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甲午戰争中，在清政府方面居于關鍵位置的西太後、光緒帝及李鴻章，對這場戰争所持的态度和所采取的方針、對策是否基本一緻？如說在他們之間産生過沖突與鬥争，那麼這種沖突與鬥争的性質是什麼？對于這方面的問題，尤其是近幾年來在史學界出現了明顯的分歧，成為中日甲午戰争史研究推向深入的主要展現之一，
如何評價曆史人物的言行，在方法上固然也可以“多樣化”。但有一點似應注意的是，這和分析任何曆史問題一樣，看來都應遵循列甯所說的“從事實的全部總和、從事實的聯系”中去把握(列甯、《統計學和社會學》，《列甯全集》，第23卷，第279頁。)。是以，個人頗為欣賞戚其章同志的看法(見戚其章:《中日甲午戰争史研究述評》，載《中國近代史研究述評》，198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對西太後、光緒帝及李鴻章在甲午戰争中的作為要做出全面、确切的評價，不能以他們的個别表現為據。如說組織抗戰，當然不能認為一貫被視為主“和”的西太後、李鴻章在這方面就一點表示和作為都沒有；再說對于談和，同樣被一些同志作為主“戰”的代表人物的光緒帝，也并非對此未曾有過意向如此等等。但對他們各自的表現做出“聯系”性的綜合考察時，便不難發現其間的确存在着尖銳的沖突與激烈的鬥争。而這種沖突與鬥争，又不是孤立的，已賦予了新的含義。另外，同一階級中的人，一般說來，他們對于客觀事态采取什麼态度，當然都要受其階級地位的制約，即有其“共性”。然而，尤其在外敵入侵、民族沖突激化時，在一個階級的營壘裡也會發生分化，産生“個性”，這在中外的曆史中是不乏其例的。因而在分析這類問題時，既要看到他們的“共性”；也不應忽視其“個性”。
本文，亦就與此有關的問題，談些個人的淺見，希望與同志們共同讨論。
西太後
如何對待日本的戰争威脅
到中日甲午戰争前，以西太後為軸心形成的封建頑固派（其中多為後黨官僚），在清廷之中仍然居于控制實權的地位。這個在思想上極端空虛、在政治上極其腐朽的政治集團勢力，經過反複的實踐驗證，在對外鬥争中始終沿着從盲目虛驕到屈辱投降這條軌迹滑行，這幾乎成了他們對外活動的規律。
與此同時，以洋務派首領李鴻章為代表的地方實力派，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這時的李鴻章，不僅繼續控制着清政府的外交承辦權和軍事用兵權，而且他經營、統轄的老淮軍和北洋海軍，已成為清王朝賴以生存的軍事支柱。特别是，在他從事多年屈辱外交的生涯中，已與列強建立了一種特殊的關系，對外國侵略者退讓屈膝成了他處理外事的信條。正因如此，李鴻章也在西太後的心目中占據了越來越重要的位置。
從1894年6月以來，日本軍國主義者，利用清政府根據中朝之間在曆史上形成的傳統關系派兵入朝，大肆向北韓調兵，并蠻橫地制造事端，意“與中國作戰”(東亞同文館:《對華回憶錄》，第133頁。)。
在這日益緊張的形勢下，作為清王朝在實際上的最高當權者西太後雖然也曾發出過對日本的挑釁不能“示弱”的懿旨(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記》，中國 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日戰争》（四），以下簡稱叢刊，第480頁。)，但這隻不過是一種僥幸心理的表現罷□事實上，她仍“視東寇若無事者”(劉侃:《□鼻山房小稿》，叢刊（五），第206頁。)，還是終日渾渾“惟以聽戲縱欲為事”，對于嚴峻的形勢和國家的安危漠“不關心”(梁啟超，《戊戌政變記》，1954年中華書局版，第58頁。)。當時西太後的主要注意力，卻放在了準備當年的“壽辰”慶典上。
起初，李鴻章應請派兵入朝時，固然也曾有過“防日”的意圖，但其基本态度卻是毫“無作戰之氣”。随後對步步緊逼的日本侵略者又“一味因循玩誤，辄藉口于釁端不自我開”(《清季外交史料》，第92卷，第16頁。)，采取了消極的對策。
是以在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戰争威脅面前，西太後和李鴻章的思路是完全一緻的。此後，在清廷統治集團中，那些隻圖一時之苟安的人，便都向西太後和李鴻章靠攏，進而形成了一個妥協勢力。實際上，這是以西太後為首的清廷腐朽勢力和以李鴻章為代表的地方實力派的一種新的結合。
在中日關系緊張之前，光緒帝為了改變自己受制于人的地位，曾試與西太後争衡，說明他也在清廷統治集團内部展開了權力之争。但到1894年6、7月間，光緒帝首先和一些帝黨官員對日本軍國主義者制造的戰争威脅引起了越發強烈的關注，他們唯恐日本大舉侵入，将使“中國從此無安枕之日，可不慮哉？”(《清季外交史料》，第92卷，第16頁。)
