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攬史說
編輯|星攬史說
在元代散曲作家中，馬緻遠是卓有成就的大家，他的作品曆來為讀者所矚目。對這樣一位被當時人和後人公認的曲壇領袖，我們有必要作些全面的研究。
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而詩，特别是抒情詩更是思想的直白，故古人雲“詩言志”。
碌碌無為的前半生
馬緻遠出身于“富豪家”，少年時漫讀詩書，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常以“棟梁材”自許。元代曾一度廢棄科舉制度，斷絕了文人正常的仕進之路。
但是，學成文武業，總要貨于帝王家，是以他隻好自謀仕路，向元蒙最高統治者獻詩求官，且念鲰生自年幼，寫詩曾獻上龍樓。在進獻給皇帝的散曲中，他對元朝帝國的所謂文治武功不惜大肆吹捧，極力褒揚。
也許是他的吹捧奏效，或者是還有别的什麼緣故，二十幾歲時他離開生地大都到杭州就任江浙省務提舉，但這個從五品或從七品的小官與他“佐國心，拿雲手”（《四塊玉·歎世》）的政治抱負未免相去太遠。
馬緻遠以飽滿的激情，真誠的期待，追求着他所向往的東西，但當他的理想與現實發生沖突的時候，他追求的激情，期待的焦躁的苦悶就轉化為巨大的怨憤和不滿而發洩出來。
面對這樣概端輕視人才的現實社會，他也隻能無可奈何地哀吸幾聲，爾後是怨天尤人，在命定論初虛無論的迷霧中尋求解脫。于是他以悟透人生，高标出世者自居，但與此同時，在他的内心深處卻正萌動着及時行樂的思想。
就這樣，一方面是對遙遠的功名事業的徹底否定，盡情地嘲笑曆史上的英雄志士，如楚霸王、諸葛亮等極力地回避梁園同輩對其藝術造詣的稱道。
然而，這不過是揚湯止沸，根本問題是解決不了的。像這種奢侈的及時行樂，是須有高官厚祿作為保障的，也就是說它需要的是權和錢，不然的話，維系不了多久，這種生活就将土崩瓦解。
是以，當他否定功名利祿的時候，無非是唱歌當哭，發發牢騷而已。而功名富貴終究是不能不要的，隻不過要耐心等待機會罷了。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緬你萬更，有少少貴胄曾忍屈受辱，日為下賤，以等待時機的到來，終于名垂青史，傳為美談。
那麼，怎麼打發這無聊、孤寂的時日呢？隻有韶斷終日，不問是非：“屈原清死山他恁，醉和醒争甚。”（《拔不斷》）醉了也就辨不得是非曲直，進而也就與世無争了。
于是乎他就一而再，再而三地“醉面醒，醒而醉。”（《慶東原·歎世》）但是，任何一種麻醉劑都有時間的限制。當酒醒之後，在他的心底仍不免是一片落寞惆怅的空虛和憤懑。
而這種空虛和憤懑比以前更殘酷地折磨着他。讓一個清醒的頭腦停止思維，不問是非，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他終于無計可施，打算逃離這黑暗的社會、險惡的官場了。
追求逍遙自在的生活
此時，他的隐居思想完全是及時行樂思想的變種，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潔身自好，而是如何享樂。他從浮生若夢的觀念出發，去追求今世閑散的“快活”。
盡管他“低讴着白雪歌”，擺出一副飄然高雅的樣子，實際上他卻準備過庸俗的寄生生活。他的隐居理想是“信馬攜仆”，金觞挹酒，淺斟低唱，一切都要富麗堂皇、雍容華貴。
他僅僅隻是打算放棄“功名”，對于富貴，他從未想過要放棄。因為在他思想中占據統治地位的是及時行樂，而富貴正是及時行樂的經濟保障。
正是由于支配言行的是及時行樂的思想，是以，這時，他無論做什麼事情，首先考慮的是能否舒适和享受。
何況他本是個“風月主”（《清江引·野興》)，有着濃厚的封建文人的惡習，生活十分放蕩，秦樓楚館是他經常出入的地方，真的要丢下這熱鬧享樂的都市生活去作隐者，遣發那漫長而淡泊的歲月，是根本不可能的。
“便做釣魚人，也在風波裡”（《清江引·野興》)。做隐者與“抱官囚”幾乎同樣不甘忍受，是以隐者終究是做不得的。
為了擺脫“抱官囚”的尴尬困境，馬緻遠找到了兩條途徑，一是抱官醉酒，二是挂冠隐居。當兩條途徑都行不通的時候，他又找到了第三條途徑：追求更舒适更理想的富貴與享樂。
于是，他決定棄官出遊——“天之美祿準不喜，偏隻說劉伶醉，畢卓縛甕邊，李白沉江底。則不如尋個隐便處閑坐地”（《清江引·野興》)。
為了高官厚祿放棄初衷
很明顯，馬緻遠的出遊，是想拜谒權貴，再求知音，以博得舉薦提攜，實作他“躍馬食肉”（《四塊玉·歎世》）的生活理想：“著領布袍雖故舊，仍存兩枚寬袖，且遮藏釣鳌攀桂手”。
從現存的作品看，在他“二十年漂泊生涯”中，他曾先後到過四川、陝西、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為了高官厚祿和榮華富貴，他确實下了一番苦功夫。
靠别人的政舉而成為朝廷重臣，這在、元史中是不乏其例的。馬緻遠既然熟知這條門經，自然就更加希望“故人”的引薦。
