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几乎各个封建王朝都有或多或少的动物崇拜。
麋鹿崇拜就是其中的一种。
其实在最初的时候，麋鹿是被当成猎物看待的，它只是弓矢猎手的绿野餐饷。
从肉食者餐桌上的俘虏，到神圣不可亵渎的信仰对象，麋鹿的地位为何经历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孟诸之麋
关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的“孟诸之麋”一词，历代学者信从杜预注，认为“麋”通“湄”，指水草交会地。近年公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系年》第十一章（简57）中，我们也发现了“孟诸之麋”一词。通过对比《左传》原文中数处对“麋”的记载，可知传文“孟诸之麋”与简文“孟诸之麋”含义相同，都指水泽孟诸的麋鹿。
释《左传》“孟诸之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云：
初，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未之服也。先战，梦河神谓己曰：“畀余！余赐女孟诸之麋。”
其中，“孟诸”为宋国薮泽之名，见诸《尚书·禹贡》《尔雅·释地》《周礼·夏官·职方氏》等传世文献，作“孟诸”“明都”“盟诸”“孟猪”“望诸”等，杨伯峻先生注称在今河南省商丘市东北，因黄河多次冲决，今已无存。杜注释“麋”：“水草之交曰麋。”是读“麋”为“湄”。孔颖达《正义》引《尔雅·释水》：“水草交为湄。”杨伯峻先生从之。竹添光鸿《左氏会笺》亦从之，并称：“《尔雅》‘水草交为湄’。
”又“今河南虞城县西北十里有孟诸台，俗谓之湄台，盖以孟诸之麋得名也”。从上下文义考察，则河神之语意为：“将你的琼弁和玉缨送给我！我把孟诸的水草地赐给你。”孟诸是宋国重要的水泽，以孟诸的水草地暗示宋国的土地，语意可通。
然而，“孟诸之麋”一词并非只见于《左传》。在近年公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系年》第十一章中，我们又见到了“孟诸之麋”（直接引用整理者释文）：
宋右（师）芋（华）兀（元）欲（劳）楚（师），乃行，穆王思（使）欧（驱）（孟）者（诸）之麋。
此事亦见于《左传·文公十年》，传云：“宋华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为之弱乎？何必使诱我？我实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劳且听命。遂道以田孟诸。”整理者已疑简文之“华元”为其父华御事之误，而《左传》与《系年》所载“劳楚师”之事则略同。相较《左传》，《系年》记载了楚穆王田猎于孟诸的更多细节。
《系年》整理者注“麋”曰：“据简文，‘麋’实指麋鹿。”简文意为楚穆王驱赶孟诸的麋鹿，把它们迁徙到徒之地。简文“孟诸之麋”必不可能指水草交会之地，唯有理解为麋鹿方可上下通顺。“孟诸之麋”一词在《左传》与《系年》中并见，两书成书时代相近，虽并不载于同时同事，但“孟诸之麋”或为当时人习用的固有名词。
反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之文，如将“畀余！余赐女孟诸之麋”中的“孟诸之麋”也理解为“麋”之本字，则河神语意为：“将你的琼弁和玉缨送给我！我把孟诸的麋鹿赐给你。”河神所谓将赐子玉“孟诸之麋”引申为子玉可以得到宋国孟诸的土地，也即以一地之物产代指此地，文义同样可通。
此外，检诸《左传》全文，经传中共出现四处“麋”字，这四个“麋”无一例外，均为本字，意指麋鹿：
除《左传·庄公十七年》麋多而为灾的记载外，其余三处记载，麋鹿均出现在与战争、军事相关的场景中。僖公三十三年，皇武子辞秦师，表示愿意将郑国的原圃提供给秦将使用，任其猎取麋鹿。传文表明，秦国、郑国都在专门的猎场（原圃、具囿）中豢养麋鹿。皇武子表示任由秦将猎取原圃的麋鹿，含有示弱的意味。
《左传·宣公十二年》传文详载了晋楚之战的史事。在晋楚对垒期间的两次小规模战役中，晋鲍癸要求楚摄叔献麋，晋魏向楚潘党献麋得以脱身，展现出晋楚双方将领在战争中勇武善射、从容不迫的风度，历来为人称道。相关记载表明，麋鹿为弱势者所献、强势者所取之物，是当时人的固有观念。
这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中子玉梦中河神所谓“孟诸之麋”一词的内涵。在春秋时期，时人已将“取麋”视作取得优势的象征。在子玉的梦中，河神允诺将孟诸的麋鹿赐给他，则极有可能暗含子玉能在战争中取得优势的象征意味。综上所论，《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传文中的“孟诸之麋”应与《系年》第十一章简文（第57简）相合，可理解为孟诸水域的麋鹿。
两周时期麋鹿的功用与文化意蕴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左传》将河神赐予子玉孟诸的麋鹿视为楚国将战胜宋国的隐喻，显示出麋鹿作为地方物产的代表性。西周时期，麋鹿的种群数量庞大，广泛地分布在长江、淮河、黄河流域。但自春秋战国以降，麋鹿的数量由于生态环境的变化和人类的大量捕猎趋于减少。谭邦杰《中国的珍禽异兽》云：
