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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的後半葉，随着冷戰的持續，世界兩大陣營争奪意識形态的上司權。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争中，蘇聯的教育系統成為了一個關鍵戰場。教科書，這些看似簡單的學習工具，被賦予了塑造下一代思想的重任。然而，蘇聯教育部的一系列改革，特别是在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時期的文化政策調整，引發了一場激烈的社會和政治波動，甚至被一些人視為導緻蘇聯解體的内在因素。
在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政策鼓勵下，教科書内容開始大刀闊斧的改革，舊有的教條被抛棄，新的觀點被引入。這些教科書不再單純宣揚共産主義的優越性，而是嘗試提供一種更加平衡的視角，包括對西方資本主義的客觀介紹。此舉雖然旨在開放思想，促進知識的多元化，但同時也引入了大量的西方思想，這對于一個以意識形态統一為基礎的國家來說，無疑是一次巨大的冒險。
赫魯曉夫的改革初步
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赫魯曉夫迅速登台，開啟了蘇聯曆史上一段重要的改革時期。他首先聚焦于解決斯大林時代遺留的政治問題，包括對政治犯和知識分子的壓迫。在斯大林治下，許多作家、藝術家和思想家因其觀點與官方路線相悖而被打壓，甚至被投入監獄或流放。
赫魯曉夫上台後的政策變革首先展現在政治領域的釋放和恢複名譽。他指令釋放了一批政治犯，這些人多是在斯大林時期因政治原因被錯誤定罪的囚犯。這一舉措直接影響了數千人的命運，不僅為他們恢複了自由，也為整個社會的思想環境帶來了一股新風。
在文化領域，赫魯曉夫的政策同樣顯著。他下令解禁了多部在斯大林時期被封殺的文學作品，這些作品包括了若幹現代派和批判現實主義的重要文學作品，這些作品原本因批判社會和政治現實被視為不合時宜。這些書籍的再版和流通，對蘇聯文化及文學界産生了深遠的影響，文學創作開始逐漸擺脫嚴格的政治束縛，走向多元和開放。
此外，赫魯曉夫還對那些因政治原因而受到牽連的文化人物進行了名譽恢複。這不僅僅是對他們個人名譽的恢複，也是對蘇聯社會公正性的一種象征性修複。這包括了不少在斯大林時代因“民族叛徒”、“右傾分子”等罪名而被剝奪公民權、職務甚至生命的文化藝術工作者。
這些改革舉措雖然初衷是為了糾正斯大林時期的錯誤，但同時也引發了蘇聯社會内部的廣泛讨論。許多被釋放的文化人士和政治犯回到社會後，開始積極參與到文化和政治活動中，他們的經曆和作品成為了探讨蘇聯曆史和政治道路的重要資源。
批判斯大林主義的高潮
1956年，在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作出了具有曆史意義的決定，他在一份被稱作“秘密報告”的演講中，直接批判了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和暴政。這份報告并沒有公開釋出，而是在閉門的會議中向黨的高層上司傳達。赫魯曉夫揭示了斯大林統治期間的許多罪行，包括大清洗期間對黨内和軍隊進階官員的無理逮捕和處決，以及對普通公民的壓迫。
這份報告的内容很快在黨内外部傳開，盡管它的正式文本對普通公衆仍然保密。消息的傳播引起了強烈的震動，使得整個蘇聯社會對斯大林時代的認知發生了根本的動搖。在文化和藝術領域，這一事件成為了一個轉折點，标志着對過去嚴格審查和壓制政策的逐漸解除。
随着斯大林個人崇拜被公開批判，先前因政治敏感被封禁或忽視的作品開始重新被允許發表。文藝界的創作者們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創作自由，批判主義作品迅速增多。劇作家、小說家和詩人開始探讨之前被視為禁忌的社會和政治話題，這些作品往往揭露了斯大林時代的社會不公和政治迫害。
在此期間，蘇聯的劇院開始上演一些批判現實主義的劇目，這些劇目經常批判舊社會的殘餘以及新社會中未能解決的問題。文學刊物和雜志也開始發表一些先前被禁止的作家的作品，這些作品涉及到種種社會沖突，如階級沖突、權力濫用等主題。
例如，以前被批判為“形式主義者”或“異端”的藝術家們，現在得到了重新評價的機會。他們的畫作、雕塑和其他藝術形式得以在公共展覽中展出，而這在斯大林時代是不可想象的。這種文化解凍不僅限于視覺藝術，音樂和電影領域也經曆了類似的變革。音樂作品開始嘗試包含西方的現代音樂元素，電影則開始探讨人物内心的複雜性，遠離之前的宣傳模式。
