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一部由董亞春擔任總導演，趙琪編劇，張铎、奚望領銜主演的電視劇《特赦1959》，在央視黃金檔播出。
該劇圍繞“特赦”這一主題，再現了新中國成立後，黨和國家上司人高瞻遠矚，對戰犯進行改造和特赦的曆史事件。作為比較少見的改造國民黨戰犯改造題材，該劇一經播出便獲得了收視和口碑的雙豐收，也引起了很多觀衆對幾十年前的那段曆史産生了深厚了興趣。
新中國成立後，我黨的主要任務是鞏固政權，維護社會穩定，醫治戰争創傷，着手經濟恢複工作。如何處置那些在解放戰争時期被俘的國民黨戰犯，也成了擺在黨和政府面前的一道難題。
經過慎重考慮，毛澤東提出：“對于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應當給予生活出路，使他們有自新的機會。這樣做，對人民事業，對國際影響，都有好處……”随着主席的這個訓示，新中國對戰犯的改造工作也拉開了序幕。
功德林北京市西城區德勝門外，原是北京德勝門外一座舊廟，清朝末年被改建為監獄後，曆經擴建，已形成占地近百畝的規模。公安部選中這個地方成立了“北京戰犯管理處”，随後數百名國民黨戰犯被集中到這裡，開始了自己曲折、傳奇的改造之路。
能進入功德林的戰犯，都是在解放戰争期間，犯有嚴重戰争罪行的國民黨軍隊的将、校級軍官，國民黨政府省主席和廳(局)長級官員，國民黨、三青團中央委員，省(市)黨部書記長和委員，以及特務系統的處、站長以上人員。
當時符合這個标準的戰犯的總數為926名。為加強對戰犯的統一管理和改造，中央決定将他們分别關押在北京、撫順、濟南、西安、重慶和内蒙古等6地的戰犯管理所。其中有200多名原國民黨進階将領，被集中到北京功德林進行改造。值得欣慰的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最終都戰勝了過去的自己，踏上了與中國共産黨同心同德的光明坦途。
但凡事也有例外。雖然我黨對這些戰犯以改造為主，盡量“一個不殺”，但仍有五名戰犯冥頑不靈，不僅抗拒改造，甚至有個别人還想搞暴動越獄，最終被執行槍決。
一、
功德林裡第一個被槍斃的戰犯，是畢業于黃埔一期的鄧子超。
鄧子超是江西石城人。1923年考入軍政部陸軍講武學校，1924年秋該校并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後，被編入第六隊學習，參加過北伐戰争，擔任過步兵隊長等職。
1934年，鄧子超升任江西省保安第二團團長。抗日戰争中，曆任江西省第五區保安司令，第九戰區湘鄂贛邊遊擊總指揮部第三挺進縱隊司令，鄱陽湖警備司令等職。解放戰争中，任江西綏靖公署參事。
熟悉鄧子超的人都知道，此人外表忠厚，實際上心如蛇蠍。
抗日戰争結束後，鄧子超通過江西省政府主席曹浩森的關系，兼任過一段時間的江西第五區行政督察專員。
五區專署駐紮景德鎮，下轄的浮梁等幾個縣比較富裕，令鄧子超饞涎欲滴，想在這裡狠撈一筆。沒想到當時的浮梁縣長王伯恭賦性亢直，不願意與鄧子超同流合污，令鄧子超郁悶不已。
王伯恭性情剛直，是個少有的清官，不願意與鄧子超同流合污，鄧子超對王其深為怨恨。不久後，鄱陽副縣長丁國屏被刺身亡，鄧子超便抓住這個機會，污陷說王伯恭私通共黨，派人刺殺了掌握證據的丁國屏，并派一隊士兵将王伯恭從家裡抓到專署。