對其統治地位和國家的前途産生了憂慮。于是“事機危急”的心情，在他們的心目中迅速地占據了突出的位置。恰恰是在這種情況下，光緒帝開始跳出了在内部争權的圈子。當然，在初期階段，為了緩和中日之間的沖突，光緒帝也曾同意中日雙方協定自朝同時撤兵，與李鴻章的主張相合。但在遭到日方拒絕後，光緒帝的态度便發生了變化。到7月中旬，他就公開站出來“一力主戰”自衛(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記》，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日戰争》（四），以下簡稱叢刊，第480頁。)，不斷電谕李鴻章加緊“預籌戰備”(故宮博物院:《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叢刊（二）第577頁)，全力籌劃禦敵之策了
在清王朝内部，由于光緒帝公開主戰衛國，在清中央首先使一些有抵禦外侮要求的帝黨官員受到了鼓舞。如侍郎志銳等人，到這時紛紛上奏，大力主戰，并抨擊後黨官僚和李鴻章等人“因循”誤國的醜惡行徑，直接支援光緒帝的備戰主張。在這時，就是平時對西太後“栗栗恐懼”的翁同和，在一些樞臣會議上也敢于陳述己見了，與光緒帝緊相呼應。與此同時，一些原來與帝、後之争沒有直接關連的一般官員，他們出自“憂國”的心情也出來公開言戰，與光緒帝上下配合，使清廷統治集團出現了裂縫。
光緒帝公開主戰，在整個的清王朝統治階級當中也産生了很大的反響。當光緒帝指令各地積極準備戰守之後，許多地方官也先後上奏表示遵行，有些人還主動為準備抗擊日寇獻計獻策。河南道監察禦史易俊，大聲疾呼“北韓近在肘腋，……唇亡齒寒，…不能不舉國争之”(故宮博物院:《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叢刊（三）第41頁)，積極擁護光緒帝的備戰主張；湖南巡撫吳大□，還“電奏請統率湘軍赴韓督戰”(朱壽朋:《光緒朝東華續錄》，第37卷，第5頁。)，要以實際行動抗擊日本侵略者。
在當時，後起的洋務派顯要人物張之洞、劉坤一，他們的思想比較複雜，尤其對帝、後的糾葛都懷有戒心。但在張之洞得知“上主戰”(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第138卷，第14頁。)的消息後，他的态度也逐漸向全戰方面靠攏。如當他得知光緒帝指令沿海要地督撫“不動聲色，豫為籌備，勿稍大意”(故宮博物院:《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叢刊（二）第575頁)時，便向其屬下傳達“朝廷甚注意江防”(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第138卷，第17頁。)。在他的主持下，于長江一帶較認真地做了一些江防工作。這時劉坤一的對日态度，也日益趨向強硬。在此後随着戰局的演變和民族沖突的激化，張之洞和劉坤一的态度又有了進一步的明朗。總之，在外敵當頭的緊要時刻，光緒帝挺身而出公開主戰，積極籌劃備戰禦敵之策，在清王朝統治階級當中，确實産生了相當大的吸引力。如國子監司業瑞洵所說，由于“皇上宸衷獨斷”，力主抗戰禦敵，則使“凡有血氣（者），匪弗攘祛思奮，敵忾同仇。……争獻禦侮折衡之策”(故宮博物院:《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叢刊（三）第154頁)；廣西道監察禦史高燮曾也說，“皇上宵肝焦勞，實足以感動天下臣民敵忾同仇之志。”(故宮博物院:《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叢刊（三）第55頁)可以認為，在民族沖突日益激化的條件下光緒帝公開主戰禦敵，對于促使清王朝統治階級的分化，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在清王朝統治集團中，一切有抗擊侵略之心的人，都集結在光緒帝的周圍，進而又形成了一支與妥協勢力相對立的政治力量。事實上，從此之後，圍繞着如何對待日本的戰争威脅，清王朝統治集團的确發生了新的分化群組合。而這種分化群組合雖與原來的帝、後黨争并非毫無關系，但在性質上已經發生了變化。
光緒
是迷信外力還是立足于本國
中日甲午戰争，從當時的國際環境來說，又不是孤立的事件。在戰前，英、俄等列強，為争奪中國已經在進行着激烈的角逐。當中日關系日趨緊張之時，除了美國繼續公開支援日本之外，英、俄産生了錯綜的心理。它們既唯恐日本插足中國，可能觸犯其在華的侵略權益和打亂它們争奪中國的計劃，對日本都存有戒心；同時，它們對中國又均采取了一種僞善的态度。
