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戰結束後的幾十年裡，日本社會對于二戰的記憶經曆了一系列的重塑和改變。起初，大多數日本人都承認了日本對亞洲國家的侵略行為，并表示了歉意和檢討。然而，随着時間的推移，一些極端的＂民族主義＂思潮開始在日本民間傳播，将日本在二戰中的所作所為視為正當的＂自衛行為＂，甚至将＂大東亞戰争＂美化為＂解放亞洲的戰争＂。這種奇葩的曆史認知到底是如何形成的？背後又隐藏着怎樣的思想根源？讓我們一探究竟。
一. 戰後日本對二戰記憶的重塑
二戰結束後，日本開始了國家重建的艱難曆程。與此同時，對于二戰的記憶也在逐漸重塑。最初，日本社會對二戰的反思主要集中在＂受難記憶＂上，如廣島和長崎的核爆、東京大轟炸等造成的慘重損失。
作為戰敗國，日本無可回避地承擔了部分戰争責任。即便是親自參拜過靖國神社的＂鷹派＂首相中曾根康弘，也在1994年明确表示＂對中國的戰争是侵略行為＂。這一表态引發了日本國内的巨大争議，反映出當時日本社會對于戰争責任認知的分歧。
然而，随着戰後幾代人的更疊，日本社會對二戰記憶的重塑出現了新的變化。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期，圍繞＂曆史問題＂的争論在日本民間漸露峥嵘。一些人将近代日本發動的所有對外戰争均視為＂自衛行為＂，甚至将＂大東亞戰争＂比喻為＂解放亞洲的戰争＂。這種觀點雖然十分極端，卻也折射出了日本部分群眾對于戰争責任的逆反心理。
值得注意的是，1993年上台不久的細川護熙首相，曾在二戰紀念活動中承認日本對亞洲國家的＂殖民侵略＂，并表示＂深刻檢討和由衷歉意＂。這一表态在日本國内引發了強烈反響，贊成和反對的聲音俱在。反對者指出，輿論不應隻罵日本一家，而應平等看待英美等國在殖民擴張中的所作所為。這種将日本行為與西方列強相提并論的＂美英同罪史觀＂，開始在日本民間悄然流傳。
從官方層面看，日本政府并未全盤否認戰争責任，但在具體問題上卻存在模糊和回避。直至今日，日本政府對于二戰期間的一些重大曆史事件，如南京大屠殺、強征＂慰安婦＂等，仍然沒有作出正式的道歉和賠償。綜上可見，日本社會對于二戰記憶的重塑經曆了一個由＂初步承認＂到＂部分逆反＂的過程，這種曲折反映了戰後日本社會價值觀和曆史認知的一些深層沖突和分歧。
二. 九十年代極端＂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
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半葉，随着戰後新生代在日本社會逐漸成為主流力量，一股将日本在二戰中的行為完全正當化的極端＂民族主義＂思潮開始在民間滋生和蔓延。
最為引人注目的，是1995年西尾幹二教授在《英美同罪論》一書中提出的＂美英同罪史觀＂理論。該理論指出，二戰期間，美國對日本實施了＂經濟訛詐＂政策，英國也對日本采取了＂狹隘的利己主義＂，進而将戰争的發生歸咎于英美兩國的＂同罪＂，試圖為日本在亞洲的侵略行為開脫責任。盡管這一理論在學術界受到普遍質疑，但卻被一些日本民族主義者所捧為＂曆史真相的徹底揭露＂。
與此同時，一位名叫羽田孜的極端學者，在自稱＂終極修正主義者＂的同時，否認了南京大屠殺、強征＂慰安婦＂等罪行的存在，大肆宣揚＂自衛戰争史觀＂。他聲稱，日本在二戰期間所進行的一切行動，都是為了＂解放亞洲、應對西方的反亞洲主義＂，是一場＂正當的自衛戰争＂。這種歪曲曆史、美化侵略的錯誤觀點，在日本部分群眾中竟也找到了一定的共鳴。
