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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平|《 艱難從軍路 》

文/周小平

無名攝影師語錄

好照片的産生,需要選擇恰當的時間、地點,恰當的器材、拍攝要素設定,恰當的拍攝思路和拍攝角度,再加上一點好運氣。

《艱難從軍路》

“你們,是在搞階級報複!”

雷霆大怒的是沈陽軍區空軍金州"五七"幹校的一位機關上司,他劈頭蓋臉、怒不可遏地嚴厲訓斥着幾個中學生。

時間是1969年冬季的一天。

事情的起因,是幾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一個晚上,利用"五七"幹校放映電影散場後的時機,尾随跟蹤然後突襲,聚衆暴打了家住"五七"幹校院外的一位縣中同學。

由于被打倒了的父輩們,從沈空機關大院等各部隊集中到沈空金州"五七"幹校專案組關押審查,我們從沈陽等城市的中學轉學到金縣縣中讀書。

上學沒有幾天,發現挨打的那位同學在學校異常活躍。他四處串聯,傳播、散布我們的家庭背景,挑撥唆使部分同學在上學、放學路上對我們圍追堵截,企圖挑起事端,進而借機群毆我們。

迫于無奈,我們選擇了打不還手、罵不還口、迅速脫離接觸的辦法,始終沒有給對方提供大打出手的機會。一段時間裡,我們是四面楚歌,險象環生,狼狽不堪。

忍無可忍無須再忍,兔子急了也會咬人。

于是有了上面的故事。

與"五七"幹校機關上司把打架事件上升到“階級鬥争”的層面不同,金縣縣中上司隻是嚴厲地批評了我們,沒有上綱上線。在那個年代,學生之間打架實在是太平常不過了。

打架挨批之後,變化最大的是我們上學、放學的路上從此風平浪靜了。還真是應了那句話,“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

我這個曾經的沈陽育鵬國小校少先隊大隊長,多個年度的三好學生,打架在我的人生中僅此一次。

然而,被"五七"幹校機關上司斥責為“搞階級報複”卻不止一回。

1970年秋天我在遼甯金縣縣中畢業,被配置設定到了金縣杏樹屯公社柳家大隊,成為一名上山下鄉的插隊知青。那年我17歲。

繁重的體力勞動,艱苦的農村環境,嚴酷的政治壓力,伴随着我的知青生活。随着時間的推移,我對農業、農村、農民越來越熟悉。我逐漸适應了環境,環境也逐漸改變了我。

1973年秋天,我以大隊宣傳報道員身份,代表公社的知青,參加了旅大地區知青文藝教育訓練班,教育訓練地點在金縣亮甲店公社的一個坦克部隊軍營。

來自大連市文化館的幾位老師授課,我學習的是有關撰寫歌詞等文字方面的知識;還有的知青學員接受舞蹈、唱歌和樂器等知識的教學指導。

晚飯後與軍營裡有過知青經曆的士兵聊天,他們從生産建設兵團和知青點走進軍營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讓我倍感親切,同時也狠狠地觸動了我埋藏在心底的、壓抑了多年的極其強烈的欲望——我要去當兵!

1974年,我已經是下鄉插隊四年的老知青了。“廣闊天地”這所大學,我自認為可以畢業了。不甘心一輩子當農民的我下定決心要離開農村,去追逐自己心中的夢。

年初我就開始了籌劃盤算參軍這件事。

這是我一生中最後的、也是唯一的參軍機會。因為我已經年滿21周歲了。此前每年在知青中可以參與的參軍、上學和招工等好事兒我都沒有報名,我有自知之明,清楚自己頭上有一頂“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帽子,政審對我是一道緊緊關閉的門。

一旦我的家庭背景大白天下,我在鄉下插隊務農的知青生活将會雪上加霜。

1968年,我哥哥應征入伍,體檢合格後被政審無情地阻攔在軍營之外,無可奈何的他别無選擇地到遼甯盤錦下鄉插隊了。對此,他耿耿于懷,抱憾終身。

前車之鑒讓我下鄉插隊的幾年裡,始終循規蹈矩,謹小慎微,夾着尾巴做人。

那一年中國社會的很多方面與往年相比發生了一些變化。比如我非常關注的很多老幹部在落實政策中相繼解放了;上一年度征兵18歲至20歲的年齡規定,1974年放寬到了21歲。

