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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蠱之禍”是西漢中後期曆史上，影響極為深遠的政治事件，它不僅影響了武帝晚年的統治，而且深深的波及到昭宣兩朝的政局變動。
由于戾太子冤死，進而為漢廷以後的統治埋下了隐患，即武帝猝崩之際不得不匆忙移玺幼子，這一舉措既為霍光專擅朝政創造了良機，也為諸皇子争奪皇位提供了可能，更重要的是為宣帝即位後昭雪祖父戾太子冤獄、加強皇權和最終鏟除霍氏勢力奠定了客觀條件。
1、謎團一：漢武帝與衛太子沖突
據《漢書》卷六十三《戾太子劉據傳》載，武帝二十九歲時喜得太子，十分寵愛：
“為立禖，使東方朔、枚臯作禖祝。少壯，诏受《公羊春秋》，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
可見，為了太子的成長教育，武帝傾注了大量的心血，然而正是在武帝“從其所好”的寵愛下，久而久之，在太子周圍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勢力集團。
太子不僅擁有以大司馬、大将軍衛青為首的軍事集團和以皇後衛子夫為首的後宮勢力的鼎力支援，而且還得到了“群臣寬厚長者”們的擁戴。
随着太子羽翼的日益豐滿，武帝對太子的态度也逐漸發生了變化。
《資治通鑒》卷二十二“武帝征和二年閏(五)月”條載：
“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
寥寥數語便道出了武帝與太子在内外方略上，存在的巨大分歧。可以說，太子的言行舉措不僅僅代表着他個人，而且也代表着擁戴和支援太子的整個勢力集團。
是以每當太子勸谏武帝不要征伐四夷時，武帝雖能笑言相慰說：
“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
但是武帝内心十厘清楚，太子勢力已構成了他施政的障礙。
太子自幼便受《公羊春秋》、《穀梁》的教誨，他能不斷勸谏武帝征伐四夷事，能對武帝冤獄“多所平反”，能赢得衆多大臣和天下百姓的擁戴，這足以說明衛太子絕不是一個庸庸無能，武帝說他“材能少”是難以服人的。
相反,正是太子才能出衆,才變成了武帝施政的潛在反對者，太子勢力的存在已經構成了武帝統治的威脅，這便是武帝對太子的态度由寵愛到嫌惡的原因。
江充之是以能得到武帝的重用，并屢屢向太子發難，正是武帝假江充之手來打擊和抑制太子的高明之舉，如果沒有武帝的暗中支援和默許，江充如何敢開罪太子和皇後呢?
元封五年（公元前 106年），大将軍衛青薨，衛太子勢力頓減。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昭帝降生，号鈎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鈎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這一命名顯然表明了，武帝欲将帝位傳與劉弗陵的意向。
加之，此時皇後衛子夫年老色衰，早已不得武帝的歡心，江充等人又趁機多次發難，衛太子的地位岌岌可危。于是一場以鏟除太子勢力為目的的血腥屠殺，隐隐而消沉地吹響了前奏曲。
江充以治巫為名，将禍水有條不紊地引向太子、皇後，而武帝又病在甘泉宮，遠離京城。太子、皇後及家吏“請問皆不報”，太子有冤難辯，矯節發兵捕殺江充等人，武帝授意丞相劉屈氂“捕斬反者”，後又傳回建章宮親自督戰，太子兵敗而逃，最終死于泉鸠裡。
簡言之，戾太子之死，武帝本人負有很大的責任，這便是武帝為什麼既給衛太子洗冤但又不為他徹底昭雪的症結所在。
2、誰來伸冤？
衛太子劉據（公元前128一91年），武帝皇後衛子夫所生，七歲時立為太子，三十八歲時死于“巫蠱之禍”，罪名為巫蠱詛上和矯诏謀反。