與此相呼應，在二戰結束50周年之際，日本一些政治人物也開始将二戰描述為＂解放亞洲的戰争＂。1994年，時任首相村山富市在向二戰死難者默哀時，不僅未對侵略行為表示檢討，反而将二戰描述為＂解決戰争＂＂解放亞洲＂的正義之舉。同年，時任東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更是公開稱贊日軍入侵亞洲各國，是為了＂掃除西方列強的殖民統治，解放亞洲人民＂。
這些言論無疑是在為日本的殖民擴張和侵略行為塗脂抹粉，它們背後所展現的，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大國沙文主義和帝國主義思想。在這樣的思潮影響下，一些日本群眾漸漸忘卻了二戰的罪行，甚至将侵略者的角色美化為＂英雄解放者＂。可以說，正是這股極端的＂民族主義＂思想，催生了将＂大東亞戰争＂比喻為＂解放亞洲戰争＂的奇葩認知。
三. 日本侵略中國的真實曆程
要全面解構日本極端＂民族主義＂勢力對曆史的歪曲和篡改，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近代日本對中國的真實侵略曆程。
這一曆程可以追溯到1894年的甲午戰争。在這場戰争中，日本不僅擊敗了清朝政府，還趁機從中國手中奪取了台灣及澎湖列島。這是日本對華擴張的開端，也标志着西方列強瓜分中國的競争進一步加劇。
跻身列強行列後，日本很快就将擴張的矛頭轉向了中國東北地區。1904年，日俄戰争爆發，沙皇俄國在這場戰争中徹底失利。根據《PortsmouthTreaty》，俄國被迫放棄了在中國東北地區的一切權益，日本因而獲得了包括旅順租借地在内的遼東半島的控制權。
1915年，在一戰打響的背景下，日本向北洋政府提出了著名的＂二十一條＂條約，企圖徹底瓜分中國。雖然這一野心最終沒有完全實作，但日本仍然在山東半島等地獲得了相當程度的特權。
真正的全面侵略是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開始的。事變後，日本在中國東北地區扶植了傀儡政權＂滿洲國＂。1937年，盧溝橋事件更是徹底引爆了中日全面戰争。在随後的八年抗戰期間，日本對中國實行了無比殘暴的＂掃蕩＂政策，造成了極其慘重的人員傷亡和财産損失。
南京大屠殺就是日軍暴行的罪證之一。1937年12月，日軍攻陷南京後，在六周時間内，約有30萬中國平民和戰俘遭到殺戮、殘害。與此同時，日本在華的駐軍還廣泛強征＂慰安婦＂，充當軍妓。這些罪行不僅嚴重違反了戰争人道法，更是對人性的亵渎和侮辱。
日軍在南京市的屠殺暴行不僅僅存留在史料記載中，當代考古發現的證據也為此提供了有力證明。2015年至2016年，位于南京市中心的一處廢棄建築工地上，考古人員共發掘出上百具遺骸，其中大多數都顯示出遭到暴力緻死的痕迹。
可以說，面對累累罪證，日本極端＂民族主義＂勢力竟然公然把＂大東亞戰争＂這番瘋狂的侵略行徑美化為＂解放亞洲的正義戰争＂，着實讓人觸目驚心。任何美化戰争暴行、诋毀人性尊嚴的言行，都必将遭到曆史的唾棄和譴責。
四. 日本扭曲曆史的企圖暴露
從上文可以看出，日本極端＂民族主義＂勢力為了掩蓋本國在二戰中的罪行，竭盡全力扭曲和篡改曆史事實。他們不僅對日本的殖民擴張和侵略行為進行無謂的粉飾，更是對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所遭受的深重災難視而不見。
這些人的一個主要伎倆，就是将日本在戰争中的所作所為等同于西方列強的殖民統治，試圖将矛頭對準英美等國，借此為日本開脫責任。事實上，日本發動的侵略戰争與西方列強的殖民擴張雖然都源于大國主義思想，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卻存在着本質差別。