由于是最後的機會,我毅然放棄了一貫奉行的低調行事的風格,決心破釜沉舟、孤注一擲,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挑戰自己命運的道路。

我是在冒險,我在賭。

年初,公社通知我去報到,接任公社宣傳報道員工作。前任公社宣傳報道員成了工農兵大學生,到遼甯大學讀書去了。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有所不為才能有所為,為了實作參軍這個既定目标,我找借口毅然絕然地放棄了這個機會。盡管我聽到了公社方面對我不滿意的聲音。

公社宣傳報道員雖然是能讓很多知青羨慕眼紅的工作,一般好好幹上兩年都會被公社推薦成為工農兵大學生。

上大學這張大餅,兩年後能否落地圓夢還是兩說。而我看中的是年底的參軍,我已經等不了兩年了。“男兒何不帶吳鈎”,作為軍人的後代,軍隊才是我心中的不二選擇。

到了10月份,我在生産大隊參加了應征入伍報名之後,又參加了知青點的群衆推薦活動。結果我排名并列第3,共有4名知青可以參加征兵體檢。

我排名靠後的原因,主要是參加群衆推薦的知青中,基本上是1972年插隊的大連第三糧庫的子女。糧庫方面依據“廠社挂鈎”的相關政策規定,專門派遣了工宣隊員進駐知青點,協調和保障這些知青的利益。他們做了相應的準備工作,要全力争取糧庫子女的參軍名額。

此外,在我們柳家大隊插隊的知青中,1968年和1970年插隊的知青絕大部分都已經超齡,在年齡上符合條件的基本上都是1972年插隊的知青。在知青群衆投票推薦的現場,幾乎都是1972年的知青,我和幾位1970年的知青是少數派。

事後我想,也是我沒有經驗,考慮的不細。我如果坐在後排而不是前排,很多人大概不會不投我的票。

其實,知青群衆推薦隻是走過場的一個形式,關鍵還是生産大隊黨支部的看法。

之後,大隊黨支部發話了:有黨員不送團員,有團員不送群衆;強調的是重在知青插隊期間的政治和勞動表現。

我的運氣不錯,插隊第二年入團,生産大隊沒有派人政審,算是蒙混過關。

如果比較政治和勞動表現,我明顯強于競争者。隻是我有不為人知的軟肋,政審對于我可能是難以逾越的五指山。

人算不如天算。

沒想到兩名1972年插隊的大連知青體檢不合格,還有一名因為經常打架鬥毆出了名,公社初審時也被淘汰了。

競争對手紛紛出局沒有讓我興奮起來,我的心裡又開始打鼓了。

真是怕什麼來什麼。

生産大隊黨支部派到沈空金州"五七"幹校政審調查的幹部沒有帶來好消息,“你父親的曆史問題現在沒有結論,你不能參軍。”

最擔心、最不希望面對的一幕還是出現了——我狠狠地撞在南牆上,頭破血流。

沒有闖過政審關,铤而走險的結果是我賭輸了,輸給了“以階級鬥争為綱”的政治。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

心有不甘的我是萬般無奈、萬念俱灰,不知所措。難道隻能吞下命運安排的苦果、低頭認命?!