随着麋鹿数量的减少，麋鹿逐渐得到更多重视，两周时人对麋鹿的看法也因此发生了变化。西周初，“麋鹿”通常作为狩猎对象出现在文献记载中，如《逸周书·世俘》记载周繁盛出猎：“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麇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
麋鹿在武王的猎获中数量最为巨大，足见商周之际麋鹿种群的庞大。在这一时期，麋鹿已经成为狩猎活动中极为常见的猎物。及至春秋，麋鹿作为一种狩猎对象仍然多见，石鼓文《田车诗》“秀弓寺（待）射，麋豕孔庶”，描绘了春秋早期秦国贵族田猎时麋鹿、野猪数量繁盛的场景。
在这一时期，麋鹿的物产价值也受到时人的重视，如《国语·鲁语上》记载了大夫里革谏宣公保护山泽的史事：“宣公夏滥于泗渊，里革断其罟而弃之，曰：‘……夫山不槎蘖，泽不伐夭，鱼禁鲲鲕，兽长麋，鸟翼卵，虫舍喙，蕃庶物也，古之训也。今鱼方别孕，不教鱼长，又行网罟，贪无艺也。’”里革引“长其麋，蕃其庶物”的“古训”，劝谏鲁公顺时渔猎，保护山泽。
以是言观之，麋鹿已经被视作一种需要保护的物产资源，在山泽兽类当中具有代表性。此外，为保护麋鹿这一狩猎资源，春秋各国建立起名称各异的园囿猎场来收容麋鹿，“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可见在春秋中期，麋鹿已经得到贵族阶层的重视。
《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晋鲍癸当其后，使摄叔奉麋献焉，曰：‘以岁之非时，献禽之未至，敢膳诸从者。’”据《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的兽人一职“掌罟田兽，辨其名物。冬献狼，夏献麋，春秋献兽物”，正与摄叔所谓“岁之非时”相合。
这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一系列规定如何运用麋鹿制品的礼仪制度已经形成。麋鹿皮革还被用于射礼中矢侯的制作，《仪礼·乡射礼》载：“凡侯，天子熊侯，白质；诸侯麋侯，赤质；大夫布侯，画以虎豹；士布侯，画以鹿豕。”《周礼·天官冢宰》载司裘：“王大射，则共虎侯、熊侯、豹侯，设其鹄；诸侯则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则共麋侯，皆设其鹄。”显然麋鹿裘皮的使用又与射礼矢侯的等级设置相关。
《仪礼·少牢馈食礼》云：“司士又升鱼、腊，鱼十有五而鼎，腊一纯而鼎，腊用麋。”这些载于礼书的材料表明，麋鹿及其制品已广泛地融入了周人的贡献、飨宴、射礼等诸多礼仪活动中，麋鹿的贡献有时间规定，麋皮箭靶（麋侯）又对应射礼中相应的贵族等级。麋鹿在贵族的礼仪用度中具有重要地位。
战国时期，将麋鹿视为狩猎资源加以保护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如《管子·国准》谓：
“立祈祥以固山泽，立械器以使万物，天下皆利，而谨操重策。童山竭泽，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币，存菹丘，立骈牢，以为民饶。彼菹菜之壤，非五谷之所生也，麋鹿牛马之地。春秋赋生杀老，立施以守五谷。此以无用之壤臧民之羸，五家之数皆用而勿尽。”
其反映出的保护山泽、“用而勿尽”、任麋鹿牛马保有其地的思想与《国语》所载里革之语一脉相承。由于战国时代麋鹿数量的减少，各国贵族延续了在园囿、庭院中豢养麋鹿的习惯，麋鹿开始被视为“珍奇”受到保护。在齐国，齐宣王设囿方四十里，严令禁止捕杀麋鹿：“（孟子）曰：‘……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楚国贵族亦在庭院中饲养麋鹿，如《楚辞·九歌·湘夫人》云：“麋何食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而在战国末期的魏国：“从林乡军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边城尽拔，文台堕，垂都焚，林木伐，麋鹿尽，而国继以围。”说明魏国也在国都大梁附近设置苑囿来豢养麋鹿，《史记》载其麋鹿尽失，足见魏人亦将麋鹿视作珍奇。
两周时代，麋鹿作为狩猎资源、珍奇物产受到周人的重视，在礼仪用度中广泛使用，其在时人眼中的文化内涵也经历了丰富和发展。西周初至春秋初期，由于种群数量的丰沛，麋鹿只是作为常见的野兽或导致灾害的野兽得到记录。及至春秋中叶，麋鹿成为各国重视的物产资源，交战双方中的“取麋”“献麋”开始具备胜利或屈服的政治意义。
战国以后麋鹿数量锐减，在战国诸子的作品中，麋鹿一方面被视作原始野蛮的野兽，往往出现在对上古时代的追述中；另一方面又成为恬静自然的象征物。此外，崇巫信鬼的楚人还将麋鹿的形象带入了逝者的世界，在战国时代的楚国贵族墓葬中，麋鹿的骸骨和装饰着麋鹿角的镇墓兽、虎座飞鸟被广泛发现，说明在战国楚人的观念中，麋鹿和鹿角又获得了驱恶辟邪、护佑死者的特殊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