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是中國古代東西方著名的商貿通道，是溝通中外經濟文化的重要橋梁。所謂明清宮藏絲綢之路檔案，是指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以下簡稱“一史館”）所藏明清時期中央政府檔案中反映15-19世紀中國與世界各國通過海上航線、陸上交通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檔案文獻。明清兩朝宮藏檔案涉及53個國家，有漢、滿、蒙古、藏、日、俄、英、法、德等各種中外文字，其中具有絲綢之路涵義的有關中外經濟文化交往的檔案7萬餘件。這些宮藏檔案，從王朝角度記載了明清時期的中國與世界各國交往的曆史詳情，既具有中央政府的權威性，又具有原始文獻的可靠性，同時也具有檔案獨存與價值獨特的唯一性，是全面研究明清時期絲綢之路實況最為翔實的珍貴文獻。對明清宮藏絲綢之路檔案進行系統整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特殊的學術價值。
一、明清宮藏絲綢之路檔案整理研究的曆史背景
明清時期的絲綢之路，是中國古代對外商貿文化交流的特殊形态。對明清宮藏絲綢之路檔案的整理與研究，有着特定的曆史背景。
一是時代背景。2013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借用中國古代“絲綢之路”的概念，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合作倡議。這是關乎國家戰略發展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的宏遠謀略，也是對社會科學工作者提出的重大命題。二是學術背景。長期以來，學界絲綢之路研究成果甚為豐厚，但明清時期絲綢之路研究一直略顯薄弱。這主要表現在：第一，談起絲綢之路，往往認為主要存在于漢唐時期，将絲綢之路固化為中古以前的曆史名片，明清時期的絲綢之路被嚴重弱化，甚至不認可近代中國絲綢之路的存在。第二，學界對出新疆而西行的陸上絲綢之路和出南海而西行的海上絲綢之路這兩條經典線路的研究較為豐富，對其他線路的研究還不夠充分，相對而言成果較少。第三，對明清時期絲路文獻的挖掘，以往關注和利用的主要是地方性檔案和民間文獻，存在着地域性、分散性的特點，對明清中央政府這一最具權威性、系統性的檔案文獻卻沒有給予足夠的利用與研究，從王朝視角和國家層面來透析明清時期絲綢之路還遠遠不夠。整體看來 , 對明清時期絲綢之路個案化、碎片化和局部的研究比較多，系統的、整體的研究還遠未形成，而這恰恰有賴于明清宮藏絲綢之路檔案的深層挖掘。三是文獻背景。2016年，一史館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合作，正式啟動“明清時期絲綢之路檔案編研出版工程”。2019 年，“明清宮藏絲綢之路檔案整理與研究”列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同時列為中國曆史研究院重大學術項目。該課題項目成果主要包括：其一，在檔案整理方面，對一史館所藏明清絲綢之路檔案進行系統化的全面梳理，建立明清宮藏絲綢之路檔案專題資料庫。其二，在編纂出版方面，精心組織、系統編纂《明清宮藏絲綢之路檔案圖典》，陸上絲綢之路四卷，海上絲綢之路四卷，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其三，在學術交流方面，一史館與中國曆史研究院自2016年開始，每年聯合主辦一次“一帶一路”文獻與曆史研讨會，截至2020年已舉辦五次，這一研讨機制将繼續推進下去。其四，在成果推介方面，核心期刊《曆史檔案》自2019 年第1期起開設《明清絲路》專欄， 持續刊發課題組系列研究成果。其五，在學術著述方面，一史館與中國曆史研究院的專家學者聯合編寫《明清宮藏絲綢之路檔案研究》專著。明清時期絲綢之路檔案的珍貴價值和獨特作用越來越得以彰顯。
