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一部由董亚春担任总导演，赵琪编剧，张铎、奚望领衔主演的电视剧《特赦1959》，在央视黄金档播出。
该剧围绕“特赦”这一主题，再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对战犯进行改造和特赦的历史事件。作为比较少见的改造国民党战犯改造题材，该剧一经播出便获得了收视和口碑的双丰收，也引起了很多观众对几十年前的那段历史产生了深厚了兴趣。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稳定，医治战争创伤，着手经济恢复工作。如何处置那些在解放战争时期被俘的国民党战犯，也成了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提出：“对于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予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随着主席的这个指示，新中国对战犯的改造工作也拉开了序幕。
功德林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原是北京德胜门外一座旧庙，清朝末年被改建为监狱后，历经扩建，已形成占地近百亩的规模。公安部选中这个地方成立了“北京战犯管理处”，随后数百名国民党战犯被集中到这里，开始了自己曲折、传奇的改造之路。
能进入功德林的战犯，都是在解放战争期间，犯有严重战争罪行的国民党军队的将、校级军官，国民党政府省主席和厅(局)长级官员，国民党、三青团中央委员，省(市)党部书记长和委员，以及特务系统的处、站长以上人员。
当时符合这个标准的战犯的总数为926名。为加强对战犯的统一管理和改造，中央决定将他们分别关押在北京、抚顺、济南、西安、重庆和内蒙古等6地的战犯管理所。其中有200多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被集中到北京功德林进行改造。值得欣慰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终都战胜了过去的自己，踏上了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的光明坦途。
但凡事也有例外。虽然我党对这些战犯以改造为主，尽量“一个不杀”，但仍有五名战犯冥顽不灵，不仅抗拒改造，甚至有个别人还想搞暴动越狱，最终被执行枪决。
一、
功德林里第一个被枪毙的战犯，是毕业于黄埔一期的邓子超。
邓子超是江西石城人。1923年考入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1924年秋该校并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后，被编入第六队学习，参加过北伐战争，担任过步兵队长等职。
1934年，邓子超升任江西省保安第二团团长。抗日战争中，历任江西省第五区保安司令，第九战区湘鄂赣边游击总指挥部第三挺进纵队司令，鄱阳湖警备司令等职。解放战争中，任江西绥靖公署参事。
熟悉邓子超的人都知道，此人外表忠厚，实际上心如蛇蝎。
抗日战争结束后，邓子超通过江西省政府主席曹浩森的关系，兼任过一段时间的江西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
五区专署驻扎景德镇，下辖的浮梁等几个县比较富裕，令邓子超馋涎欲滴，想在这里狠捞一笔。没想到当时的浮梁县长王伯恭赋性亢直，不愿意与邓子超同流合污，令邓子超郁闷不已。
王伯恭性情刚直，是个少有的清官，不愿意与邓子超同流合污，邓子超对王其深为怨恨。不久后，鄱阳副县长丁国屏被刺身亡，邓子超便抓住这个机会，污陷说王伯恭私通共党，派人刺杀了掌握证据的丁国屏，并派一队士兵将王伯恭从家里抓到专署。
王伯恭被抓后，邓子超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秘密将王伯恭杀害，并公开扬言：“专署就是要办王伯恭的共产党”。一个专员未奉上令，擅杀县长，在在全国都是少有的事，这也引起了各方的强烈不满。但在江西省政府主席曹浩森的包庇下，邓子超得以逍遥法外。
王伯恭死后，邓子超保举自己的手下、专署秘书何逢春接任浮梁县长。因为邓子超虽有捞钱的欲望，并无捞钱的实际本领，何逢春则颇具捞钱本领，因此两人开始了狼狈为奸的“合作”，商议所捞钱财各自平分。
何逢春是个贪婪无比的人，县里不论大小事情，都要收取钱财。尤其是对于民间的经济纠纷，更是不问理由是非，全凭贿送的多少分胜负。鄱阳人民无不叫苦连天。
邓子超还在鄱阳大肆卖官鬻爵，将田粮办事处主任、乡长等明码标价，谁出价最高，谁就可得委任令。靠着这些手段，邓子超大饱私囊，笑得合不拢嘴。
