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賣醫師就診号源屬于黃牛倒号行為。
剛發燒病愈一個多星期，北京市民王鑫的女兒再次發燒、咳嗽。擔心轉為肺炎，王鑫立即帶着孩子到家附近一家私立兒童醫院，沒想到臨近下午5點，早上挂出去的幾十個号還沒有看完。他又帶着孩子輾轉至附近一家公立醫院，被告知隻能看急診，不能拍片子檢視肺部情況。
情急之下，王鑫在某社交平台釋出求助帖，很快就有号稱“陪診師”的人私信他，“可以幫忙挂号今日××兒童醫院”“挂号服務費500元”。
“為什麼我們挂不上号，是不是和這些所謂的‘陪診師’搶占号源有關？陪診師提供挂号服務，和‘黃牛’性質有何差別？”王鑫發出一連串疑問。
記者近日調查發現，本來為了滿足一些特定人群在醫院就診時的陪伴需求而産生的陪診師，正在悄悄變味兒——一些陪診師以陪診之名，行營銷之實，倒賣醫師就診号源，擾亂醫療秩序。
指定專家号已挂滿
加價數百元可挂上
記者以患者家屬身份，通過某社交平台，聯系了7名自稱陪診師的賬号，這些賬号經常在該平台分享自己的陪診心得和注意事項。
當記者提出能否搶到××醫院××科室專家号時，5名陪診師均給出肯定回複：“可以，把你的需求發給我”“可以安排，有醫保嗎”“要哪個醫生”“可以的，私聊加v”……
記者：“我家親戚這幾天想來北京看看腰，聽說某醫院很不錯，但近一周的号都被挂滿了，有什麼辦法嗎？”
該陪診師向記者詳細詢問了患者症狀：“這家醫院是專門看骨科的醫院，患者腰受過外傷嗎，是腰椎間盤突出還是腰椎損傷，在當地做過核磁嗎？”
在記者逐一回複後，這名陪診師又說道：“既然咱們認識了，我就能讓你少走一點彎路。你提前把當地的核磁影像和報告準備好，咱們挂一個看腰椎的号就能解決問題。”
記者：“但是我看一周内的号都被約滿了，如果這兩天就想來看怎麼辦？”
陪診師：“你想找指定專家，還是隻要看腰椎的醫生都行？”
聽記者說“要看腰椎還不錯的專家”後，陪診師說：“可以幫你挂到号。我們這邊有技術有團隊，隻要你想看，我就幫你協調。”
當記者提出“第二天就想看”後，陪診師直接報價“挂知名專家号服務費600元，其他醫生500元，挂号費到醫院再付”。
“這都是實打實的挂号單，到時系統裡有患者的名字，有挂号成功的資訊。你不是現在看着都滿号嗎？通過我這個管道，可以把患者資訊錄入系統，然後你去醫院看診就行了，我隻收服務費。”陪診師說。
宣稱擁有特殊管道
提前布局輕松挂号
上述陪診師和“背景技術團隊”溝通後告訴記者，“第二天隻能挂到副主任醫師”。記者注意到，在挂号平台上，陪診師給出的5名候選副主任醫師也是“滿号”狀态。
“不能挂到知名專家的号嗎？”記者問道。
“3天後，知名專家的特需門診号可以約到。”為了促成此單，陪診師進一步向記者“推銷”，“副主任醫師就算該領域專家，這些都不是普通号。某些醫生雖然是知名專家，能力會更強一些，但如果排他的手術，就會排很長時間。副主任醫師一般40多歲，做手術的精力比較充沛，排隊時間也不會太久，如果要考慮到有後續治療，就盡量不要去找太知名的醫生。”
或許是擔心記者仍有顧慮，該陪診師又換個角度繼續解釋道：“我從事陪診服務4年了，幫患者解決了很多實際問題，患者有時來不了的，都是我拿着他們郵寄過來的片子和報告去給醫生看，不管是去普通門診還是特需門診，對症的專科大夫給的意見都不會差。”
記者提供患者的相關資訊并支付了500元服務費，幾分鐘後便收到指定醫院的短信驗證碼。記者将驗證碼提供給陪診師後，很快就收到了預約成功的短信和挂号單，時間、科室、主治醫師都與前期和陪診師溝通的一緻。
也就是說，在官方系統顯示這名醫生原本已經預約滿員的狀态下，陪診師經過一番操作依然能夠順利挂号。
次日一早，記者按照陪診師的要求，用患者的身份證到門診處辦理京醫通卡，并在自助機上繳費60元取就診号，上午11點左右與醫生見面。整個流程與正常挂号并無差别。
在排隊至就診過程中，陪診師與記者保持聯系：“提前把病曆和問題準備好，充分利用好就診時間”“上午11點停止取号，10點到醫院就可以”……
在候診區，記者遇到一對來自安徽的祖孫，孫女陪着奶奶過來治療腰椎間盤突出，她們與記者挂了同一個專家号。記者問怎麼挂上号的，對方回複說：“專家号太難挂了，我們提前半個多月在網上預約，正常的号早就沒有了，這還是加的号，上午看不了，得等到下午才行。”
記者注意到，加号的患者在叫号台上的顯示方式與正常預約不同，會在患者名字後面多一個“加”字。記者将自己的挂号單與通過正常途徑搶到号的患者的挂号單進行比較，發現形式一緻，并無“加”字。