二、明清宮藏檔案中的陸上絲綢之路
陸上絲綢之路，傳統意義上講，是古代橫貫亞洲連接配接歐亞大陸的商貿要道。它起源于西漢時期漢武帝派張骞出使西域，開辟了以都城長安（西安）為起點，經中亞、西亞，并連接配接地中海各國的陸上交通線路。這條通道被認為是古代東西方文明的交彙之路，而中國出産的絲綢則是最具代表性的貨物，是以自19世紀末，西方學者開始稱之為“絲綢之路”，作為一個專用概念，被廣泛認可使用，産生了世界性的影響。一史館檔案揭示，明清時期的陸上絲綢之路并不僅僅是傳統的自新疆西行亞歐的一條線路，而是分為四條線路，即東向過江之路、南向高山之路、西向沙漠之路、北向草原之路。1. 陸上東向過江之路。這條線路主要是指橫跨鴨綠江與北韓半島的經濟文化交流。中朝兩國在地域上唇齒相依，隔江相望。明清時期，北韓是東亞地區與中國關系最為密切的藩屬國，不僅有相沿成例的朝貢道路，也有定期開市的邊境貿易。明崇祯四年（1631）正月初三日的禮部題稿非常明确地記載，從京師經遼陽東行再渡鴨綠江陸路至北韓的貢道。清乾隆九年（1744）四月二十三日戶部尚書海望呈報中江地區北韓貿易納稅情形的奏折，則詳細記載了北韓在中江采購的物品種類包括綢緞、絲帛、灰貂、棉花、氈帽等等，且有“在邊門置買貨物”“北韓人等不納稅課”的特殊優惠規定。這件奏折還記載了北韓為請領時憲書（當時的年曆）而派遣使者的情況。又如，道光二十一年（1841）十月十五日禮部尚書色克精額的題本，反映了清政府對會甯、慶源邊境貿易的管理，其中詳細開列了獸類毛皮貿易的準許清單，“凡貉、獾、騷鼠、鹿、狗等皮，準其市易；貂皮、水獺、猞猁狲、江獺等皮，不準市易”。2. 陸上南向高山之路。這條線路主要是從四川、雲南、西藏等地出發，到達東南亞、南亞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其中與安南、緬甸、印度、廓爾喀等國交流比較頻繁。例一，乾隆五十七年（1792）十二月初一日，大将軍福康安等大臣有一件聯銜奏折，内容是與廓爾喀商議在西藏地區進行貿易通商之事，其中記載了清政府确定的對廓爾喀貿易基本原則：第一，允準貿易。“廓爾喀業經歸命投誠，準其仍通買賣。”第二，官府統辦。“所有貿易等事，竟應官為辦理，不準噶布倫等私自講說。”第三，確定公平。“一歲中酌定兩次四次，予以限制。駐藏大臣仍不時稽查，親加督察該處銀錢，亦可公平定價，不緻再有争執。”例二，乾隆五十八年（1793）八月初二日，署理兩廣總督郭世勳上奏說，安南除在原定通商貿易章程中規定的高平鎮牧馬庯和諒山鎮驅驢庯設立市場之外，又在諒山鎮花山地方設立市場。經查，花山地方确實交通便利，且人口稠密，利于雙方貿易。郭世勳的奏折認為，安南“因地制宜”添設花山地方市場确是可取，并提議在貿易章程中正式添設花山地方市場。可見，清代中越邊境貿易是十分頻繁的。例三，光緒三十一年 （1905）十二月，署理兩江總督周馥向外務部遞送咨呈，主要陳述了南方諸省種植的本土茶葉受到從錫蘭、印度進口茶葉的沖擊，将會導緻茶商破産、茶戶改種、本土茶葉被排擠出市場。經派員到錫蘭、印度對英國人種植茶葉的方法進行考察， 發現“大陸茶葉，墨守舊法，廠号奇零，商情渙散，又好作僞，摻雜不純”，如此局面必無法與進口的錫蘭、印度茶葉相抗衡。同時還提出了“設機器廠，立大小公司”等應對措施。這裡提出了如何在對外貿易中保護和改進民族産業的問題。3. 陸上西向沙漠之路。這條線路是傳統意義上絲綢之路的延續，它在漫長的中外交往史上發揮了巨大作用。