這位做了三十二年之久的太子蒙冤身亡後，漢武帝是否洗刷了他的罪名呢？
田餘慶先生指出：
馬通、商丘成、景建、張富昌、李壽五人，在巫蠱事件中以迫害太子得功侯。他們在漢武帝的最後三兩年内，全部被殺或被迫自殺。他們之死，史籍上記有不同的罪名，但集中起來看一看，就知道都是出于為衛太子昭雪，為轉變政策掃清道路的需要。
《漢書》卷六十三《戾太子劉據傳》載：
太子死後“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複訟太子冤，上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于橫橋上，及泉鸠裡加兵刃于太子者，初為北地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台于湖。”
由此可見，武帝在他統治的最後幾年，為太子冤獄的昭雪曾作過一定工作，但這些措施僅僅是洗刷了太子巫蠱詛上的罪名，而他的矯诏謀反的罪名并未得到武帝的寬宥，這可從後來發生的種種史實中得到印證。
在“巫蠱之禍”中唯一幸免于難的衛太子遺孫（即後來的宣帝)雖然尚在襁褓，但仍然被羁押達五年之久，直到武帝臨死之際，才被赦免。由此看來，武帝并未給衛太子徹底洗冤。
後元二年（公元前87年）二月十四日，漢武帝猝然撒手人寰，年僅八歲的劉弗陵在霍光等人的輔佐下登臨帝位，是為昭帝。終昭帝一朝，始終未給衛太子沉獄洗冤。
《漢書》卷七十一《隽不疑傳》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一自稱衛太子的男子詣北阙，引起了長安街頭大亂，圍觀者數萬人。在場各級官吏吓得目瞪口呆，莫敢發言，此時京兆尹隽不疑趕到，說：
“諸君何患于衛太子！昔蒯聩違命出奔，辄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
于是喝令屬吏把冒充者捆綁起來，送交诏獄審問。隽不疑在處理這起事件中的出色表現，不僅使當時所有官吏自歎不如，而且還受到昭帝和大将軍霍光的極力嘉賞。
隽不疑所說的“衛太子得罪先帝，此罪人也”，不僅是他個人的看法，而且是當時多數官吏對衛太子的看法，這說明在昭帝繼位數年之後，衛太子依然被當作罪人看待。
不僅如此，他唯一的遺孫也僅能“以庶人衣食縣官”而已。至于那些受到太子牽連的人們的境況，則更為凄慘。
宣帝即位後，對衛太子冤獄進行了徹底平反。
他剛一即位，便下诏曰：
“故皇太子在湖，未有号谥，歲時祀，其議谥，置園邑。”
經過一番讨論後又決定：
衛太子谥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與衛太子同時遇害的兒子（即宣帝父）谥曰“悼”，其妻谥曰“悼後”，置奉邑三百家；以湖縣阌鄉邪裡聚為戾園，長安白亭東為戾後園，廣明成鄉為悼園。
不僅如此，宣帝還對受“巫蠱之禍”牽連的有關人員逐漸展開了平反工作，直到甘露年間（公元前53一49年），衛太子冤獄才得以徹底昭雪于天下。
3、謎團三：漢武帝為何洗刷“巫蠱詛上”罪名？
太子蒙冤而死，武帝難辭其咎。巫蠱事起，江充蓄意構織罪名，而武帝卻稱病甘泉宮，太子無以自辯，遂矯诏發兵誅殺江充，武帝授意丞相仿效周公誅管蔡事，調大軍圍殺太子，兩方在長安街頭鏖戰五日，血流成河，死者盈萬，太子兵敗而逃。
此時，壺關三老茂上書呼籲“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
他指出：
“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陛下不省察，而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将,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
