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幾乎各個封建王朝都有或多或少的動物崇拜。
麋鹿崇拜就是其中的一種。
其實在最初的時候，麋鹿是被當成獵物看待的，它隻是弓矢獵手的綠野餐饷。
從肉食者餐桌上的俘虜，到神聖不可亵渎的信仰對象，麋鹿的地位為何經曆了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
孟諸之麋
關于《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記載的“孟諸之麋”一詞，曆代學者信從杜預注，認為“麋”通“湄”，指水草交會地。近年公布的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系年》第十一章（簡57）中，我們也發現了“孟諸之麋”一詞。通過對比《左傳》原文中數處對“麋”的記載，可知傳文“孟諸之麋”與簡文“孟諸之麋”含義相同，都指水澤孟諸的麋鹿。
釋《左傳》“孟諸之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雲：
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餘！餘賜女孟諸之麋。”
其中，“孟諸”為宋國薮澤之名，見諸《尚書·禹貢》《爾雅·釋地》《周禮·夏官·職方氏》等傳世文獻，作“孟諸”“明都”“盟諸”“孟豬”“望諸”等，楊伯峻先生注稱在今河南省商丘市東北，因黃河多次沖決，今已無存。杜注釋“麋”：“水草之交曰麋。”是讀“麋”為“湄”。孔穎達《正義》引《爾雅·釋水》：“水草交為湄。”楊伯峻先生從之。竹添光鴻《左氏會箋》亦從之，并稱：“《爾雅》‘水草交為湄’。
”又“今河南虞城縣西北十裡有孟諸台，俗謂之湄台，蓋以孟諸之麋得名也”。從上下文義考察，則河神之語意為：“将你的瓊弁和玉纓送給我！我把孟諸的水草地賜給你。”孟諸是宋國重要的水澤，以孟諸的水草地暗示宋國的土地，語意可通。
然而，“孟諸之麋”一詞并非隻見于《左傳》。在近年公布的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系年》第十一章中，我們又見到了“孟諸之麋”（直接引用整理者釋文）：
宋右（師）芋（華）兀（元）欲（勞）楚（師），乃行，穆王思（使）歐（驅）（孟）者（諸）之麋。
此事亦見于《左傳·文公十年》，傳雲：“宋華禦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整理者已疑簡文之“華元”為其父華禦事之誤，而《左傳》與《系年》所載“勞楚師”之事則略同。相較《左傳》，《系年》記載了楚穆王田獵于孟諸的更多細節。
《系年》整理者注“麋”曰：“據簡文，‘麋’實指麋鹿。”簡文意為楚穆王驅趕孟諸的麋鹿，把它們遷徙到徒之地。簡文“孟諸之麋”必不可能指水草交會之地，唯有了解為麋鹿方可上下通順。“孟諸之麋”一詞在《左傳》與《系年》中并見，兩書成書時代相近，雖并不載于同時同僚，但“孟諸之麋”或為當時人習用的固有名詞。
反觀《左傳·僖公二十八年》之文，如将“畀餘！餘賜女孟諸之麋”中的“孟諸之麋”也了解為“麋”之本字，則河神語意為：“将你的瓊弁和玉纓送給我！我把孟諸的麋鹿賜給你。”河神所謂将賜子玉“孟諸之麋”引申為子玉可以得到宋國孟諸的土地，也即以一地之物産代指此地，文義同樣可通。
此外，檢諸《左傳》全文，經傳中共出現四處“麋”字，這四個“麋”無一例外，均為本字，意指麋鹿：
除《左傳·莊公十七年》麋多而為災的記載外，其餘三處記載，麋鹿均出現在與戰争、軍事相關的場景中。僖公三十三年，皇武子辭秦師，表示願意将鄭國的原圃提供給秦将使用，任其獵取麋鹿。傳文表明，秦國、鄭國都在專門的獵場（原圃、具囿）中豢養麋鹿。皇武子表示任由秦将獵取原圃的麋鹿，含有示弱的意味。
《左傳·宣公十二年》傳文詳載了晉楚之戰的史事。在晉楚對壘期間的兩次小規模戰役中，晉鮑癸要求楚攝叔獻麋，晉魏向楚潘黨獻麋得以脫身，展現出晉楚雙方将領在戰争中勇武善射、從容不迫的風度，曆來為人稱道。相關記載表明，麋鹿為弱勢者所獻、強勢者所取之物，是當時人的固有觀念。
這有助于我們重新了解《左傳·僖公二十八年》中子玉夢中河神所謂“孟諸之麋”一詞的内涵。在春秋時期，時人已将“取麋”視作取得優勢的象征。在子玉的夢中，河神允諾将孟諸的麋鹿賜給他，則極有可能暗含子玉能在戰争中取得優勢的象征意味。綜上所論，《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傳文中的“孟諸之麋”應與《系年》第十一章簡文（第57簡）相合，可了解為孟諸水域的麋鹿。
兩周時期麋鹿的功用與文化意蘊
通過前文的分析，可知《左傳》将河神賜予子玉孟諸的麋鹿視為楚國将戰勝宋國的隐喻，顯示出麋鹿作為地方物産的代表性。西周時期，麋鹿的種群數量龐大，廣泛地分布在長江、淮河、黃河流域。但自春秋戰國以降，麋鹿的數量由于生态環境的變化和人類的大量捕獵趨于減少。譚邦傑《中國的珍禽異獸》雲：
随着麋鹿數量的減少，麋鹿逐漸得到更多重視，兩周時人對麋鹿的看法也是以發生了變化。西周初，“麋鹿”通常作為狩獵對象出現在文獻記載中，如《逸周書·世俘》記載周繁盛出獵：“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貓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麇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