自漢代通西域以後，中原與西北邊疆的經濟文化交流一直存在。唐中期以後，海上絲綢之路興起，宋明兩朝更因為不能有效掌控西域，西北的中外官方交往受到很大限制，是以學界對這條絲路的研究也往往詳于唐以前而略于後。但檔案揭示，在明清時期，漫漫黃沙鋪出的絲綢之路一直十分活躍。明朝檔案中，有一件崇祯十年（1637）八月初五日關于張家口開市買馬及閉市日期的揭帖，記載了欽差禦馬監太監到張家口開市買馬，閉市後與各部頭領盟誓，“永開馬市，以為彼此長久之利”，并以茶布等物品對各部頭目進行犒賞。有清一代，尤其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徹底平定西北邊陲後，逐漸恢複西部貿易，中亞許多與新疆接壤的國家開始與清政府建立往來，并派出使者前往北京。乾隆二十七年（1762），愛烏罕（今阿富汗）汗愛哈默特沙遣使進京朝觐乾隆帝，沿途受到各地督撫的熱情接待，而乾隆帝在接見使者時，得知愛哈默特沙抱恙在身，還特意賞賜藥品及藥方。正是在這種積極友善的氛圍中，清政府與中亞諸國的來往呈現出良性化的态勢，這條古老的絲綢之路再次煥發出勃勃生機。從清代檔案可以看到，清政府長期從江南調集絲綢布匹經陝甘運至新疆地區，用來交換馬匹等物，當時新疆地區主要的通商地點在塔爾巴哈台、喀什噶爾、庫倫、伊犁等地，貿易對象除了當地部落，還有哈薩克、俄羅斯、浩罕等國。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一月二十八日，陝甘總督黃廷桂上奏朝廷說，哈薩克等地“為産馬之區，則收換馬匹，亦可以補内地調撥缺額”。由此可知，乾隆朝恢複西部貿易，一個重要目的是要擷取哈薩克等地的馬匹。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一月十一日，駐烏魯木齊辦事三等侍衛永德的滿文奏折，主要内容就是呈報與哈薩克交換馬匹及所用銀兩數目的詳情。清政府與哈薩克貿易中，十分注意哈方貿易需求，如在綢緞的顔色方面，哈薩克人喜歡青、藍、大紅、醬色和古銅、茶色等，乾隆帝谕令貿易緞匹“悉照所開顔色辦解”。檔案還記載，乾隆四十三年（1778），理藩院侍郎索琳作為欽差前往庫倫辦理與“鄂啰斯”商人交易事宜，面對俄羅斯商人改變貿易地點和減少交稅等情況，欽差大臣索琳草率下令關閉栅門斷絕貿易。乾隆帝對索琳擅自做主關閉中俄貿易通道很是憤怒，當即将其革職。可見，乾隆帝對中俄貿易還是很看重的。在這期間，西北邊陲的民間經濟文化交流也很頻繁，從清廷屢次頒布嚴查私自買賣玉石、馬匹、茶葉等貨物的谕令中，可看出民間商貿活動是廣泛存在的。4. 陸上北向草原之路。這條線路主要是由内地經漠北蒙古草原、中亞草原與俄羅斯等國的經濟文化交流。在清代，俄皇多次派遣使團來華商談貿易事宜。康熙時期，清政府在北京專門設立俄羅斯館，以安置俄國使團和商隊。雍正年間， 還曾派出官方使團參加俄皇即位典禮。由于清朝分别在康熙和雍正年間與俄羅斯簽訂了劃界及貿易條約，尼布楚、恰克圖、庫倫等地獲得了合法的貿易地位，傳統的草原絲綢之路進入了鼎盛時代。現存檔案中有一件康熙三十八年（1699）正月十二日俄羅斯的來文檔，是俄國西伯利亞事務衙門秘書長緻送清朝大臣索額圖的咨文，其内容就是奉俄皇旨令派遣商幫至北京貿易，“請予以優待”。康熙五十八年（1719）十一月三十日，俄國西伯利亞總督切爾卡斯基緻函清廷說：俄國皇帝已得悉若幹俄國商人在貴國經商确有某種越軌舉動，嗣後俄商一概不容有任何損害中國政府之行為，如有任何俄國屬民為非作歹，定予懲處。同時，懇請允準派往商隊，照舊放行，允其進入内地直至北京。這類有關日常貿易糾紛的檔案内容，說明中俄貿易已經呈現常态化，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中俄貿易的廣度和深度。一史館現存的俄商來華貿易執照、運貨三聯執照、貨物估價清冊、進出口貨物價值清單等檔案，更詳盡反映了中俄貿易的規模和内容。