然而事實說明，無論英、俄還是其他列強，對半殖民地的中國都是各懷鬼胎的。它們散布的“同心”也好；“調處”也罷，都是為了實作其各自的企圖所玩弄的伎倆。面對明火執仗的日本侵略者和心懷叵測的其他列強，對中國來說，是把國家的命運完全押在這些所謂的“調停”者身上；還是在立足于本國力量的基礎上積極備戰迎擊日本的戰争挑釁？顯然這是關系着保衛祖國還是贻誤國家的又一個重大問題。
西太後及頑固派官僚的昏庸、愚昧和李鴻章的怯懦性彙合成一個共同的對外心理，那就是由懼外到媚外。在中日開戰前夕，西太後固然曾表示過贊成“主戰”的意向，但從她的所作所為可以看出，在其内心裡還是想采取對外交涉的慣用手段，無非認為再通過李鴻章對外周旋一番即可了事。實際上，她對這些外來的“調停”者是懷有極大幻想的。隻是當李鴻章在外公開活動時，她未便直接出場罷了。
光緒帝和以他為首的抵抗派官員，為了推行備戰抗敵的積極方針，對西太後和李鴻章迷信外力的誤國行徑進行了抵制和鬥争。
光緒帝在表明主戰的同時，就特别重視依靠本國的力量加強戰備部署。是以，他為了集中國力籌備戰守，竟敢冒犯西太後的旨意，“請停頤和園工程以充軍費”(梁啟超，《戊戌政變記》，1954年中華書局版，第68頁。)。光緒帝對西太後的不滿情緒已有多年，可是公開違抗西太後的旨意這卻是第一次。
修建頤和園，是西太後準備在“萬壽”慶典時大擺威風和誇耀其“聖德”的主要項目之一。現在光緒帝讓她就此罷手停工，當然是她難以接受的。不過在此之後，鑒于内外形勢的壓力，西太後不得不發出懿旨，無可奈何地表示，在“興師”之時，為了“不能過為矯情，特允皇帝之請”，對其“萬壽”慶典的準備事宜，可作一些簡化(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錄》，中華書局精裝本，總第3465、3441頁。)。雖然如此，這件事卻使西太後懷恨在心。在這期間，以光緒帝為首的抵抗派，抵制清廷妥協勢力的鬥争，更直接、大量的是集中于站在前場的李鴻章身上。
當日本加緊向北韓增兵，并無理糾纏拒不撤軍時，李鴻章便适應着俄、英的僞善表示□撥起了重□依賴外力的迷霧。針對這種情形，于6月25日，光緒帝在給李鴻章發出的一份谕旨中指出，“據現在情形看去，口舌争辯，已屬無濟于事。”接着，他對“李鴻章不欲多派兵隊，原慮釁自我開，難于收束”的怯懦态度進行了指責之後，又提醒李鴻章“俄使喀希尼留津商辦，究竟彼國有無助我收場之策，抑另有觊觎别謀？李鴻章當沈幾審察，勿緻堕其術中，是為至要。”(故宮博物院:《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叢刊（二）第568-569頁)光緒帝在這個上谕裡，已經十分明确地提出了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兩個尖銳的重要問題:（1）應看到日本要挑起侵略戰争的嚴重威脅，決不能停于口舌之争，自己應做切實地禦敵準備；（2）要警惕沙俄進行“調停”活動的陰謀，不能麻痹上當。
光緒帝向李鴻章發出的這些至關緊要的勸告，李鴻章竟采取了陽奉陰違的态度一味搪塞。在形勢極度緊張的7月1日，光緒帝又通過軍機處向李鴻章發出了一個措詞嚴厲的上谕。在這份上谕中，首先即以斥責的口氣說，“前經疊谕李鴻章，酌量添調兵丁，并妥籌理法，均未覆奏。”進而他又再次強調指出，“現在倭焰愈熾，……勢甚岌岌；他國勸阻亦徒托之空言（重點号引者加），将有決裂之勢。”于是光緒帝又敦促李鴻章，對“戰守之兵及糧饷軍火，必須事事籌備确有把握，方不緻臨時諸形掣肘，贻誤事機。”并且還指出，大陸“南洋各海口均關緊要”，為了全面防禦日本的侵略，在一些要沖海口也必要進行認真設防(故宮博物院:《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叢刊（二）第575頁)。
緊接着，在7月4日，光緒帝又就李鴻章擅自乞求英國領事轉請英國政府派艦隊赴日“勒令撤兵”一事，特意向他發出谕旨，斬釘截鐵地申明，對于日本的肇釁“中朝自應大張撻伐，不宜借助他邦（重點号同止），緻異日别生枝節。”遂即光緒帝又責令李鴻章，這種乞求外力“示弱于人”的事，今後絕對“毋庸議”(故宮博物院:《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叢刊（二）第581頁)。從上可見，光緒帝反對迷信外力的态度是明确而堅定的。
在甲午戰雲愈加深沉的日日夜夜，光緒帝與翁同和等樞臣在他的書房等外，整日埋頭批覽奏報，籌劃對策，不失時機地向李鴻章發出電谕，促其認真主持戰備。他們為了禦敵衛國，真可謂是“宵肝焦勞。”