一天,一輛軍用北京吉普車來到我們知青點門車前,車裡走下來一位身材高大的老軍人。

一位知青對我說,“可能是找你的。”我經過了入伍前期的體檢和政審,知青們已經知道我是軍人的後代。我走出屋門檢視情況,發現是被打倒多年、與我父親一起在“五七”幹校專案組被關押審查的難友王叔叔來了。

原來,王叔叔解放了。

由于他被打倒之前的職務已經被别人替代,這次上級重新安排了他的工作,他奉調到北京軍委空軍機關任職。履新之前,他為自己安排了一次下鄉之旅,專程驅車從沈空金州“五七”幹校到金縣各個公社的知青點走一走,看望我們這些因為父輩的“問題”受到牽連的子女。

王叔叔的兩個女兒是我在沈陽育鵬國小和金縣縣中的同學,當時在另外一個公社插隊。

當他了解了我的情況後,囑咐我三句話:不要着急,認真準備,他想辦法。

王叔叔的到來猶如救命稻草,讓我在難以應對的困境中又萌發了新的希望和期盼,我的參軍夢還沒有完全破碎,又露出了一線生機。

幾天後,劇情突變,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竟然通過了政審複審!

這猶如過山車般跌宕起伏的戲劇性變化,不是文藝作品中的虛構,不是以吸引眼球為目的的人為杜撰,而是我親身經曆過的真真切切、實實在在的知青生活片段。

心情萬分激動的我并沒有忘乎是以。

細節決定成敗,要讓我所在的生産大隊最終放行,有的環節必須高度重視、全力以赴加以解決。四年多的知青生活給予我的生活知識,是必須按照那個年代的一些規律或者“潛規則”行事。

為了確定來之不易而又勢在必得的參軍名額萬無一失,杜絕出現“煮熟的鴨子飛了”的功虧一篑的意外。

經與父母商量,我把在當年還算時尚的物件---父親的新舊各一的兩套軍裝帶到了鄉下,借着夜色敲開了大隊書記的家門。

那一年,海軍潛艇部隊、沈陽軍區炮兵部隊和總參某部隊同時在遼甯金縣地區招兵,結果是後者帶走了我。

周小平|《 艱難從軍路 》

1972年12月,歡送知青入伍知青點合影。

我深深地體會和感受到了 “機遇留給有準備的人”“天助自助者”,原來真的是“敢拼才會赢”。

讓我的父母感到欣慰的是,在我們那個有着濃重軍人色彩而又飽含磨難的家庭中,終于有了唯一一個穿上軍裝能夠子承父業的孩子。

我告别了“廣闊天地”,走出了人生的低谷,結束了4年零4個月的知青插隊生活。異常艱難地擠上參軍入伍的末班車,我幸運的、奇迹般地擁抱了自己人生中一個無比重大的轉折。

我終于摘掉了(1967年父親被打倒時算起)戴了7年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帽子。從此我改變了身份,從多年的壓抑、苦悶、彷徨和自卑中逐漸走了出來。

由于不可抗拒的社會曆史原因,在步入社會時我确實輸在了起跑線上。我的沈陽育鵬國小同學、發小們早我五年,在1969年前後就先後投身軍營,開啟了軍旅生涯。

好在人生的路很長。

感受過人世間人情冷暖、世态炎涼,經曆過生活的甜酸苦辣、大悲大喜;帶着“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和知青生活經曆的印記,帶着刻骨銘心的青春記憶,懷揣着我的軍旅夢,走進了我無限熱愛的軍營。

文革後黨中央為“新疆航空隊案”中我父親等31位老紅軍徹底平反,恢複名譽和重新安排工作已經是1977年之後的事情了。

不得不說,我人生中的第一位“貴人”是前輩王叔叔,他在文革中的1974年,幹預和影響了我的人生軌迹,改變了我的命運。

輕舟已過萬重山。

我所在的知青點1972年有一名知青入伍,1973年有一名知青轉到吉林省後參軍,倆人分别在海軍和空軍部隊服役過幾年,都沒有提幹就退伍了。

多年後,1974年冬季從遼甯金縣各個人民公社來到總參這支部隊的80名農村青年中,有10人提幹,其中8人在連排職務上轉業,1人是專業技術上校在部隊工作到退休。

而我這個當年曾經“搞階級報複”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21周歲入伍的上山下鄉插隊4年多的知青,抓住了這個對我而言是千載難逢的機遇,最終成為人民解放軍陸軍大校。

周小平|《 艱難從軍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