王伯恭被抓後，鄧子超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秘密将王伯恭殺害，并公開揚言：“專署就是要辦王伯恭的共産黨”。一個專員未奉上令，擅殺縣長，在在全國都是少有的事，這也引起了各方的強烈不滿。但在江西省政府主席曹浩森的包庇下，鄧子超得以逍遙法外。
王伯恭死後，鄧子超保舉自己的手下、專署秘書何逢春接任浮梁縣長。因為鄧子超雖有撈錢的欲望，并無撈錢的實際本領，何逢春則頗具撈錢本領，是以兩人開始了狼狽為奸的“合作”，商議所撈錢财各自平分。
何逢春是個貪婪無比的人，縣裡不論大小事情，都要收取錢财。尤其是對于民間的經濟糾紛，更是不問理由是非，全憑賄送的多少分勝負。鄱陽人民無不叫苦連天。
鄧子超還在鄱陽大肆賣官鬻爵，将田糧辦事處主任、鄉長等明碼标價，誰出價最高，誰就可得委任令。靠着這些手段，鄧子超大飽私囊，笑得合不攏嘴。
有個名叫李仲廉的，想得到田糧辦事處主任一職，給鄧子超送來四十根金條，鄧子超嫌少，和李仲廉約定，今後凡李仲廉經手的錢糧，他都要索取三折回扣。李仲廉感到鄧子超太過貪得無厭，隻答應給兩折。鄧子超想了想，又讓李仲廉加了八根金條，這才将田糧辦事處主任的委任狀交給李仲廉。
僅一個田糧辦事處主任職務，鄧子超便撈到了四十八根金條。事的他還恬不知恥地對人說： “這才真正嘗到做官的滋味了！”
1949年，人民解放軍以摧枯拉朽之勢揮師南下，8月8日，興國成為贛南第一個獲得解放的縣；8月14日，贛州城宣告解放……紅旗漫卷之處，國民黨殘敵落荒而逃，解放軍兵分三路乘勝追擊，至9月30日，贛州全境宣告解放！
在解放贛州的戰役中，解放軍活捉了已調任贛州警備司令的鄧子超。考慮到他曾在抗戰中抵抗過日本人，我軍并沒有殺他，還是将其送到功德林，進行勞動改造。
沒想到鄧子超卻頑固不化，不僅不接受改造，反而還在一天晚上企圖殺害看守他的解放軍戰士，試圖越獄。
1950年，冥頑不靈的鄧子超被執行死刑，得到了應有的下場。
二、
1904 年，日本和沙俄國為争奪旅順、大連的租借權，在東北地區燃起戰火，史稱“日俄戰争”。
沙俄戰敗後，一群逃兵退入内蒙，搶掠牧民的财物，強奸婦女，亂殺無辜，激起了内蒙人民的極大義憤。科爾沁左翼後旗古力古台屯青年牧民紮那和巴拉吉尼瑪，拉上幾個年輕人，展開了頑強的抵抗。很快，兩人的隊伍便發展到了數百人槍。
當時科爾沁左翼後旗的巡防統領名叫包善一。此人是蒙古族，又名額爾敦畢勒格，是靠鎮壓陶克陶起義軍而升上來的。得知紮那和巴拉吉尼瑪的隊伍英勇善戰後，為擴大自己的勢力，于是派人聯絡兩人，要他們加入自己的巡防營。
說起來，紮那和包善一還有點遠親的關系，見包善一想招募自己的隊伍，考慮到僅自身的實力不足以抗擊俄國人，于是同意了包善一的邀請，加入了包善一的巡防營。
很快，紮那和巴拉吉尼瑪便以包善一和沙俄人沒什麼差別，對待牧民同樣兇狠，于是便又帶着隊伍脫離了包善一。從此包善一對紮那、巴拉吉尼瑪二人懷恨在心。
1912年，包善一得知紮那、巴拉吉尼瑪剛與沙俄兵打了一仗，損失很大，便想趁火打劫，消滅兩人。他親自帶兵包圍了紮那、巴拉吉尼瑪的隊伍，趁夜發動偷襲，紮那、巴拉吉尼瑪拼死才突出重圍。