有个名叫李仲廉的，想得到田粮办事处主任一职，给邓子超送来四十根金条，邓子超嫌少，和李仲廉约定，今后凡李仲廉经手的钱粮，他都要索取三折回扣。李仲廉感到邓子超太过贪得无厌，只答应给两折。邓子超想了想，又让李仲廉加了八根金条，这才将田粮办事处主任的委任状交给李仲廉。
仅一个田粮办事处主任职务，邓子超便捞到了四十八根金条。事的他还恬不知耻地对人说： “这才真正尝到做官的滋味了！”
1949年，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挥师南下，8月8日，兴国成为赣南第一个获得解放的县；8月14日，赣州城宣告解放……红旗漫卷之处，国民党残敌落荒而逃，解放军兵分三路乘胜追击，至9月30日，赣州全境宣告解放！
在解放赣州的战役中，解放军活捉了已调任赣州警备司令的邓子超。考虑到他曾在抗战中抵抗过日本人，我军并没有杀他，还是将其送到功德林，进行劳动改造。
没想到邓子超却顽固不化，不仅不接受改造，反而还在一天晚上企图杀害看守他的解放军战士，试图越狱。
1950年，冥顽不灵的邓子超被执行死刑，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二、
1904 年，日本和沙俄国为争夺旅顺、大连的租借权，在东北地区燃起战火，史称“日俄战争”。
沙俄战败后，一群逃兵退入内蒙，抢掠牧民的财物，强奸妇女，乱杀无辜，激起了内蒙人民的极大义愤。科尔沁左翼后旗古力古台屯青年牧民扎那和巴拉吉尼玛，拉上几个年轻人，展开了顽强的抵抗。很快，两人的队伍便发展到了数百人枪。
当时科尔沁左翼后旗的巡防统领名叫包善一。此人是蒙古族，又名额尔敦毕勒格，是靠镇压陶克陶起义军而升上来的。得知扎那和巴拉吉尼玛的队伍英勇善战后，为扩大自己的势力，于是派人联络两人，要他们加入自己的巡防营。
说起来，扎那和包善一还有点远亲的关系，见包善一想招募自己的队伍，考虑到仅自身的实力不足以抗击俄国人，于是同意了包善一的邀请，加入了包善一的巡防营。
很快，扎那和巴拉吉尼玛便以包善一和沙俄人没什么区别，对待牧民同样凶狠，于是便又带着队伍脱离了包善一。从此包善一对扎那、巴拉吉尼玛二人怀恨在心。
1912年，包善一得知扎那、巴拉吉尼玛刚与沙俄兵打了一仗，损失很大，便想趁火打劫，消灭两人。他亲自带兵包围了扎那、巴拉吉尼玛的队伍，趁夜发动偷袭，扎那、巴拉吉尼玛拼死才突出重围。
面对包善一的围剿追杀，扎那、巴拉吉尼玛带着残余人马，投奔了抗击沙俄的雅日哈。接下来的几年里，两人多次与沙俄兵以及日本兵作战，消灭了不少敌人，深得贫苦牧民的爱戴。
1918年，包善一投靠了日本人后，为了在日本人面前邀功，便想抓住扎那和巴拉吉尼玛献给日本人，以讨好新主子。
1919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得知扎那、巴拉吉尼玛的事迹后，欲将兄弟二人招致旗下。包善一担心扎那、巴拉吉尼玛被张作霖收编后，对自己不利，于是将女儿嫁给了张作霖手下大将吴俊升的侄子，，并答应将科左后旗套布海一带牧场送给吴俊升作马场。
听说包善一要将科左后旗套布海一带的牧场送给吴俊升，当地民众强烈反抗，扎那、巴拉吉尼玛也写信给包善一，要他停止这种行为。包善一更加坚定了除掉扎那、巴拉吉尼玛二人的决心。
1919年农历三月三日，包善一得知扎那、巴拉吉尼玛要去阿尔浑迪打猎，于是亲自率领二百多名骑兵，在古力古台屯设下埋伏，伏击扎那和巴拉吉尼玛一行。
虽然扎那和巴拉吉尼玛打死了数名包善一的手下，但寡不敌众，两人及所带的卫队均被包善一消灭。得知两人的死讯后，包善一终于如释重负，因为他知道从此科尔沁草原上再也没有人敢不与自己抗衡了。
扎那和巴拉吉尼玛死后，包善一公开投靠了日本人，被日本人任命为内蒙古自治区总司令，煊赫一时。老百姓对包善一恨之入骨，都骂他是“汉奸走狗”。
抗战胜利后，东北民主联军曾派出代表，劝包善一参加革命，但包善一表面上与中共周旋，暗地里却主动联系国民党，接受了国民党“剿共”先造军三十一师少将师长的任命。此后，包善一便一直与我军为敌，大肆屠杀革命干部，给老百姓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辽沈战役结束后，包善一逃到沈阳，经群众举报后落网，被关进了功德林。1950年，应内蒙广大牧民的强烈要求，73岁的包善一被执行枪决。
三、
除了上述两人外，在功德林因为抗拒改造，顽固到底而被处决的，还有原国民党第二十九集团军副司令张卓、第27军军长刘进，以及贵州独山行政督察专员陆荫楫。这三人无一不是大曾大肆屠杀革命志士，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鲜血，且在被俘后抗拒改造，试图发动暴动，因此他们被处决，可以说是罪有应得。
其实这五人中如果真的认罪服法，积极改造，应该是可以不死的。毕竟他们在功德林只管得上是小鱼小虾，比他们罪恶大的战犯多了去了。