對外開放與文化調整
在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赫魯曉夫面對冷戰時期的國際政治壓力，采納了一系列旨在調和蘇美關系的政策。這些政策不僅涉及政治和經濟層面，還包括了文化和教育方面的改革。赫魯曉夫認識到，與美國的對抗不應僅限于軍事和政治領域，文化交流也是緩和緊張關系的一個重要管道。
為此，赫魯曉夫政府開始調整對美國及其資本主義體系的描述方式，這種調整首先展現在教育材料中。之前蘇聯的教科書和文化材料中充斥着對資本主義的嚴厲批評和負面描述，尤其是針對美國的内容，這些内容在教科書中往往表現為負面描繪美國的社會問題和經濟不平等。原有的插圖和宣傳智語，如描繪美國大企業壓迫勞工的圖畫和挑釁性的口号，被認為是教條主義的表現，不利于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
在删除這些内容的同時，文化部的編輯小組引入了一系列新的教材内容。這包括對美國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正面描述，以及那些顯示美國文化多樣性和民主制度優點的插畫和文章。例如，教科書中加入了有關美國宇航局的太空探索成功的章節，展示了科技如何推動社會進步；又如對美國在音樂、電影和文學中的創新進行了展示，這些内容旨在向學生傳達一個更加全面和多元的國際視角。
新的教科書也開始強調批判性思維的重要性，教育部鼓勵教師們不僅僅傳授知識，更應引導學生探讨和質疑資訊。通過這種方式，教材不再是單向的資訊傳遞工具，而是變成了激發讨論和思考的平台。在曆史課本中，對冷戰的描述也進行了調整，更多地從雙方的視角來分析曆史事件，而不是單純從蘇聯的角度出發。
随着教科書内容的調整，蘇聯文化部在教育改革的另一個重要方面也采取了積極措施，那就是擴大和豐富課外閱讀材料。在這個方面，他們特别注重引進來自美國的經濟學和人文學書籍，這一政策是為了增強教育材料的多樣性，減少意識形态的偏見，可這也讓美國思維侵略到蘇聯群眾心中。
教育與文化政策的深化改革
随着赫魯曉夫時期教材的初步改革鋪墊，進入1980年代，戈爾巴喬夫上台後，蘇聯教育和文化政策進一步邁向開放與更新。
1986年末，當戈爾巴喬夫公開批評蘇聯的曆史教科書時，他的話語震動了整個教育界。他指出，這些教科書充斥着過時的教條主義、公式主義和形式主義，這種教育方式既不能激發學生的思考，也不能正确反映曆史的複雜性和多樣性。戈爾巴喬夫的批評直接指向了蘇聯教育系統的根本問題，這些教科書長期以來強調對權威的盲從，忽略了批判性思維的培養。他強烈要求文化部重新修訂教材，以更加開放和多元的視角來重新編寫曆史。
這一指令迅速傳達至教育系統的各個層面，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快速的行動。新的教科書修訂工作開始着手進行，旨在剔除那些過時和僵化的内容，引入更多關于國際視野和曆史争議的讨論。新教材的編寫團隊包括了曆史學家、教育專家和甚至一些被政府認可的批判性思想家，他們共同探讨如何以平衡的方式介紹蘇聯及世界曆史。
與此同時，蘇聯社會中對曆史人物的看法也在悄然變化。例如，戰争英雄的形象，如二戰中的卓娅，她曾是抵抗納粹德國侵略的象征，但後來被描繪為精神分裂症患者。這種轉變反映了社會對戰争和英雄主義複雜看法的轉變。戰場上的犧牲被重新評估，過去單純的英雄崇拜讓位給了對人類苦難和犧牲的更深刻了解。
這種轉變尤其在戈爾巴喬夫的政策影響下變得明顯。他推動的曆史教科書修訂不僅僅是學術内容的更新，更是意識形态的一次重大調整。新的教科書開始以更為客觀的視角來評價蘇聯在曆史上的角色，包括在蘇越戰争中的行動。曆史書中對那些在戰場上用肉體擋住德軍機槍的壯烈行為，也開始加入更多關于戰争殘酷性和個人犧牲的反思，而不再是單純的英雄歌頌。
這種新的教育方針和曆史解讀，在某種程度上，為蘇聯社會帶來了新的思想啟迪，也為蘇聯解體時的社會動蕩提供了心理準備。青少年和廣大群眾通過更新的教材，開始對過去有了更多元的了解和思考，這對蘇聯體制内部的穩定構成了挑戰。最終，當蘇聯在1991年解體時，人們對這一切都有了新的認識和評價。
參考資料：
來自 原作者托馬斯·巴特森等；編譯何力. 戈爾巴喬夫出山前後[M]. 1987
來自 李曉輝著. 蘇聯愛國主義教育研究[M]. 2013
來自 周尚文等著. 蘇共執政模式研究[M]. 2010
來自 肖甦，王義高編譯. 俄羅斯轉型時期重要教育法規文獻彙編[M].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