同一位專家的号，同樣在平台預約，為什麼患者挂不到，陪診師卻能挂到呢？對此，上述陪診師回複稱，挂号平台放号的時候，靠患者自己搶很難搶到專家号，“我們有特殊管道，找關系提前留好了号，是以才可以輕松地通過平台挂到專家号”。
倒賣醫師就診号源
屬于黃牛倒号行為
陪診師究竟能不能提供挂号服務？
在中國政法大學醫藥法律與倫理研究中心主任劉鑫看來，不管是否提供陪診服務，任何形式的醫師就診号源倒賣，不論加價多少，即便是微不足道的一進制錢，也應被認定為倒号行為。這種行為不僅違反了市場規則，還觸犯了國家打擊黃牛倒賣醫院号源的相關規定。
中國衛生法學會常務理事、北京華衛律師事務所副主任鄧利強指出，一些陪診師長期在醫院活動，往往能夠洞悉醫院的一些内部機制，甚至利用一些不正當手段幹擾正常的就診秩序。
“他們通過搶占号源、利用管理漏洞等方式，使得原本應由患者預約的号源迅速轉到他們手中，并在短時間内高價轉售。”鄧利強認為，這種利用醫院資源牟取私利的行為，無疑是對就診秩序的嚴重破壞，應被明确界定為“黃牛”行為。
采訪過程中，有業内人士坦言，陪診師準入門檻低，缺乏統一、專業的管理，服務品質參差不齊。随着陪診市場規模增大，一些“黃牛”“醫托”或醫藥代表也以陪診之名，行營銷之實，擾亂醫療秩序，是以有規範的必要。厘清了誰來規範，誰來處罰，陪診師的規範化、專業化發展就解決了一大難題。
受訪專家也擔憂，與過去打擊“黃牛”行為相比，陪診師職業的存在使得辨識工作變得更加困難。
鄧利強說：“‘黃牛’倒賣就診号行為在交易過程中可以被公安機關驗證并打擊，而陪診師則往往難以界定其違法性質，由于線上實名制預約的方式已經比較普遍，目前社會對‘黃牛’倒賣行為的關注度已經降低，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陪診師行業中違法行為的打擊力度。醫院作為事業機關，其保衛處沒有對外執法的能力，是以打擊陪診師行業的違法行為需要有關部門積極行動。”
服務邊界尚需界定
行業規範亟待健全
在今年1月份的上海“兩會”上，有政協委員關注到了陪診行業目前存在的問題，給出了《規範陪診服務，健全就醫保障體系的提案》。
該提案指出，由于目前陪診服務缺乏相應的準入标準和監管規範，陪診服務的邊界存在灰色地帶。如何細化服務需求，界定服務邊界，并提供服務保障，規避亂象，做好陪診服務管理，已成為迫切且必須解決的社會建設新課題。
該提案建議，推動陪診行業資質認定，落實各方監管責任。同時探索保險償付機制，将有準入資質的陪診人員的陪診服務或陪診環節的部分服務納入基本醫保範疇。另外還應加強屬地、行業的綜合監管，對陪診行業的資質審查、實名認證、規章制度、服務類别、服務流程、服務内容進行規範。
在劉鑫看來，陪診行為雖然發生在醫院，但并不屬于傳統醫療服務的範疇，是以難以由醫療部門直接出台規範性檔案。同時，由于陪診服務具有小衆性和特殊場合性，市場監管部門也很難針對其制定專業性的标準。建議有關部門，尤其是醫院，應在醫院門診大堂或官方網站釋出相關提示和風險警示，提醒陪診服務提供者和需求者簽訂書面合同，以保障雙方權益。
“陪診服務本質上是一種市場需求驅動的輔助性活動，主要服務于不熟悉醫院流程或行動不便的老年人，由于目前缺乏統一的行業标準，陪診服務應依據民法典中有關合同的要求進行規範，雙方通過簽訂合同明确各自的權利和義務。隻有這樣，才能在遇到問題時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陪診服務人員也要注意保護自身的權利。”劉鑫說。
鄧利強指出，目前陪診師行業尚未形成規範，群體相對分散，缺乏統一組織。此外，陪診服務往往是基于市場自行商議的價格，缺乏明确的行業标準。是以，需要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明确陪診師行業的法律地位和監管要求。加強行業自律和誠信建設也必不可少，通過建立健全行業标準和行為規範，促進行業健康發展。
此外，考慮到目前提供陪診服務的除了純市場化的社會陪診人員外，還有純公益性的醫院志願者，鄧利強建議，充分利用現有體系和資源，加強志願者隊伍建設，發揮社會力量的作用，為老年人提供陪診等幫助。這樣不僅可以解決一部分陪診需求，還能展現社會服務的公益性質。
來 源 / 法治日報、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