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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平|《 艰难从军路 》

作者:大院子女

文/周小平

无名摄影师语录

好照片的产生,需要选择恰当的时间、地点,恰当的器材、拍摄要素设置,恰当的拍摄思路和拍摄角度,再加上一点好运气。

《艰难从军路》

“你们,是在搞阶级报复!”

雷霆大怒的是沈阳军区空军金州"五七"干校的一位机关领导,他劈头盖脸、怒不可遏地严厉训斥着几个中学生。

时间是1969年冬季的一天。

事情的起因,是几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一个晚上,利用"五七"干校放映电影散场后的时机,尾随跟踪然后突袭,聚众暴打了家住"五七"干校院外的一位县中同学。

由于被打倒了的父辈们,从沈空机关大院等各部队集中到沈空金州"五七"干校专案组关押审查,我们从沈阳等城市的中学转学到金县县中读书。

上学没有几天,发现挨打的那位同学在学校异常活跃。他四处串联,传播、散布我们的家庭背景,挑拨唆使部分同学在上学、放学路上对我们围追堵截,企图挑起事端,进而借机群殴我们。

迫于无奈,我们选择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迅速脱离接触的办法,始终没有给对方提供大打出手的机会。一段时间里,我们是四面楚歌,险象环生,狼狈不堪。

忍无可忍无须再忍,兔子急了也会咬人。

于是有了上面的故事。

与"五七"干校机关领导把打架事件上升到“阶级斗争”的层面不同,金县县中领导只是严厉地批评了我们,没有上纲上线。在那个年代,学生之间打架实在是太平常不过了。

打架挨批之后,变化最大的是我们上学、放学的路上从此风平浪静了。还真是应了那句话,“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我这个曾经的沈阳育鹏小学校少先队大队长,多个年度的三好学生,打架在我的人生中仅此一次。

然而,被"五七"干校机关领导斥责为“搞阶级报复”却不止一回。

1970年秋天我在辽宁金县县中毕业,被分配到了金县杏树屯公社柳家大队,成为一名上山下乡的插队知青。那年我17岁。

繁重的体力劳动,艰苦的农村环境,严酷的政治压力,伴随着我的知青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农业、农村、农民越来越熟悉。我逐渐适应了环境,环境也逐步改变了我。

1973年秋天,我以大队宣传报道员身份,代表公社的知青,参加了旅大地区知青文艺培训班,培训地点在金县亮甲店公社的一个坦克部队军营。

来自大连市文化馆的几位老师授课,我学习的是有关撰写歌词等文字方面的知识;还有的知青学员接受舞蹈、唱歌和乐器等知识的教学指导。

晚饭后与军营里有过知青经历的士兵聊天,他们从生产建设兵团和知青点走进军营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让我倍感亲切,同时也狠狠地触动了我埋藏在心底的、压抑了多年的极其强烈的欲望——我要去当兵!

1974年,我已经是下乡插队四年的老知青了。“广阔天地”这所大学,我自认为可以毕业了。不甘心一辈子当农民的我下定决心要离开农村,去追逐自己心中的梦。

年初我就开始了筹划盘算参军这件事。

这是我一生中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参军机会。因为我已经年满21周岁了。此前每年在知青中可以参与的参军、上学和招工等好事儿我都没有报名,我有自知之明,清楚自己头上有一顶“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帽子,政审对我是一道紧紧关闭的门。

一旦我的家庭背景大白天下,我在乡下插队务农的知青生活将会雪上加霜。

1968年,我哥哥应征入伍,体检合格后被政审无情地阻拦在军营之外,无可奈何的他别无选择地到辽宁盘锦下乡插队了。对此,他耿耿于怀,抱憾终身。

前车之鉴让我下乡插队的几年里,始终循规蹈矩,谨小慎微,夹着尾巴做人。

那一年中国社会的很多方面与往年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我非常关注的很多老干部在落实政策中相继解放了;上一年度征兵18岁至20岁的年龄规定,1974年放宽到了21岁。

由于是最后的机会,我毅然放弃了一贯奉行的低调行事的风格,决心破釜沉舟、孤注一掷,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挑战自己命运的道路。

我是在冒险,我在赌。

年初,公社通知我去报到,接任公社宣传报道员工作。前任公社宣传报道员成了工农兵大学生,到辽宁大学读书去了。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为了实现参军这个既定目标,我找借口毅然绝然地放弃了这个机会。尽管我听到了公社方面对我不满意的声音。

公社宣传报道员虽然是能让很多知青羡慕眼红的工作,一般好好干上两年都会被公社推荐成为工农兵大学生。

上大学这张大饼,两年后能否落地圆梦还是两说。而我看中的是年底的参军,我已经等不了两年了。“男儿何不带吴钩”,作为军人的后代,军队才是我心中的不二选择。

到了10月份,我在生产大队参加了应征入伍报名之后,又参加了知青点的群众推荐活动。结果我排名并列第3,共有4名知青可以参加征兵体检。

我排名靠后的原因,主要是参加群众推荐的知青中,基本上是1972年插队的大连第三粮库的子女。粮库方面依据“厂社挂钩”的相关政策规定,专门派遣了工宣队员进驻知青点,协调和保障这些知青的利益。他们做了相应的准备工作,要全力争取粮库子女的参军名额。

此外,在我们柳家大队插队的知青中,1968年和1970年插队的知青绝大部分都已经超龄,在年龄上符合条件的基本上都是1972年插队的知青。在知青群众投票推荐的现场,几乎都是1972年的知青,我和几位1970年的知青是少数派。