三、明清宮藏檔案中的海上絲綢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一般說來是指從南海穿越印度洋，抵達東非，直至歐洲的航線，是古代中國與外國交通貿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該路以南海為中心，是以又稱“南海絲綢之路”。因海上船運大量陶瓷和香料，也稱“海上陶瓷之路”或“海上香料之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主要是廣州和泉州，曆史上也曾一度被稱為“廣州通海夷道”。一史館檔案揭示，明清時期的海上絲綢之路并不僅僅是傳統的自南海下西洋的一條線，而是分為東洋、南洋、西洋、美洲四個方向。1. 海上東洋之路。這條線路主要是與東亞各國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東亞是明清時期朝貢體系的核心地區，自明初開始，北韓、琉球與中國延續了長達五百餘年的宗藩關系及朝貢貿易。日本雖遊離于朝貢體系邊緣，但與中國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貿易往來。一史館所藏檔案中有一幅彩繪地圖，墨筆豎書《山東至北韓運糧圖》。經考證，這是康熙三十七年（1698）十二月十五日侍郎陶岱進呈的，是一幅從山東向北韓運送赈濟糧米的地圖。當時北韓連年饑荒，此圖應是在運送赈濟糧米到北韓後，為向朝廷呈報情況而繪制的。該圖所示船隻，從山東沿着海路将糧米運到鴨綠江，再轉運上岸，是清代北洋海域海上交 通的鮮活例證。康雍乾年間，清廷曾一直鼓勵商船前往日本購運洋銅，中日間的海上貿易迅猛增長。雍正九年（1731）三月初三日江蘇巡撫尹繼善有一件奏折，請求派員前往日本采辦洋銅，其中談到“采辦洋銅商船入洋，或遇風信不便，遲速未可預定”。尹繼善同時奏報朝廷，正與各省督撫廣咨博訪，細心籌劃，“通計各省需辦之銅”。由此可見，前往日本采購洋銅的數量不在少數。檔案記載，明清時期北京的國子監專門設有琉球官學，琉球國中山王“遣官生入監讀書”，乘船到閩，然後登陸北上京師。琉球國派遣官生留學， 在明清兩朝一直沒有間斷，這反映了明清時期海上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的一個側面。2. 海上南洋之路。這條線路主要是與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澳洲、紐西蘭等南洋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以朝貢、貿易、派駐領事與商務考察等事務居多。東南亞各國是明清朝貢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自明初以來，東南亞各國逐漸建立了對中國的朝貢關系。菲律賓古稱蘇祿，明清時期朝貢商貿往來一直不斷，雍正十三年（1735）九月初六日福建水師提督王郡的奏折，向朝廷具體呈報蘇祿國呂宋各處到廈門貿易的船隻數目。乾隆二十六年（1761）十一月初一日福州将軍社圖肯的奏折報告說，蘇祿國番目吧啰絞緞來廈，呈請在貢期内所攜帶貨物可否照例免稅，得到乾隆帝允準。清政府一直鼓勵沿海福建、廣東等省從暹羅、安南等東南亞國家進口稻米，以纾解糧食壓力。乾隆八年（1743）九月初五日，乾隆帝傳谕閩粵督撫，“米糧為民食根本”，外洋商人凡船載米糧者，概行蠲免關稅，其他貨物則照常征收。