相形之下，手握清廷實權、一朝之大的西太後，在當時除了有時使人傳遞一下懿旨；或在樞臣會議上照照面發幾句不着邊沿的空論而外，終日依舊沉醉于深宮之中。與西太後及其親信頑臣緊相呼應的李鴻章，在他的天津總督官邸固然也顯得相當的忙碌，可是他把主要的精力卻用在時而會見俄、英等使節；時而主持上呈下達的電文，并不斷地向俄京彼得堡和日都東京等地的駐外公使發電探風傳令。然而這一切，還是為了推行他的“以夷制夷”的方針，拒不認真備戰。在7月1日、7月4日光緒帝接連發出兩道上谕，明确指出形勢危機“将有決裂之勢”；外國的“調停”純系“徒托之空言”，并指令他“毋庸議”，應立即進行切實的戰備部署，以免“贻誤事機”。可是，在此後的第3天，即7月6日，李鴻章仍然電令已陷入被包圍之中的中國駐朝守軍，說“現俄英正議和，暫宜駐牙山靜守，切勿多事。”(李鴻章:《李文忠公全書·電稿》，第16卷，第16頁。)還是把他的賭注押在俄、英身上。直到7月20日，日本侵略者已在北韓集結起重兵，而且擺好随時即可下手的架勢。而李鴻章，既照樣無視中國駐朝守軍官兵要求準備自衛的呼聲；又繼續抗拒光緒帝的嚴正指令，電示駐朝守将葉志超“日雖竭力預備戰守，我不先與開仗，彼諒不動手。……切記勿忘，汝勿性急。”(李鴻章:《李文忠公全書·電稿》，第16卷，第25頁。)
在他看來，敵人可以霍霍磨刀，我們卻不可以準備自衛。同時他還煞有介事地說，“俄有十船可調仁川，我海軍可會辦”(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記》，中國 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日戰争》（四），以下簡稱叢刊，第264頁。)，繼續制造依靠沙俄的幻想，違抗光緒帝的備戰指令，使中國越發陷入被動的地位。
西太後
是屈辱求和還是堅持抗戰
光緒帝為了組織備戰禦敵，确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甚至在7月23日日軍擊沉中國運兵船事件發生後，他還向李鴻章發出了警告的谕旨。然而這一切，并未在李鴻章等人身上産生明顯的效果，清軍在北韓的不利地位并未扭轉，甚至中國的失利似有江河日下之勢。鑒于這種嚴峻的現實，光緒帝為了挽救危局推進抗戰，曾産生了“欲開言路”等念頭(故宮博物院:《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叢刊（三）第37頁)。他企圖通過采取一些改革措施，來重整旗鼓。
以光緒帝為首的抵抗派（包括一些愛國将領），從清廷統治集團内部發出的這種振作起來奮力抗戰的聲音，與從社會各階層當中迸發出來的要求奮發圖強的呼聲，不約而合地彙內建一股日益高漲的愛國聲浪。這種局面的出現，對清廷統治集團中的權勢者來說，不管他們進行如何地抵制和壓抑，它畢竟形成一個不可忽視的巨大壓力。在這同時，李鴻章的“以夷制夷”也接連落空，使他的妥協活動不得不暫且收斂一些。于是，以光緒帝為首的抵抗派的主張便逐漸占了上風。
1894年8月1日，清政府釋出上谕，在指出日本侵略者“不遵條約，不守公法，任意鸱張，專行詭計，釁開自彼，公論昭然”之後，進而鄭重宣告，清政府“勢難再予姑容，著李鴻章嚴饬派出各軍，迅速進剿”。并谕令“沿江、沿海各将軍督撫及統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輪船駛入各口，即行迎頭痛擊”。正式對日宣戰(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錄》，中華書局精裝本，總第3465、3441頁。)。
清政府的對日宣戰，是在日本侵略者步步緊逼之下，被迫采取的自衛措施。就此舉動的性質而言，無疑是正義的。但是清政府是以作出這一斷然決定，卻是以光緒帝為首的抵抗派通過與妥協勢力進行反複鬥争所取得的一個結果。
由于“皇上明诏下頒，赫然緻讨，天下皆聞風思奮”(故宮博物院:《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叢刊（三）第37頁)，使中國的抗戰出現了可喜的征兆。對此，連有的日本人也認為:
“日清開釁之初，帝（即光緒帝——引者注）立意主戰……。誠使支那（即中國，同上）君臣一心，上下協力，目的專注于戰，則大陸（日本，同上）之能勝與否，誠未可知也。”(〔日〕大久平治郎:《光緒帝》，明治35年10月東京橫山會社出版，第7頁。)
可是李鴻章等人，卻對國内出現的這種奮發局面“怏怏不快”。
當宣戰之後，西太後的親信、軍機大臣孫毓汶、徐用儀及李鴻章等“互相因應”，凡是“皇上所是，則腹非之；皇上之所急，則故緩之”，極盡幹擾破壞之能事。