然而，他的謙卑的哀求，并未引起那些權貴們的憐憫與同情，以至于求告無門。
在二十年的漂泊生涯中，他涉足江河博覽名勝，同時也廣泛接觸和了解了下層人民的生活情況。在旅途中，他常常是留戀雲霞，醉心山水，深切地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和善。
每當走出惡濁的官場，置身于大自然的懷抱，他的世俗思想便得到了一次洗滌，他的卑污靈魂便得到一次淨化，他便再一次從痛苦中解脫出來，他的心情便顯得舒暢明朗。由于馬緻遠真誠地熱愛自然，于是，開始真誠地熱愛起與自然聯系密切的田園生活。
漁家的生活雖然平凡但極富詩意。落花飄香，綠楊蔭堤，他們的生活環境是美好的，橋頭賣魚，柳蔭漁唱，他們的生活基調是歡快的。字裡行間，流露出作者的欣喜和羨慕之情。
為了謀求仕進，他常常是“戴月行，披星走”，“枕上憂、馬上愁”。特别是當陰晦淫雨之際，路阻荒郊之時，他就會更加苦悶彷徨，空虛絕望。
仕進的道路一而再，再而三地失敗，使他那發熱的頭腦逐漸冷靜下來，開始認真反思自己：“兩鬓皤，中年過，圖甚區苦張羅？”“争名利，奪富貴，都是癡”（《四塊玉·歎世》)。
并把自己的流浪生活同下層人民的田園生活作了比較，寫下了有名的《天淨沙·秋思》。小令開篇即描寫昏鴉歸宿，用比興手法暗示讀者：天快黑了，人應該歸宿了，特别是在西風透骨，行路維艱的時候。
然而，這個孤獨困頓的遊子竟沒有按照讀者的意願而投宿荒野上唯一的“小橋流水人家”1小令首寫自然之樂，烏鴉以大樹為巢，朝出暮歸，東西南北任其所之，自由自在。次寫田園之樂，那小橋、流水——親切而動人的字眼、和諧而自然的組合，透出生活的甜美與閑适。
最後寫遊子之苦，古道、西風、冷寂的秋色都是因他而存在的，而對于安栖的昏鴉、歡笑的人家則失去它們的威力。經過作者的苦心經營，作品中先後出現了兩類圖景，一類是樂，一類是悲。由前者的自由，尤能看出“斷腸人”的不自由。
一次又一次的打擊和痛苦磨難，使馬緻遠對社會現實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強烈的憎惡感開始從心底泛起，“半世逢場作戲，險些誤了終焉計。”
他終于從富貴行樂的迷夢中醒來，找到了解除肉體痛苦和心理窘境的真正途徑。
走出官場見證百态
由于完成了由熱衷功名富貴到厭棄官場、向往田園的思想轉變，馬緻遠的作品也呈現出兩種從未有過的新面貌，一是隐士的曠達情懷，一是鬥士的批判精神。
此時，他不用“奴耕婢織”，在服飾用具上也不講求堂皇耀眼的排場，親事農桑，自給自足，粗茶淡飯，尋常度日。
這種樸實的田園生活和他為官時的隐居理想的大相悖謬，說明他是以一種新的價值觀念徹底否定了世俗的榮華與富貴。
但他并未淡然忘世，獨享其樂。這時不過是“旁觀世态”（《般涉調哨遍》）而潛運機心罷了。人們知道，陶淵明隐居後大寫其田園之樂是與社會進行抗争，馬緻遠寫田園散曲也是如此。
當然，正如有的文章所說，在元蒙的統治下，沒有一塊土地是光明的，馬緻遠的田園散曲的和平景象，顯然是對田園生活的美化。這是不錯的。
但須注意，馬緻遠這類散曲的抗争意義也正在于斯。作者筆下的田園生活是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沒有田園生活的光明，就反襯不出官場及社會的黑暗。
當然，馬緻遠的難能可貴之處，還不止于此，他的著名的《雙調夜行船·秋思》公開而大膽地對當時社會的醜惡現實進行揭露、詛咒，甚至是痛罵，這更應該引起我們極大的重視。
元蒙統治者入主中原後，在統治人民方面一向是殘酷的，在文化方面的禁锢也從未放松，統治者曾明文規定：“諸妄撰詞曲誣人以犯上惡言者，處死。”又“錯亂制詞為譏議者，流。”
在這種高壓政治下，馬緻遠仍然敢于站出來對統治階級進行猛烈的抨擊，表現了鬥士的勇敢和無畏。
由此可見，馬緻遠歸隐後，并沒有高卧松雲，不問世事，他的思想不僅是消極的，也有積極的一面。馬緻遠是北方全真教的信徒，《錄鬼簿》稱他為“馬神仙”。宋元時，“神仙”是道士的又一名稱。
這樣，在他的作品中出現人生如夢、及時行樂等情調，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是，他信奉或鼓吹這些還不全是為了麻醉自己、逃避現實，從另一個角度看，也可以說，是武裝自己，幹預現實；特别是隐居以後他的生活是充實的，已不需要這種精神鴉片。
結語
馬緻遠是以人生如夢的老莊虛無思想作為精神武器，以及時行樂的消極人生觀作為抗争哲學。是以，他用人生如夢，世事無常來嘲笑名利場上的勾心鬥角，用“綠楊便宜屋角遮，青山正補牆頭缺”的無為思想，否定“密匝匝蟻排兵”的有為之行，便都是順理成章的了。
“一個藝術家越是休戚相關地，越是強烈地體會他當時的悲哀和問題，那麼在他筆下，這些東西就越是能夠得到有力地表現。”《東籬樂府》反映了他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在思想上共同的彷徨、苦悶以及潛在的反抗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