面對包善一的圍剿追殺，紮那、巴拉吉尼瑪帶着殘餘人馬，投奔了抗擊沙俄的雅日哈。接下來的幾年裡，兩人多次與沙俄兵以及日本兵作戰，消滅了不少敵人，深得貧苦牧民的愛戴。
1918年，包善一投靠了日本人後，為了在日本人面前邀功，便想抓住紮那和巴拉吉尼瑪獻給日本人，以讨好新主子。
1919年，奉系軍閥張作霖得知紮那、巴拉吉尼瑪的事迹後，欲将兄弟二人招緻旗下。包善一擔心紮那、巴拉吉尼瑪被張作霖收編後，對自己不利，于是将女兒嫁給了張作霖手下大将吳俊升的侄子，，并答應将科左後旗套布海一帶牧場送給吳俊升作馬場。
聽說包善一要将科左後旗套布海一帶的牧場送給吳俊升，當地群眾強烈反抗，紮那、巴拉吉尼瑪也寫信給包善一，要他停止這種行為。包善一更加堅定了除掉紮那、巴拉吉尼瑪二人的決心。
1919年農曆三月三日，包善一得知紮那、巴拉吉尼瑪要去阿爾渾迪打獵，于是親自率領二百多名騎兵，在古力古台屯設下埋伏，伏擊紮那和巴拉吉尼瑪一行。
雖然紮那和巴拉吉尼瑪打死了數名包善一的手下，但寡不敵衆，兩人及所帶的衛隊均被包善一消滅。得知兩人的死訊後，包善一終于如釋重負，因為他知道從此科爾沁草原上再也沒有人敢不與自己抗衡了。
紮那和巴拉吉尼瑪死後，包善一公開投靠了日本人，被日本人任命為内蒙古自治區總司令，煊赫一時。老百姓對包善一恨之入骨，都罵他是“漢奸走狗”。
抗戰勝利後，東北民主聯軍曾派出代表，勸包善一參加革命，但包善一表面上與中共周旋，暗地裡卻主動聯系國民黨，接受了國民黨“剿共”先造軍三十一師少将師長的任命。此後，包善一便一直與我軍為敵，大肆屠殺革命幹部，給老百姓造成了深重的災難。
遼沈戰役結束後，包善一逃到沈陽，經群衆舉報後落網，被關進了功德林。1950年，應内蒙廣大牧民的強烈要求，73歲的包善一被執行槍決。
三、
除了上述兩人外，在功德林因為抗拒改造，頑固到底而被處決的，還有原國民黨第二十九集團軍副司令張卓、第27軍軍長劉進，以及貴州獨山行政督察專員陸蔭楫。這三人無一不是大曾大肆屠殺革命志士，雙手沾滿了共産黨人鮮血，且在被俘後抗拒改造，試圖發動暴動，是以他們被處決，可以說是罪有應得。
其實這五人中如果真的認罪服法，積極改造，應該是可以不死的。畢竟他們在功德林隻管得上是小魚小蝦，比他們罪惡大的戰犯多了去了。
1948年底，我黨釋出了43名國民黨内戰頭等戰犯名單，其中名列第36的，就是曾關押在功德林的杜聿明。
被俘虜後，杜聿明自以為共産黨人肯定會殺自己，于是就在棉褲的左褲腿處暗縫了60多片安眠藥，想找機會自殺。因為他覺得與其被綁赴刑場，不如自行了斷。
至于安眠藥的來源，是當初他在山東被俘關押的時候，多次向解放軍軍醫以失眠為由要來安眠藥，積少成多，慢慢“攢”出來的。
經過教育，杜聿明放棄了自殺的念頭，但真正讓他從心裡開始發生轉變的，還是因為共産黨替他治好的多年的疾病。
杜聿明在遼沈戰役期間就有嚴重的胃潰瘍，但因為戰事吃緊，老蔣一直不讓他就醫，是以在進入功德林後，病情已經非常嚴重。此外他還有肺結核，腎結核，以及脊椎炎，如果得不到及時救治，很快便會死掉。
功德林的管理人員在體檢中發現杜聿明一身是病，立刻将杜聿明送去治療。為了讓他晚上能睡得好，針對他的骨結核和脊椎炎，還專門為他量身定制了一個石膏床。此外，為了讓杜聿明早日康複，他每天還會得到專門的牛奶、雞蛋和營養豐富的飲食供應。這一切讓杜聿明非常感動，他的思想也在漸漸發生轉變。
