘人才會給拜倫最高的禮贊和榮譽。
在《哀希臘》中，拜倫寫道：
“希臘群島呵，美麗的希臘群島！
火熱的薩弗在這裡唱過戀歌；
在這裡，戰争與和平的藝術并興，
狄洛斯崛起，阿波羅躍出海面！
永恒的夏天還把海島鍍成金，
可是除了太陽，一切已經消沉。”
1829年，希臘宣布獨立。1833年，雅典被定為首都。
希羅多德在《曆史》中說：“希臘人擁有相同的血緣、相同的語言，共同的神殿、祭禮和共同的習俗。”2500年之後，雅典大學的哲學教授佩裡格裡尼斯這樣比較古希臘人與現代希臘人的共同之處：“我們生活在相同的地域，擁有相同的語言。僅此而已。”
每當夏天來臨的時候，希臘群島上的太陽依舊會把海島鍍成金色，但是神和英雄們在哪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