在戰争中，無論是陸戰還是海戰，都湧現出如左寶貴、鄧世昌等許多堅貞不屈的愛國将士，有的與陣地共存亡；有的與戰艦相始終，為了捍衛祖國英勇捐軀。然而由于清政府主持這場戰事的決策權，一直操在妥協勢力的手中。是以，廣大愛國将士的英勇奮戰，也照樣不能扭轉中國不利的戰局。到了當年10月，中國的抗戰便出現了一落千丈的頹勢。
中國抗戰的失利，在西太後和李鴻章等人看來，似乎隻有作出投降的選擇了。因而西太後、後黨官僚和李鴻章，他們不拍即合，極欲不惜斷送中國的抗戰和國家的權益，要對日求和了。于是，他們便展開了一系列的求和活動。據翁同□的《日記》載，早在平壤和黃海海戰失利後的9月27日，西太後就直接出面，命李鴻章可通過俄使進行“議和”活動。
以光緒帝為首的抵抗派，及一些對國家前途越發憂慮的廷臣疆吏，對西太後、後黨官僚和李鴻章等人，力圖對日求和的屈辱行徑，都極為憤慨。
原來的帝黨官員志銳，首當其沖，在宣戰後的8月16日，就公開具折參劾西太後的親信孫毓汶。徐用儀和李鴻章。在這份奏折裡，他以尖銳的言詞，揭露了這些人“互相因應”，串通一氣，“不顧後患”，以國家的前途為賭注，肆意抵制、破壞光緒帝組織抗戰和試圖整頓軍政的努力。進而他憤怒地提出，必須“立将孫毓汶罷斥”(故宮博物院:《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叢刊（三）第38頁)，向西太後的核心進行了公開的挑戰。國子監司業瑞洵，對清政府主和勢力揭露得可謂淋漓盡緻。他說，這些主和之徒，“似祖宗疆土可以不守，國家根本可以不固，……民生脂膏可以不惜，……天下後世，萬口訾□均可置之不理，壹惟贊和局之速成，冀圖旦夕之苟安，初不預計将來之禍變”(故宮博物院:《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叢刊（三）第154-155頁)，表露了滿懷的義憤。進而，他們異口同聲地呼籲，為了抗擊日寇的進犯，必須迅速懲處李鴻章等對敵怯懦的官員。并且，有些人還大義凜然地宣告，甯願“不避斧□之誅”(故宮博物院:《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叢刊（三）第63頁)，誓将乞降風頂住。進而圍繞着和與戰的問題，在清廷統治集團中又展開了一場激烈的交鋒。
在戰、和這個關系大局的重要問題上，光緒帝本人雖然在公開場合談吐不多，但他的态度是明确的。這除了自宣戰以後，從光緒帝又釋出了諸如“擴充海軍，慎選将才，精求訓練”(趙爾巽等:《清史稿·德宗本紀》，中華書局平裝本（四），第906頁。)等诏旨來看，除說明他繼續堅持抗戰的立場之外，就是在議定和、戰的關鍵時刻，光緒帝也确曾表明了自己态度。
11月21日，在日本侵略者按其預定的侵略計劃攻陷旅順軍港的當天，美國駐華公使田貝便向總理衙門表示，他願為中日議和充當“調停”者，并提出了停戰議和條件。次日，奕、奕□即向西太後和光緒帝傳達了田貝的意向。事實上，在此前田貝通過各種管道已與李鴻章、奕等人進行了一系列的秘密活動，西太後、李鴻章已經了解到其中的底數。現在奕□、奕□作此舉動，一為試探一下光緒帝的态度；另為他們決定議和作依托罷了。值此時刻，光緒帝卻毫不含糊地指出，“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進之時，而雲停戰，得毋以計誤我耶？”(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記》，中國 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日戰争》（四），以下簡稱叢刊，第515頁。)表明堅持抗戰反對議和。由于光緒帝對議和問題持以鮮明的反對态度，是以此後，對于策劃議和的事，西太後及其親信官僚，便索性背着光緒帝進行秘密活動了。
一些主戰官員提出懲處李鴻章的要求，可以說，既反映了廣大愛國官兵的願望；也表達了光緒的心聲。但是，孫、李是西太後班底的兩大支柱。作為不操實權的光緒帝，他要采納此見，談何容易！雖然如此，在這個重要問題上，光緒帝也還表現了一定的勇氣。于11月24日旅順失守後，光緒帝頒谕申明“臨事而懼，古有明訓。切勿掉以輕心，緻他日言行不相顧”。遂“以旅順失守，責李鴻章排程乖方，褫職留任”(趙爾巽等:《清史稿·德宗本紀》，中華書局平裝本（四），第908頁。)，給予了“革留摘頂”處分。對于李鴻章這樣的人給予“革留摘頂”處分，顯然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正當西太後依靠李鴻章進行求和活動之時，光緒帝采取的這一措施，也等于給西太後的求和活動潑了冷水。