英美等國的殖民擴張無疑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人員傷亡和文化沖擊，但其根本目的是實作經濟掠奪，并非蓄意消滅他族群眾。相比之下，日本軍隊在占領區内實施的＂掃蕩＂政策，則是公然的＂種族滅絕＂行徑，展現了其獨有的＂大東亞共榮圈＂瘋狂思想。
可以說，在＂人性＂層面，英美等國的做法雖然有失公允，但并未完全背離＂人道＂原則。而日本的行為則徹底違背了人性和道德底線，其罪行絲毫不亞于法西斯主義。是以，将雙方的所作所為等量齊觀，無疑是對事實的嚴重歪曲。
此外，日本極端＂民族主義＂勢力還聲稱，二戰期間日本的一切行動都是為了＂解放亞洲、應對西方反亞洲主義＂，是一場正當的＂自衛戰争＂。然而，客觀事實是，日本侵略了中國、北韓、東南亞等廣大亞洲地區，給這些國家和地區造成了無以倫比的深重創傷。
如果說日本的所作所為真的是為了＂解放亞洲＂，那麼其所謂＂解放＂的手段就太過殘暴和不人道了。在日軍占領下，亞洲人民遭受了比殖民統治更為野蠻和血腥的迫害，許多地區更是遭到了徹底的蹂躏和摧毀。用＂自衛戰争＂來為這種行徑開脫，無異是對國際公理和人性良知的亵渎。
可以說，這些扭曲曆史事實的言行，完全暴露了日本極端＂民族主義＂勢力污蔑盟國、開脫自身罪責的險惡用心。他們無視了戰争中的慘重代價，企圖混淆是非黑白，進而為日本在亞洲地區的暴行開脫罪責。這種做法無疑是對亞洲人民所付出犧牲的公然亵渎和無視。
五. 理性反思曆史 警惕＂民族主義＂泛濫
二戰結束已經将近80年，但是日本社會對于這段曆史的認知卻依然存在着嚴重分歧。一方面，日本政府和大多數群眾基本上認識到了當年的罪責，并為此多次道歉、賠償。但另一方面，一股将日本侵略行為正當化的極端＂民族主義＂思潮也在民間逐漸擡頭，這種思潮不僅歪曲事實、混淆是非，更是公然否認了日軍在侵華戰争中的暴行和罪行。
這種錯誤認知的根源，無疑在于戰後日本社會對于＂民族主義＂教育的失範。由于戰後初期嚴厲的＂去militarism＂政策，日本曾一度陷入了徹底否定自身文化傳統的境地。在這種背景下，人們對＂民族主義＂思想産生了一種戒懼心理，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民族自尊和正确曆史認同的培養。
進入20世紀後期，随着經濟實力的崛起和國際地位的提升，日本群眾的民族自信心也日益高漲。然而，由于缺乏客觀理性的引導，一部分人很快就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開始對國家曆史的罪責視而不見，甚至産生了公然否認的錯誤傾向。
這種扭曲的認知無疑是錯誤的，它不僅無視了史實，更是對戰争中無辜受害者的猝然侮辱。近代日本對亞洲各國的侵略行為已經構成了不可抵賴的鐵證事實，任何美化或粉飾的企圖都是徒勞的。
我們必須認清，軍國主義擴張的根源在于一種狹隘和極端的＂民族主義＂思想。這種思想迷戀于＂大衆族＂理論，極力鼓吹＂種族優越論＂，将＂東亞共榮圈＂作為侵略的借口。在這樣一種觀念指導下，日本軍隊在占領區内無情屠殺、強征勞工和軍妓，更是人神共憤的暴行。
是以，正視和承認曆史才是明智之舉。反觀那些極端＂民族主義＂者，他們無視事實、混淆是非的言行，無疑是在重蹈覆轍、引火燒身。世界反法西斯戰争的曆史已經昭示了狂熱的＂民族主義＂思潮可能帶來的危害有多麼巨大，我們絕不能讓曆史的悲劇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