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敗之後，李鴻章曾自嘲為裱糊匠，即東補西貼将破屋裝成淨室，但經不起風吹雨打，實則虛有其表。然而，李鴻章既不是“裱糊理論”的首創者，也不是持此理論的最高層次者，真正的始作俑者乃是道光皇帝。在世人眼中，道光勤政愛民、力行節儉，是一位循規蹈矩的有德之君，可就是這樣一位具備高尚素養的統治者，卻為何與裱糊政治聯系在一起，并成為大清的實際掘墓者？
道光帝
河海之辯後的鴉片戰争慘敗
中國的大運河不僅是一條漕運水道，承載着南北物流的集中運輸，還是一條極為重要的軍事交通要道，明初朱元璋命徐達北伐，就是沿着運河口岸一路攻入北京，其中所需的軍糧物資也是通過大運河托運。
滿清入關後，為了防止鄭成功與沿海口岸互相串聯，便封鎖了自浙江至福建一帶的海運，将對外貿易集中轉移至廣州一地。從北京延申至廣州，大運河起到了重要的橋梁紐帶作用，供養王室的糧食、食鹽，都是通過漕運輸送，可以說，大運河的暢通事關帝國命脈。
然而，乾嘉以後黃河水患泛濫成災，綿密的泥沙堵住了山東通往北京一帶的運河線，為解決水路不暢，繼位不久的道光帝迅速召集工部議事。在工部，由于利益劃分不同，主體分為海運派與河運派兩方陣營，雙方各執己見，為了背後的利益集團殊死相争。
對于河運派而言，漕運制度産生了以漕運總督為首的權力網絡，其中包攬了京師官員、地方督撫、江淮鹽商在内的龐雜勢力，涉及人數更是達到1萬以上。且随着乾隆末年漕運腐敗的日益加重，河運集團獲得利益也越來越多，已經發展為不可撼動的勢力。
僅以浙江一省為例，該地河道總督每年接受中央300萬兩白銀，但卻隻有30萬兩做了正經用途，其餘錢财皆用來打點上下關系，與江浙鹽商中飽私囊。倘若朝廷一旦實行海運，那河運集團不但無法獲得灰色收入，反而還會面臨被架空的風險。是以在河海之争中，河運派率先罔顧事實，一味攻擊海運成本高、風險大。
姑蘇繁華圖
面對河運派的咄咄逼人，海運派也不甘示弱，他們抓住了道光帝“裱糊政治”的特點，極力倡導節儉，提出雇商船海運無需另外造船，海運經費可以從原河運部分挪借，更無需另外籌款，如此安排可以有力避免官僚的層層克扣，降低成本減少國家損失。但也正因如此，利益集團的沖突也逐漸加劇。
惟有暫時停河運，以治河經費雇募海船以利運。《皇朝世文經曆編輯》
就在雙方争執不下之際，道光帝傾向海運的态度日趨明朗，他主張先用海運暫代河運，同時每年撥款少數銀兩投向河道修複，三年過後再觀察其中成效。
海運系暫時試行，将來河道全通，自應仍由河運。《清實錄》
海運派雖然戰勝了河運派，取得了清代漕糧海運的首次勝利，但問題随之接踵而來，在道光眼中，海運隻是省錢的一項權宜之計，一旦河運暢通，那麼自然會不複存在。再者，道光對海運的定位不夠清晰，使中國與世界接軌的機遇擦身而過，不僅未能成為擴充海上力量的開始，反而在實行幾年後又立行停止。
漕運
在二十年後的鴉片戰争中，英國軍艦從長江挺進，割斷揚州與鎮江之間的聯系，封鎖運河口岸，漕糧無法運至京師，清政府内外交困，無奈簽訂《南京條約》。是以說，道光執着于細微處小修小補，不肯斥巨資修複運河，而在大運河尚未修複之際，便貿然停止海運，緻使大清隻能依賴殘破的河道維持交通，最終被英軍掌握住緻命弱點，成為一決勝負的關鍵。
簽訂不平等條約後的沾沾自喜
在鴉片戰争爆發之前，道光堅守天朝國威，笃定英軍不敢貿然來犯，是以他堅決要求清軍别避而不戰。在給林則徐的谕旨中，“勿啟邊釁，糜響勞師”這八個字曾多次出現，也就是說道光将裱糊理論運用到了對外政策當中，可遠道而來的英夷卻絲毫不予置會。
當道光帝指派林則徐開展虎門硝煙後，英軍借此挑起戰争，侵占定海，已構成赤裸裸的侵略。可當林則徐力主抗戰時，道光非但不予準許，反而還痛加申斥，認為英軍隻不過是來陳明冤情，我大清又怎能不為其昭雪伸冤，随即罷免了林則徐官職，交由吏部從重議罪。
然而，林則徐能夠觀察到的局勢，道光帝又怎能渾然不知，他之是以竭力反對戰争，隻不過為是為節省錢财，企圖通過懲治封疆大吏，來換取英軍的偃旗息鼓。如此一來，通過暫時性的漏洞填補，即可穩定局勢。
道光：英軍定會相戰不息，朕不願耗内地之兵民，國家之财賦。《籌辦夷務始末》