事后我想,也是我没有经验,考虑的不细。我如果坐在后排而不是前排,很多人大概不会不投我的票。

其实,知青群众推荐只是走过场的一个形式,关键还是生产大队党支部的看法。

之后,大队党支部发话了:有党员不送团员,有团员不送群众;强调的是重在知青插队期间的政治和劳动表现。

我的运气不错,插队第二年入团,生产大队没有派人政审,算是蒙混过关。

如果比较政治和劳动表现,我明显强于竞争者。只是我有不为人知的软肋,政审对于我可能是难以逾越的五指山。

人算不如天算。

没想到两名1972年插队的大连知青体检不合格,还有一名因为经常打架斗殴出了名,公社初审时也被淘汰了。

竞争对手纷纷出局没有让我兴奋起来,我的心里又开始打鼓了。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生产大队党支部派到沈空金州"五七"干校政审调查的干部没有带来好消息,“你父亲的历史问题现在没有结论,你不能参军。”

最担心、最不希望面对的一幕还是出现了——我狠狠地撞在南墙上,头破血流。

没有闯过政审关,铤而走险的结果是我赌输了,输给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心有不甘的我是万般无奈、万念俱灰,不知所措。难道只能吞下命运安排的苦果、低头认命?!

一天,一辆军用北京吉普车来到我们知青点门车前,车里走下来一位身材高大的老军人。

一位知青对我说,“可能是找你的。”我经过了入伍前期的体检和政审,知青们已经知道我是军人的后代。我走出屋门查看情况,发现是被打倒多年、与我父亲一起在“五七”干校专案组被关押审查的难友王叔叔来了。

原来,王叔叔解放了。

由于他被打倒之前的职务已经被别人替代,这次上级重新安排了他的工作,他奉调到北京军委空军机关任职。履新之前,他为自己安排了一次下乡之旅,专程驱车从沈空金州“五七”干校到金县各个公社的知青点走一走,看望我们这些因为父辈的“问题”受到牵连的子女。

王叔叔的两个女儿是我在沈阳育鹏小学和金县县中的同学,当时在另外一个公社插队。

当他了解了我的情况后,嘱咐我三句话:不要着急,认真准备,他想办法。

王叔叔的到来犹如救命稻草,让我在难以应对的困境中又萌发了新的希望和期盼,我的参军梦还没有完全破碎,又露出了一线生机。

几天后,剧情突变,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竟然通过了政审复审!

这犹如过山车般跌宕起伏的戏剧性变化,不是文艺作品中的虚构,不是以吸引眼球为目的的人为杜撰,而是我亲身经历过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知青生活片段。

心情万分激动的我并没有忘乎所以。

细节决定成败,要让我所在的生产大队最终放行,有的环节必须高度重视、全力以赴加以解决。四年多的知青生活给予我的生活知识,是必须按照那个年代的一些规律或者“潜规则”行事。

为了确保来之不易而又势在必得的参军名额万无一失,杜绝出现“煮熟的鸭子飞了”的功亏一篑的意外。

经与父母商量,我把在当年还算时尚的物件---父亲的新旧各一的两套军装带到了乡下,借着夜色敲开了大队书记的家门。

那一年,海军潜艇部队、沈阳军区炮兵部队和总参某部队同时在辽宁金县地区招兵,结果是后者带走了我。

周小平|《 艰难从军路 》

1972年12月,欢送知青入伍知青点合影。

我深深地体会和感受到了 “机遇留给有准备的人”“天助自助者”,原来真的是“敢拼才会赢”。

让我的父母感到欣慰的是,在我们那个有着浓重军人色彩而又饱含磨难的家庭中,终于有了唯一一个穿上军装能够子承父业的孩子。

我告别了“广阔天地”,走出了人生的低谷,结束了4年零4个月的知青插队生活。异常艰难地挤上参军入伍的末班车,我幸运的、奇迹般地拥抱了自己人生中一个无比重大的转折。

我终于摘掉了(1967年父亲被打倒时算起)戴了7年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帽子。从此我改变了身份,从多年的压抑、苦闷、彷徨和自卑中逐步走了出来。

由于不可抗拒的社会历史原因,在步入社会时我确实输在了起跑线上。我的沈阳育鹏小学同学、发小们早我五年,在1969年前后就先后投身军营,开启了军旅生涯。

好在人生的路很长。

感受过人世间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经历过生活的甜酸苦辣、大悲大喜;带着“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和知青生活经历的印记,带着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怀揣着我的军旅梦,走进了我无限热爱的军营。

文革后党中央为“新疆航空队案”中我父亲等31位老红军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和重新安排工作已经是1977年之后的事情了。

不得不说,我人生中的第一位“贵人”是前辈王叔叔,他在文革中的1974年,干预和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改变了我的命运。

轻舟已过万重山。

我所在的知青点1972年有一名知青入伍,1973年有一名知青转到吉林省后参军,俩人分别在海军和空军部队服役过几年,都没有提干就退伍了。

多年后,1974年冬季从辽宁金县各个人民公社来到总参这支部队的80名农村青年中,有10人提干,其中8人在连排职务上转业,1人是专业技术上校在部队工作到退休。

而我这个当年曾经“搞阶级报复”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21周岁入伍的上山下乡插队4年多的知青,抓住了这个对我而言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最终成为人民解放军陆军大校。

周小平|《 艰难从军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