光緒中期以後，在駐外使臣和地方督撫的奏請之下，清政府對南洋地區事務日益重視，先後選派官員前往考查商民情形。光緒十三年（1887） 十月二十四日兩廣總督張之洞的奏折，就是呈報派遣官員前往南洋訪查華民商務情形。從這份檔案來看，調查殊為細緻，認為小呂宋（馬尼拉）華人五萬餘人，“貿易最盛，受害亦最深”，“非設總領事不可”；槟榔嶼則“宜添設副領事一員”；仰光自英據之後，“為中國隐患”，“宜設定副領事”；蘇門答臘華民七萬餘人，“宜設總領事”等。光緒時期的外務部檔案還記載，清政府在澳洲設總領事館，梁瀾勳任總領事；在紐西蘭設領事館，黃榮良為領事。由此，晚清政府在南洋各處先後設立了領事機構，處理僑民事務，呈遞商務報告。清廷也多次派遣官員随艦船前往東南亞遊曆考察，光緒三十三年（1907）七月初三日直隸總督袁世凱的奏折，便是奏報派艦船前往南洋各埠巡視，當地僑民“睹中國兵艦之南來”，“歡聲雷動”。一史館檔案中，還有《東洋南洋海道圖》 和《西南洋各番針路方向圖》，是清政府與東南亞各國交往而繪制的海道圖，圖中繪有中國沿海各口岸通往日本、越南、高棉、文萊、印尼、菲律賓等國的航線、針路和需要的時間，并用文字說明當地的物産資源，是南洋區域海上絲綢之路的鮮活展現。3. 海上西洋之路。這條線路是傳統的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是中國與西亞、非洲、歐洲通過海路的經濟文化交流。明清時期，随着西方大國新航路的開辟與地理大發現，以及借助于工業革命的技術成果，海上絲綢之路已由區域性的海上通道延伸為全球性的貿易網絡。永樂三年（1405）到宣德八年（1433）間，鄭和船隊七下西洋，遍訪亞非30多個國家，是中國古代規模最為宏大、路線最為長遠的遠洋航行，是海上絲綢之路在那 個時代一個全程式的驗證活動，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發展史上的一次壯舉。一史館所藏明代《武職選簿》，就記載了跟随鄭和下西洋船隊中的随從水手等人物的情況。清初實行海禁，康熙二十三年（1684）七月十一日的《起居注冊》記載，康熙帝召集朝臣商議解除海禁。次年，清政府在東南沿海創立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江海關四大海關，正式實行開海通商政策。由此，清代的中國通過海路與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比利時、瑞典等國的經濟文化交流日益頻繁。于是，法國的“安菲特裡特号”商船、瑞典“哥德堡号”商船、英國馬嘎爾尼使團紛紛起航來華。對西洋的科技、醫藥及奇異洋貨等，康熙、雍正、乾隆幾個皇帝都是極感興趣。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七月二十七日兩廣總督楊琳的奏折上，康熙帝禦批：“西洋來人内，若有各樣學問或行醫者，必着速送至京城”，并下令為内廷采購奇異洋貨“不必惜費”。大批在天文、醫學、繪畫等領域學有專長的傳教士進入皇宮，包括意大利畫家郎世甯、德國天文學家戴進賢、主持建造圓明園大水法殿的法國建築學家蔣友仁等等。值得一提的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清宮西洋畫師郎世甯等繪制《平定西域戰圖》，次年海運發往西洋制作銅版畫，曆經種種波折，在12年後由法國承做的銅版畫終于送到乾隆帝眼前，這是海上絲綢之路演繹的一起十分典型的中西文化交彙佳話。檔案中還有大量外國商船和貢船遇難救助的記載，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九月十五日廣東巡撫托恩多的奏折反映，瑞典商船遭風貨沉，水手遇難，請求按照慣例撫恤救助。