麋鹿在武王的獵獲中數量最為巨大，足見商周之際麋鹿種群的龐大。在這一時期，麋鹿已經成為狩獵活動中極為常見的獵物。及至春秋，麋鹿作為一種狩獵對象仍然多見，石鼓文《田車詩》“秀弓寺（待）射，麋豕孔庶”，描繪了春秋早期秦國貴族田獵時麋鹿、野豬數量繁盛的場景。
在這一時期，麋鹿的物産價值也受到時人的重視，如《國語·魯語上》記載了大夫裡革谏宣公保護山澤的史事：“宣公夏濫于泗淵，裡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鲲鲕，獸長麋，鳥翼卵，蟲舍喙，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别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裡革引“長其麋，蕃其庶物”的“古訓”，勸谏魯公順時漁獵，保護山澤。
以是言觀之，麋鹿已經被視作一種需要保護的物産資源，在山澤獸類當中具有代表性。此外，為保護麋鹿這一狩獵資源，春秋各國建立起名稱各異的園囿獵場來收容麋鹿，“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可見在春秋中期，麋鹿已經得到貴族階層的重視。
《左傳·宣公十二年》載：“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據《周禮·天官冢宰》記載的獸人一職“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正與攝叔所謂“歲之非時”相合。
這說明，在春秋戰國時期，一系列規定如何運用麋鹿制品的禮儀制度已經形成。麋鹿皮革還被用于射禮中矢侯的制作，《儀禮·鄉射禮》載：“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周禮·天官冢宰》載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鹄；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鹄。”顯然麋鹿裘皮的使用又與射禮矢侯的等級設定相關。
《儀禮·少牢饋食禮》雲：“司士又升魚、臘，魚十有五而鼎，臘一純而鼎，臘用麋。”這些載于禮書的材料表明，麋鹿及其制品已廣泛地融入了周人的貢獻、飨宴、射禮等諸多禮儀活動中，麋鹿的貢獻有時間規定，麋皮箭靶（麋侯）又對應射禮中相應的貴族等級。麋鹿在貴族的禮儀用度中具有重要地位。
戰國時期，将麋鹿視為狩獵資源加以保護的思想進一步發展，如《管子·國準》謂：
“立祈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策。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币，存菹丘，立骈牢，以為民饒。彼菹菜之壤，非五谷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谷。此以無用之壤臧民之羸，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
其反映出的保護山澤、“用而勿盡”、任麋鹿牛馬保有其地的思想與《國語》所載裡革之語一脈相承。由于戰國時代麋鹿數量的減少，各國貴族延續了在園囿、庭院中豢養麋鹿的習慣，麋鹿開始被視為“珍奇”受到保護。在齊國，齊宣王設囿方四十裡，嚴令禁止捕殺麋鹿：“（孟子）曰：‘……臣聞郊關之内有囿方四十裡，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裡，為阱于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楚國貴族亦在庭院中飼養麋鹿，如《楚辭·九歌·湘夫人》雲：“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正是這種情況的反映。而在戰國末期的魏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邊城盡拔，文台堕，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說明魏國也在國都大梁附近設定苑囿來豢養麋鹿，《史記》載其麋鹿盡失，足見魏人亦将麋鹿視作珍奇。
兩周時代，麋鹿作為狩獵資源、珍奇物産受到周人的重視，在禮儀用度中廣泛使用，其在時人眼中的文化内涵也經曆了豐富和發展。西周初至春秋初期，由于種群數量的豐沛，麋鹿隻是作為常見的野獸或導緻災害的野獸得到記錄。及至春秋中葉，麋鹿成為各國重視的物産資源，交戰雙方中的“取麋”“獻麋”開始具備勝利或屈服的政治意義。
戰國以後麋鹿數量銳減，在戰國諸子的作品中，麋鹿一方面被視作原始野蠻的野獸，往往出現在對上古時代的追述中；另一方面又成為恬靜自然的象征物。此外，崇巫信鬼的楚人還将麋鹿的形象帶入了逝者的世界，在戰國時代的楚國貴族墓葬中，麋鹿的骸骨和裝飾着麋鹿角的鎮墓獸、虎座飛鳥被廣泛發現，說明在戰國楚人的觀念中，麋鹿和鹿角又獲得了驅惡辟邪、護佑死者的特殊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