1948年底，我党发布了43名国民党内战头等战犯名单，其中名列第36的，就是曾关押在功德林的杜聿明。
被俘虏后，杜聿明自以为共产党人肯定会杀自己，于是就在棉裤的左裤腿处暗缝了60多片安眠药，想找机会自杀。因为他觉得与其被绑赴刑场，不如自行了断。
至于安眠药的来源，是当初他在山东被俘关押的时候，多次向解放军军医以失眠为由要来安眠药，积少成多，慢慢“攒”出来的。
经过教育，杜聿明放弃了自杀的念头，但真正让他从心里开始发生转变的，还是因为共产党替他治好的多年的疾病。
杜聿明在辽沈战役期间就有严重的胃溃疡，但因为战事吃紧，老蒋一直不让他就医，因此在进入功德林后，病情已经非常严重。此外他还有肺结核，肾结核，以及脊椎炎，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很快便会死掉。
功德林的管理人员在体检中发现杜聿明一身是病，立刻将杜聿明送去治疗。为了让他晚上能睡得好，针对他的骨结核和脊椎炎，还专门为他量身定制了一个石膏床。此外，为了让杜聿明早日康复，他每天还会得到专门的牛奶、鸡蛋和营养丰富的饮食供应。这一切让杜聿明非常感动，他的思想也在渐渐发生转变。
真正触动杜聿明的事，是党领导下的志愿军，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深知美军实力的杜聿明，被这个结果大大震撼，感到“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实站起来了。”从那以后，他成了改造先进分子，最终于1959年第一批获得释放。
四、
功德林的战犯中，也有一些不愿意合作的人，原国民党军12兵团的司令长官黄维就是典型的一个。
黄维是淮海战役中被俘的，来到功德林后，黄维认定共产党嘴巴上说得再好听也是假的，无非就是想给自己洗脑，所以对改造十分抗拒。
功德林的战犯们在劳动之余，也会被组织在一起学习。黄维所在的学习小组，组长是原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二处少将处长董益三。
有一次，小组讨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一些问题。董益三在发言中说，国民党时期，中国的大银行都被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把控了，黄维却辩解说：按你这么说，那现在的中国人民银行也是毛泽东的！
因为这句话，黄维被要求写检查，但他却写了句“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交了上去。董益三见黄维把自己比作是“狗”，于是给了黄维一记耳光，双方扭打在了一起。
黄维原本以为这次打架事件后，自己肯定会被严厉处分，没想到功德林只是严肃地批评了他，并将这场冲突的主要原因哪天于董益三的先动手。这个处理让黄维颇感意外，从心底感到“共产党是讲公平的”。
黄维进功德林的时候，身上也患有多种疾病，还有严重的肺结核。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当时国内根本没有治疗这种病的青霉素和链霉素，是党和政府专门派人去香港和澳门去买回来，用在黄维身上的。
为了让黄维治病，功德林还给他准备了特灶，天天都有鸡蛋、牛奶和肉，连三年困难时期都没断过。黄维自己也承认，“好几次差不多都完蛋了”，要不是共产党，自己早就死了。“若在过去，即便我是国民党高级将官，也得一命归西”。
1975年3月19日，黄维成为最后一批特赦的战犯，重新获得了自由。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现在回想起来，共产党和政府对我的教育改造可以说是煞费了苦心，对我格外地下了大工大。我思想比较落后，接受新事物和思想转变比较慢，可是共产党和政府对我非常耐心，一点一滴地教育我，启发我，最后总算是把我黄某人改造过来了！”
度尽劫波兄弟在，最终，这些从功德林走出的学员们，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康庄大道上，再次与共产党人“携着手，向前行”。
而功德林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后，便移交给北京市，管理所旧址，除小部分为北京市公安局办公使用外，大部分已经成为居民小区。时光荏苒，当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功德林路已改了一个寓意更加美好的名字“新康路”。
参考资料：
《国家人文历史》杂志：《“功德林”的那些战犯们，都有哪些故事？》
胡晓明：《科尔沁草原上的英雄扎那和巴拉吉尼玛》
正瑞：《邓子超与何逢春在鄱阳的勾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