實事求是的講，道光如果将“裱糊理論”運用在國内政事中，還不至于釀成嚴重危機，但英軍來者不善，早已醞釀好一系列的殖民計劃，又怎會輕易被些許蠅頭小利收買。
是以，自林則徐被革職鎖拿後，英國便覺察到了清朝的避戰之心，随即發動了更大規模的侵略戰争。道光在萬不得已的情形下，才被迫出兵反擊，但由于錢糧消耗嚴重，且英軍所到之處攻無不克，他又想通過暫時妥協來堵住缺口。
鴉片戰争
為了使英人感到滿意，道光帝接連下達兩封谕旨，委托琦善、耆英等人開展羁縻政策，希望通過更大程度的讓利，來換取戰事平定，《南京條約》的最終簽訂，代表着道光裱糊理論的“實踐成功”。
從古制夷之道，不外羁縻，仁聖與民休息，耀德而不觀兵，并無傷于國體。《籌辦夷務始末》
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即使是輸掉了這場侵略戰争，簽下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但道光仍然不勝欣喜，畢竟他自認為補上了大清這所巨輪的漏洞，而且沒有損害到國體命脈（經濟）。可以看出，道光帝“裱糊理論”的實踐宗旨，信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息事甯人為要旨，正如林則徐在《軟塵私議》中所言：議和之後，都門仍複恬嬉，大有雨過忘雷之意。
以民制夷後的盡失人心
第一次鴉片戰争結束後，清政府被迫簽訂《南京條約》，條約規定賠償英國2100萬銀元，随之而來巨額債務，使中央财政迅速走向枯竭，這就觸及了道光帝的經濟底線。如何既能避免正面軍事沖突，又能制服桀骜不馴的夷人，成為朝廷上下亟待解決的問題。
三元裡抗英
在三元裡之戰中，憤怒的廣州群眾曾拒絕英人進城，并與之展開殊死搏鬥，最終取得了巨大勝利。道光敏銳地察覺到，倘若能夠借助民間力量，來抵禦英軍侵擾，不但能夠省下巨大的國防開支，而且還能填補海防疲軟的漏洞。
英夷所最難懾服者粵之民也，假權于粵東之民，來制服夷人，粵東安則海疆均可晏然矣。《籌辦夷務始末》
于是“以民制夷”政策應運而生，各地督撫紛紛開展團練，要求地主士紳雇募義勇，抗擊英軍。一時間，地方團練猶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甚至取代綠營成為主要協防力量。
1848年，英國公使文翰企圖率兵進駐廣州城，廣東巡撫葉明琛随即号召鄉勇抵擋，在不折一兵，不發一矢的情形下，将數百名英軍攔截在外。此次抗英運動的勝利，使遠在京師的道光大為振奮，他自以為找到了破解英人的作戰之法，但這隻不過是掩蓋表面上的漏洞罷了。
清廷雖然确立了 “以民制夷” 政策，但仍存在着較為嚴重的防民思想，況且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本身就存在着利益上的沖突，根本不可能齊心合作。是以，道光君臣懼怕群眾力量逐漸強大，以緻威脅到自身統治，而對其百般防範。
人數既衆，未必人人有勇之方，一味信其，恐臨時不免挫敗。《清宣宗實錄》
更為要命的是，在民夷對抗過程中，倘若出現了英人死傷，清政府往往會為了讨好英人，而棄民之權益于不顧，這不僅大大增強了群眾對清政府的離心，還為後來反帝反封建埋下伏筆。
道光讀書像
其實，道光這種拆東牆補西牆的裱糊政治，隻能停留在治标不治本階段，根本無法改變清朝受侵略的困境。單純依靠羁縻退讓、以民制夷來填補漏洞，而不思增強國力、變革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就斷然無法取得最終勝利。
結論：
自第一次鴉片戰争到第二次鴉片戰争，大緻有二十年的時間，清廷一直在道光裱糊理論的指導下，隻圖填補表面窟窿，而任由内在毒瘡不斷擴大。直至三十年後的晚清時期，慈禧與李鴻章執掌了中國大權，這二人完美地繼承了道光的裱糊理論，面對帝國主義肆意侵略，隻想憑借割地賠款而“一勞永逸”，絲毫不考慮變法革新這類“浩大工程”，最終使清王朝這艘岌岌可危的巨輪徹底沉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