這說明清政府已經形成了一套有關維護海上貿易秩序的措施與政策。4. 海上美洲之路。這是海上絲綢之路最遠的線路，其航線最初是從北美繞非洲好望角到印度洋，再過馬六甲海峽駛往中國廣州，後來也通過直航太平洋經蘇門答臘到廣州。明萬曆元年（1573），兩艘載着中國絲綢和瓷器的貨船由馬尼拉抵達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港，這标志着中國和美洲貿易的正式開始。從此之後的200多年，以菲律賓為中轉的“大帆船貿易”是中國和美洲之間最重要的貿易通道。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美國“中國皇後号”商船首航中國，駛入廣州黃埔港，船上裝載的西洋參、皮貨、胡椒、棉花等貨物全部售出，然後購得大量中國茶葉、瓷器和絲綢等商品。次年，“中國皇後号”回到美國時，所載中國商品很快被搶購一空。中美航線的直接開通，開辟了中美間互易有無之門，促使中美之間的貿易迅速發展。道光二十三年（1843）閏七月十二日兩江總督耆英等人的聯銜奏折記載，“各國來粵貿易船隻，惟英吉利及其所屬之港腳為最多，其次則米利堅（美國），幾與相埒”。這說明對華貿易，在當時美國僅次于英國。在美洲的開發和經濟發展中，華僑及華工也做出了貢獻。道光二十八年（1848）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發現金礦， 急需大量勞動力進行開采，大批華僑及華工湧入美國，拉丁美洲國家也在華大量招工。光緒元年 （1875）七月初十日李鴻章奏報說，華工像豬仔一樣運送美洲，澳門等處就設有“豬仔館”。光緒七年中國與巴西簽訂《和好通商條約》，第一條就約定“彼此皆可前往僑居”，“各獲保護身家财産”，進而為巴西在華招工提供了合法性。除了經濟上的貿易往來，中美在文化上也互相交流，清末的“庚款留學”即是其中之一。宣統元年（1909）至宣統三年（1911），清政府共派遣三批庚款留美學生，為近代中國培養了一大批著名人才。從宮藏赴美留學生名錄可以看到，後來成為清華大學終身校長的梅贻琦、中國現代實體學奠基者之一胡剛複、新文化運動倡導者胡适等均在其列。
四、明清宮藏絲綢之路檔案的重要價值和獨特作用
明清宮藏絲綢之路檔案的系統整理，從王朝政府和國家層面為絲綢之路研究提供了更為豐富、更權重威的文獻基石。透過對明清宮藏檔案的考察，将有助于我們匡正和重新認識明清時期絲綢之路的曆史定位。第一，絲綢之路在明清時期并沒有中斷，而是實實在在地一直在延續和伸展。我們注意到，國内外學界高度認可，絲綢之路是中華民族走向世界的标志，絲綢之路的起伏與中華民族的興衰息息相關，絲綢之路把古代的中華文化與世界各個區域的特色文化聯系起來，對促進東西方之間的交流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在較長一段時間内，學界對絲綢之路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漢唐時期，明清時期的絲綢之路被嚴重忽視和扭曲，甚至不認可近代中國絲綢之路的存在。為什麼明清時期的絲綢之路被淡化？原因大緻有兩個：一是，人們受到清朝閉關鎖國的傳統認知的影響，一度不認可近代中國絲綢之路的存在，乃至認為絲綢之路出現了曆史空白期。有的學者即使承認明清時期還有絲綢之路，也感到那是窮途末路，無足輕重。由此，往往嚴重弱化了明清時期絲綢之路的曆史作用。二是，近代以來西方列強大肆殖民侵略帶來的新的世界貿易規則和秩序，與傳統中國同遠近鄰邦的貿易交往活動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和影響，列強這種新的帶有殖民色彩的貿易秩序逐漸推廣的過程，也是傳統中國互利貿易秩序被排擠并逐漸被遺忘的過程。