正因如此，西太後也迅速地作出了反應。在光緒帝頒谕處分李鴻章後的第三天，即11月26日，西太後便下懿旨，指責瑾妃、珍妃“近來習尚浮華，屢有乞請之事”。因而便以“幹預朝政”的罪名，将瑾妃、珍妃“降為貴人”(朱壽朋:《光緒朝東華續錄》，第122卷，第23頁。)。
西太後在懲罰瑾、珍二妃之後，又下令把堅決支援光緒帝抗戰拒和的志銳發往邊遠的烏裡雅蘇台。
在此，西太後雖然還是采取了宮廷鬥争的反應方式，但其用心卻十厘清楚，是想以此來鎮懾光緒帝及其支援者，為其對日求和掃除阻力。顯然，這仍是一場政治性的鬥争。
就這樣，西太後通過對以光緒帝為首的抵抗派施以上述種種的鎮懾措施之後，到了1895年1月，她便背着光緒帝強行作出了對日求和的決定。1月14日，派戶部侍郎張蔭桓、湖南巡撫邵友濂赴日本廣島求和。表明西太後、李鴻章等人，預演多時的求和醜劇到此正式開場了。
鄧世昌
在批約與拒約之争中
以西太後為首的妥協勢力的求和活動，也不是一帆風順的。直到日軍攻陷威海衛使北洋海軍全軍覆沒，同時日軍又從遼東一帶作佯攻之勢，給京、津施加軍事壓力的時候，日本侵略者才公開表示可以進行“議和”談判了。并且在這種情況下，清廷的妥協派更成了驚弓之鳥，惶惶不安，甘願不惜一切代價屈從日本侵略者的狂妄要求，以換取苟安的殘局。
光緒帝和抵抗派官員，對此糜爛之危局，一時除了深感“憤極愧極”而“聲淚并發”，“流汗戰栗”之外，也陷入“罔知所措”的境地＠(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記》，中國 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日戰争》（四），以下簡稱叢刊，第515頁。)。
到這時，無論是以西太後為代表的妥協勢力，還是以光緒帝為首的抵抗派，他們均拿不出挽救危局的良策而陷入困境。就這種表現而言，固然相似。但是，他們的心理狀态卻是不同的。
從甲午戰争以來的實踐證明，光緒帝和許多廷臣疆吏一直站在反侵略一邊。他們堅定地主張依靠本國力量抗敵衛國，并為些與外敵内奸拼力周旋。可是他們的努力，都在以西太後、李鴻章為代表的妥協勢力的抵制與破壞下化為泡影，後又被西太後強行決定對日妥協求和，至使全國“戰守之心益懈”(文廷式:《聞塵偶記》，叢刊（五），第497頁。)，造成敵軍踏跛國門的危局。是以，光緒帝始終不認為中國必然戰敗。直到這時，當孫毓汶叫嚷“前敵屢敗”鼓吹中國隻有對日屈服求降時，光緒帝當即給予反駁，指出“賞罰不嚴，故至于此。”(文廷式:《聞塵偶記》，叢刊（五），第497頁。)光緒帝說的“賞罰不嚴”是頗有含意的。可以認為，這是他對以西太後為首的妥協勢力，阻撓、破壞抗戰；打擊陷害主戰力量；一味妥協禍國的一種憤怒抗議。對此，文廷式在後來也說，“不使上得行其志，其成謀固結，非一朝夕之故也。”(文廷式:《聞塵偶記》，叢刊（五），第497頁。)如果不拘成見，應當承認造成中國在甲午戰争中的敗局，光緒帝雖為一國之君，但他是無罪的。他們對後來造成這種可悲的後果，産生“憤極”的心緒是可以了解的。
當日本軍國主義者攻陷威海衛，最後消滅北洋海軍，要通過“議和”迫使清朝統治者完全就範時，沖突的焦點又集中在清政府是否能按照日本侵略者的要求，改派李鴻章作為“議和”全權代表的問題上了。
随着張蔭桓、邵友瀛被日本驅逐的消息傳來，田貝又向總理衙門傳達了日本要求派李鴻章赴日的意向，并透露了“議和”談判要涉及到“割膏腴、償巨款”的問題(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叢刊（一），第82、83、83頁。)。随後田貝更明确地說出:“非有 讓地之權者不必派來。”(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記》，中國 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日戰争》（四），以下簡稱叢刊，第537頁。)當這種情況發生後，西太後即與其親信孫毓汝、徐用儀等人進行了密商，而且她的态度遂即确定。于1895年2月12日西太後在單獨召見樞臣時，便明确指出“田貝信所指自是李某（即李鴻章）”，并且她當衆決定“即暮伊（李鴻章）去，一切開腹，即令來京請訓，”這時，恭親王奕□傳言“上意不令來京，如此恐與早間所奉谕旨不符。”意思是說，光緒帝對任命李鴻章為議和全權代表持有異議。聽到此話，西太後大發肝火，聲稱“我自面商，既譴旨，我可作一半主張也。”(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記》，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日戰争》（四），以下簡稱叢刊，第536頁。)就這樣，西太後又次獨自決定，派李鴻章為“議和”的全權代表。
