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誰能想到父親會下世得那麼急快，母親、姐姐、哥哥及左鄰右舍，誰都覺得他走得早了。早得多了，讓他的子女們無法接受。但是父親，他似乎自得了那病的第一天起，就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對于正常的人，死亡是站在你人生的前方某處，在等着你一日日、一步步向它走近，待你到了它的面前，它能夠伸手及你，才會攜你而去。但對于一個病人，那就不僅是你一日日、一步步向死亡走去，而是死亡也從你的對面，一日日、一步步向你跑來。那你的人生時間就要短下許多。
我的父親，他一定是很早就明白了這個道理的。是以，他作為一個農民、一個父親，就特别急需把他認為一個農民父親應該在人世的所盡之責，無遺無憾地盡力完畢和結束。
那麼，一個身為農民的父親，他活在世上到底應該做完一些什麼事情呢？這一點，父親和所有北方的農民一樣，和所有北方的男人一樣，他們自做了父親那一日、一時開始，就刻骨銘心地懂得，他們最大、最莊嚴的職情，就是要給兒子蓋幾間房子，要給女兒準備一套陪嫁，要目睹着兒女們婚配成家，有志立業。這幾乎是所有農民父親的人生目的，甚或是唯一的目的。
我想因為有病，父親對這一目的就看得更為明晰，更為強烈，更為簡捷：那就是在父親生前，他以為他需要做完的許多事情中，最為急迫的是兒女們的婚姻。
要說，無論是現在還是過往，父親的那種病，不是讓人立等着急的急症、絕症———哮喘病。但哮喘卻是有可能由小變大，由輕至重，最終轉化為無可救治的肺原性心髒病的一種慢性常見病症。在鄉村，在偏遠的山區，這種病幾乎是老年人的必得之症，人過五十、六十，由于年輕時勞累受寒、感冒頻繁，有這種病的老人最少占五十歲以上人口的一半還多，而最終因為這種病而離開人世的農民幾乎是司空見慣。
父親和别人所不同的是，他得這病時還不到三十歲。自恃年齡和身體的許可，沒有太把這病放在心上，病重了就借錢讨幾服藥吃，病輕了就仍然無休無止地勞作。這樣十幾年熬煎下來，日日月月，惡性循環，終于在不到五十歲時，每年冬天病情發作，就如七十歲有了哮喘一樣。也正因為這樣，他就想急急忙忙把房子翻蓋起來。
為了蓋房，父親每年過節都很少添過新衣；為了蓋房，父親把房前屋後能栽樹的地方全都栽了泡桐、楊樹。到了冬天，還在那樹苗身上塗上白灰，圍上稻草，以使它取暖過冬。春天來時，他把這些稻草取掉，再在小樹周圍紮下一圈棗刺棵兒，以防孩娃們的熱手去那樹上摸碰。父親就這樣如疼愛他的孩子般養護着那些小樹，那些小樹在幾年或多年之後，長到中年、老年，就做了我家房上的檩梁。
到我家那七間房子全都成了瓦房以後，父親雖然不是第一個蓋築瓦屋的村人，卻是第一個讓家裡沒有草房——包括雞窩、豬圈——的房主。而且，在我們家的院落裡，父親在他哮喘病已經明顯加重的時候，還戴着避寒的暖紗口罩，拉着闆車，領着我們兄弟姐妹，趟過已經封當機冰的幾十米寬的酷冷伊河，到十幾裡外的一條白澗溝裡尋找二三指厚的紅色薄片石頭，拉回來鋪滿院子，鋪滿通往廁所和豬圈的風道小路，使那二分半的宅院，沒有見土的地方。
每到雨天，街上和別戶各家，到處都泥濘不堪，隻有我們家裡潔潔淨淨。那樣的天氣裡，我們家院裡總是站滿了村人鄰居，他們在那不見泥沙的院裡、屋裡，打牌說笑，講述故事，議論命運和生老病死，把我們家那所宅院和那宅院中圍困着的鄉村人的人生，當成村落建築和日子的榜樣。
其實，父親的病是在他年輕時的勞累中得下的，而紮根難愈，卻是他在為子女成家立業的蓋房中開始的。在我們兄弟姐妹中，我排行最小，一九八四年十月在那最後蓋起的兩間瓦屋完婚之後，也便了卻了父親的最後一樁夙願。于是，沒過多久，他便離開我們獨自去了，去另外一番界地，尋找着另外一種安甯和清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