通過挖掘與梳理，翔實的宮藏檔案充分揭示，明清時期的絲綢之路并沒有中斷，而是一直延續下來，盡管不同時間段有起有伏。透過這些王朝檔案和曆史記憶，讓我們聽到了明清時代的陸上絲綢之路仍是駝鈴聲聲，看到了明清時代的海上絲綢之路仍是帆影片片。第二，明清時期的絲綢之路并不限于傳統說法的兩條經典之路，而是形成了縱橫交錯的諸多線路，就目前檔案文獻研究，至少可開列出八條線路。長期以來，提起絲綢之路，大多認為隻是自新疆西行的陸上絲路和自南海下西洋的海上絲路。明清絲綢之路檔案的挖掘，印證了明清絲綢之路不僅存在和延續，而且還有其自身特色，乃至構成了特定曆史時期的絲綢之路網絡。這就是遠遠不限于傳統的簡單的陸上一條路、海上一條線，而是随着古代科技的發展、輪船時代的到來，多線并舉，展現的是明清時期中國與世界交往的大格局。應該看到，近代以來，雖然海洋遠端貿易逐漸成為連接配接世界的主要形式，但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地區依然活躍着通過陸上線路進行的外交與貿易活動，也就是說，在明清時期，海上絲綢之路與陸上絲綢之路一直是并行的，隻是不同階段各有側重罷了。同時，中國傳統朝貢體系中的北韓、琉球、越南等國，在晚清中國朝貢體系解體以前，依然保留着傳統的朝貢貿易，這些藩屬國的傳統貢道與絲綢之路的某些線路也大多契合，是絲綢之路的特殊存在形式。傳承至今的檔案文獻為我們鋪陳了明清時期的絲路輪廓，那就是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又各分為縱橫交錯的四個方向。明清時期海陸絲綢之路的八條線路，是基于一史館所藏明清檔案的挖掘而得出的絲路曆史闡釋，是古代絲綢之路在工業時代、輪船時代的擴充。這個絲路架構，基本涵蓋了明清時期所有以中國為中心的貿易路線與貿易活動，是對絲綢之路曆史尾聲的一個新的解讀，也将大大豐富和改變學界對絲綢之路的傳統認知。第三，明清宮藏絲綢之路檔案勾勒了曆史與現實相通的時空走廊，為“一帶一路”國家倡議提供了重要的曆史依據和文獻支撐。通過對明清時期絲綢之路檔案的考察，讓我們大緻還原了明清時期中國與世界的貿易聯系，并加深了我們對這塊古老大地上所發生的豐富多彩的人類交往活動的曆史了解，這也正是這些珍貴檔案的價值所在。我們從中看到明清時期絲綢之路的萬千氣象，那是古代絲綢之路的延伸，那是一個縱橫交錯的遠端貿易圈，那是一個四通八達的中外交彙網。大量明清時期中國與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檔案記載，充分說明了東西方交流是互相的這種雙向性，闡釋了明清時期絲綢之路的特殊存在形式及其重要的曆史地位。從某種角度上講，作為立意高遠的“一帶一路”倡議，與其時間距離最近、曆史關聯最直接的，就是明清時期的絲綢之路。通過對明清宮藏檔案的曆史價值和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進一步充實了“一帶一路”倡議的曆史文化内容。可以說，明清時期的絲綢之路構成了與當今“一帶一路”架構相貫通契合的中外海陸交通脈絡，明清宮藏絲綢之路檔案是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曆史诠釋。
作者：李國榮，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原副館長、研究員，《曆史檔案》雜志社社長，中國檔案學會檔案文獻編纂學術委員會主任，清宮史研究會秘書長，全國檔案領軍人才。
本文選自《明清宮藏絲綢之路檔案圖典》總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