西太後強行作出以上的決定，更清楚地說明，到這時她既已确定了對日投降的方針，而且又把其希望完全寄于李鴻章身上。至此，共同的屈辱心理又把他們緊緊地連在一起了。可是西太後深知，這樁事确有蒙受“千古罪人”的風險。
于是，當她按照日本侵略者的無理要求，确定了清政府的全權代表之後，便聲稱“肝氣作疼，左體不舒”(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記》，中國 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日戰争》（四），以下簡稱叢刊，第536頁。)，裝起病來躲入深宮。西太後又企圖利用這種辦法，來迫使光緒帝投向她設下的陷井，準備在日後把賣國的罪名強加在光緒帝身上，這真可稱為陰謀家的一大“妙”算。
果然不錯，在2月22日李鴻章應召來京後，原先堅決要與李鴻章進行“面商”的西太後，這時卻繼續托病，讓她的心腹太監李蓮英傳話“不能見，一切遵上旨可也。”(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記》，中國 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日戰争》（四），以下簡稱叢刊，第540頁。)把此事又一股腦兒地推給了光緒帝。
由于光緒帝既不敢與西太後公開分裂；又不甘為出賣國家承擔曆史罪名。是以，他在公開場面便以所謂“深維至計”(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叢刊（一），第82、83、83頁。)讓衆臣議論，他自己沒有明确表态。不過與他關系密切、持見多有相同之處的翁同□的态度卻很鮮明，堅持反對割地。直到3月2日，李鴻章在赴日前夕談到可能議及割讓台灣的問題時，翁同□還斷然表明“台灣萬無議計之理”(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記》，中國 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日戰争》（四），以下簡稱叢刊，第540頁。)。在此期間，光緒帝與翁同□依舊日夕接觸議事。可以說這時翁同和的言論，也表達了光緒帝的心意。
正是以故，久經官場生涯和熟悉侵略者特性的李鴻章，清楚地知道“關系之重”的割地問題，是他參加中日“議和”的最大難關。因而，他為給日後遭到國内人們反對時找到托詞，便堅持“請訓”，硬要光緒帝的“面谕”，非要從光緒帝口中得到明确的“讓地”授權不可。為此，他在北京賴着不走，一方面與孫毓汶、徐用儀等人終日密謀和與外使勾串；另方面大肆制造輿論給光緒帝施加壓力。與此同時，一些後黨官僚也甚嚣塵上，連名上奏聲張“惟讓地一節，著駁不允，則都城之危，即在指顧。”他們連聲鼓噪“促鴻章行”(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叢刊（一），第82、83、83頁。)。可見，在這個問題上，西太後及其親信官僚與李鴻章配合得又何等默契。再者，當時的英、俄等列強，為了維護它們各自的侵華利益，也“對中國施以壓力，強迫中國接受”日本的某些侵略要求(［英］菲利浦·約瑟夫:《列強對華外交》，第61頁。)，促使這場戰争盡快結束。
來自内外的這種壓力，又都落在了光緒帝的身上。在這種情況下，最後光緒帝被迫作出了有保留的妥協。讓恭親王奕□代傳他的“面谕”，表示可以授予李鴻章“以商讓土地之權”(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錄》，中華書局精裝本，總第3465、3441頁。)，“令其斟酌重輕，與倭磋磨定議。”(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叢刊（一），第82、83、83頁。)光緒帝企圖以間接的方式、含混的授權來解除他所面對的壓力，也為自己留有餘地。于是，在3月5日，李鴻章出京準備赴日了。可以說，圍繞着是否委派李鴻章為議和的全權代表所激起的這種或明或暗的風波，也是關系着是否維護民族尊嚴與國家權益，在清廷統治集團内部所展開的又一場尖銳的鬥争。
頑固堅持屈辱立場的李鴻章，在草簽了奇恥大辱的《馬關條約》之後，便迫不及待地派出專人将條約文本于4月21日送到北京清宮。接着，後黨骨幹、主降官僚孫毓汶等人緊相配合，他于次日便“捧約逼上準許，海鹽（徐用儀）和之”，對光緒帝展開了逼迫批約的活動(易順鼎；《盾墨拾餘》，叢刊（一），第126頁。)。在西太後的支援下，這些主降官僚竟以賣國為快，恨不得立即準許《馬關條約》“了局”。