真正觸動杜聿明的事，是黨上司下的志願軍，取得了抗美援朝的勝利。深知美軍實力的杜聿明，被這個結果大大震撼，感到“中國人民在共産黨的上司下，确實站起來了。”從那以後，他成了改造先進分子，最終于1959年第一批獲得釋放。
四、
功德林的戰犯中，也有一些不願意合作的人，原國民黨軍12兵團的司令長官黃維就是典型的一個。
黃維是淮海戰役中被俘的，來到功德林後，黃維認定共産黨嘴巴上說得再好聽也是假的，無非就是想給自己洗腦，是以對改造十分抗拒。
功德林的戰犯們在勞動之餘，也會被組織在一起學習。黃維所在的學習小組，組長是原國民黨第十五綏靖區司令部二處少将處長董益三。
有一次，小組讨論“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一些問題。董益三在發言中說，國民黨時期，中國的大銀行都被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把控了，黃維卻辯解說：按你這麼說，那現在的中國人民銀行也是毛澤東的！
因為這句話，黃維被要求寫檢查，但他卻寫了句“龍困淺灘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交了上去。董益三見黃維把自己比作是“狗”，于是給了黃維一記耳光，雙方扭打在了一起。
黃維原本以為這次打架事件後，自己肯定會被嚴厲處分，沒想到功德林隻是嚴肅地批評了他，并将這場沖突的主要原因哪天于董益三的先動手。這個處理讓黃維頗感意外，從心底感到“共産黨是講公平的”。
黃維進功德林的時候，身上也患有多種疾病，還有嚴重的肺結核。由于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封鎖，當時國内根本沒有治療這種病的青黴素和鍊黴素，是黨和政府專門派人去香港和澳門去買回來，用在黃維身上的。
為了讓黃維治病，功德林還給他準備了特竈，天天都有雞蛋、牛奶和肉，連三年困難時期都沒斷過。黃維自己也承認，“好幾次差不多都完蛋了”，要不是共産黨，自己早就死了。“若在過去，即便我是國民黨進階将官，也得一命歸西”。
1975年3月19日，黃維成為最後一批特赦的戰犯，重新獲得了自由。他在回憶錄中寫道：“現在回想起來，共産黨和政府對我的教育改造可以說是煞費了苦心，對我格外地下了大工大。我思想比較落後，接受新事物和思想轉變比較慢，可是共産黨和政府對我非常耐心，一點一滴地教育我，啟發我，最後總算是把我黃某人改造過來了！”
度盡劫波兄弟在，最終，這些從功德林走出的學員們，在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複興的康莊大道上，再次與共産黨人“攜着手，向前行”。
而功德林在完成自己的曆史使命後，便移交給北京市，管理所舊址，除小部分為北京市警察局辦公使用外，大部分已經成為居民小區。時光荏苒，當偉大的中國共産黨建黨百年之際，功德林路已改了一個寓意更加美好的名字“新康路”。
參考資料：
《國家人文曆史》雜志：《“功德林”的那些戰犯們，都有哪些故事？》
胡曉明：《科爾沁草原上的英雄紮那和巴拉吉尼瑪》
正瑞：《鄧子超與何逢春在鄱陽的勾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