光緒皇帝，在這期間雖然迫于各種壓力，對投降勢力時有委從。但是他對日本侵略者卻一直不甘屈服，對割地等事始終懷有極大的抵觸。是以，光緒帝對這次孫毓汶、徐用儀等人的逼迫批約活動，在翁同□、李鴻藻的配合下，由“遲疑”到堅決“不允”(易順鼎；《盾墨拾餘》，叢刊（一），第126頁。)，拒絕了簽字用寶，頂住了主降官僚的首次進攻。
就在光緒帝拒絕了孫毓汶、徐用儀逼批條約的當天（4月22日），在北京參加科舉考試的廣東、湖甫等省的一些知識分子，就開始通過上書要求廢約。接着于次日（4月23日）的一天當中，在清政府裡也有120多名各級官吏上奏，“有清廷議者，有駁條款者，有劾樞臣者”，總之“大率謂和約當毀”(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記》，中國 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日戰争》（四），以下簡稱叢刊，第551頁。)。至于廣大清軍将領，也是“一聞和約，義憤填胸，必欲一決死戰。”(《欽差大臣劉坤一來電》，叢刊（四）第43頁。)進而“諸将或号泣谏言，願決死戰，不肯以寸土與人。”(劉侃:《□鼻山房小稿》，叢刊（五），第192頁。)就此，在朝野内外一緻要求廢約再戰的促使下，光緒帝的态度也越發堅定，“意欲廢約頗決”(易順鼎；《盾墨拾餘》，叢刊（一），第126頁。)。
當西太後與其親信官僚又經過了幾天的密謀。到了5月2日，恭親王奕□、慶親王奕□和軍機大臣孫毓汶、徐用僅等權貴又一齊出動，企圖利用圍攻的辦法來脅迫光緒帝準許《馬關條約》。對于這種情況，易順鼎在其《盾墨拾餘》一書中有這樣的記述:“上猶遲疑，問各國回電可稍候否？（這是光緒帝為對付逼攻，又想利用等候了解俄、德、法三國的動向再争取點回旋的時間——同上）濟甯（孫毓汶）堅以萬不可恃為詞，恭邸（奕□）無語，乃議定。衆樞在直立候，上繞殿急步約時許，乃頓足流涕，奮筆書之。”次日用寶(易順鼎；《盾墨拾餘》，叢刊（一），第127——128頁。)。到此，創喪權辱國新記錄的《馬關條約》，便被準許。
《馬關條約》在清政府方面是通過光緒皇帝最後準許的。就這一事實的本身來說，光緒帝蒙恥批約的污迹是抹煞不了的。但是這一恥辱事件的由來和促成，又是以西太後、李鴻章為代表的妥協、投降勢力，從甲午戰争以來堅持推行誤國方針所造成的必然結果。再從光緒帝批約的内幕來看，還是在西太後設下圈套之後，由其親信官僚出面步步緊逼、圍攻，使光緒帝陷入不能自主的情況下，被迫簽署準許的。是以可以說，促成《馬關條約》被準許的罪責，應在西太後和以她為首的清政府投降派身上。事件的原委清楚地說明，在此之中光緒帝隻不過是扮演了一個“替罪羊”的可悲角色罷了。
逼批《馬關條約》，是在中日甲午戰争期間，在清王朝統治集團中妥協、投降勢力與抵抗派之間鬥争的最後一個回合。結果，手握軍政實權的、以西太後和李鴻章為代表的妥協、投降勢力終于壓倒了以光緒帝為首的反妥協、反投降的力量。公道地說，這一可悲結局的造成，主要不應由光緒帝來承擔。這是在西太後把持下的清政權越發腐朽的大暴露。
綜上所述，西太後、光緒帝和李鴻章，不言而喻，他們在維護清王朝統治的這一基點上并無其二，這也就是他們的“共性”吧。但在中日甲午戰争中，在民族沖突激化的曆史條件下，在有關這場戰争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上，西太後和李鴻章總是上下呼應、步調一緻地站在同一邊，并圍繞着他們在清王朝統治集團中形成了一個妥協、投降勢力而且這些人又都是清政府中的實權派，左右着中方的戰局。是以，他們對中國戰敗蒙辱負有不可推卸的曆史罪責。
在特殊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年輕的光緒帝，在戰争期間，固然也有過委從的表現，有其階級弱點。但從其對這場戰争的基本态度和連貫的政治傾向來看，他對侵略的确具有強烈的反抗性。而且以他為中心，在清朝統治階級中又結成了一支反妥協、反投降的政治力量，并與以西太後、李鴻章為代表的妥協、投降勢力進行了激烈、曲折的鬥争。這或可稱其為“個性”了。不過，似應指出的是，在當時清朝統治階級中出現的這種沖突與鬥争，在戰争前期，基本表現為，是積極備戰還是退讓妥協；在抗戰後期，又集中在戰與降的問題上了。但其實質，卻是如何對待侵略者和是否維護民族尊嚴及國家權益的問題。是以，甲午戰争期間在清王朝統治集團中出現的這種沖突與鬥争，無論從其範圍和就其内涵來說，都大大地超出了所謂的帝、後之争。事實上，它已變成了清朝統治者之間在政見上的分歧，而且又關系着國家的命運。是以，不能再把這種沖突與鬥争看成是個人或派系之間的權力之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