顯然他認為，太子之禍的發生與武帝本人有很大關系。武帝看到這份言辭激烈的奏章之後，雖有所感悟，但卻沒有赦免太子的罪行，而是仍在繼續搜捕。
事實上，武帝從授意丞相劉屈氂，效周公誅管蔡事的那一刻起，便已對太子痛下殺心，是以，壺關三老茂的這份奏章便沒有産生太大的實際作用，充其量隻是在武帝的心中激起了幾滴痛苦的浪花而已。
太子死後，高寝郎車千秋“複訟太子冤”：
“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
通過三老茂和車千秋二人的奏章，武帝充分認識到了衛太子在天下人心目中的地位，洞悉了當時的民願所在，明白了為衛太子昭雪洗冤已是當時局勢所急需。
《漢書》卷六十六《車千秋傳》載：
“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
我們不禁要問，曆來選官任能的漢武帝，何以會鼎力提拔無甚才學的車千秋呢？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他的奏章态度和緩、措辭得當，沒有指陳漢武帝在太子一案中的過失，更為重要的是他的奏章适逢其會，武帝正好通過極力拔擢他，來向天下人宣明自己為太子昭雪的決心。
當然，漢武帝為太子的昭雪工作并不徹底。衛太子巫蠱詛上的罪名是江充等人所構織，是以武帝能通過誅殺他們，而為太子洗刷罪名。
然而武帝沒有也不能寬宥太子矯诏謀反的罪名，因為是他下令“捕斬反者，自有封賞……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
可見謀反罪名，是武帝所定，要洗刷這一罪名，除非武帝自己承擔錯誤。在武帝誅殺的參與制造“巫蠱之禍”的人當中，除江充、蘇文二人與太子有個人恩怨外，其他人都是秉旨行事而已，然而武帝為了安撫天下，隻好将這些人送上了死路。
4、謎團四：昭帝何以不給“衛太子”伸冤？
事實上，從武帝将昭帝降生之地取名為“堯母門”的那一刻起，武帝便為昭帝的嗣位逐漸地掃清着障礙。
先是戾太子的失寵和冤死，之後便緻罪燕王旦，而廣陵王胥隻不過是一個“好倡樂逸遊”的碌碌武夫，實不足慮，昌邑哀王髆也随着李廣利、劉屈氂陰謀的敗露而失去了繼嗣的一線希望，此時，昭帝嗣位已經成水到渠成之事。
《漢書》卷六十三《昌邑哀王劉髆傳》載：
“昌邑哀王髆天漢四年立，十一年薨。”
呂思勉先生指出：
“昌邑哀王以天漢四年立，十一年薨，實與武帝之崩同年，不得雲早死。”
漢武帝死于後元二年（公元前87年）二月十四日，昭帝于二月十三日被立為太子。同年正月，武帝曾在甘泉宮朝會各個諸侯王。
羅義俊認為武帝的這次朝會“可能含有鎮撫諸侯要他們擁護弗陵的意義”，這一見解，甚為高明，顯然，武帝的這次朝會是在為昭帝的即位暗作準備，而昌邑王髆很可能便是在這次朝會前後死去。
總之，昌邑哀王髆之死在武帝诏立幼子之前,《漢書》卷九十七《孝武李夫人傳》言其“早薨”，亦未嘗不可。關于昌邑哀王髆的死亡原因，史籍阙載，難以詳辨，但他的死，也很可能是武帝為昭帝即位掃清障礙而巧作安排的結果。
《漢書》卷八《宣帝紀》載：
“巫蠱之禍”發生時，宣帝尚為一襁褓嬰兒，“猶坐收系郡邸獄”，至後元二年(即武帝崩之年),“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者，無輕重皆殺之”。
這次以“術士一言，盡殺系囚”的風波，正是武帝為昭帝登臨帝位而做的最後一次努力。武帝制造這起血案，其意在将衛太子遺孫劉病已置于死地。雖然經過“巫蠱之禍”的血腥掃蕩，衛太子勢力消滅殆盡，但畢竟仍有孑遺，他們同情和思慕衛太子，對武帝不能徹底為衛太子昭雪深懷不滿，于是他們便極力保護衛太子唯一的親人，積蓄待發，以圖東山再起。
意識到太子殘餘勢力的存在，将會構成昭帝統治的潛在威脅，為防患于未然，武帝便在彌留之際下令“盡殺系囚”。
當然，衛太子的遺孫能僥幸活命，全賴同情太子的殘餘勢力的冒死相救。由上可見，昭帝能夠登臨帝位全賴武帝的苦心經營，也正因如此，昭帝在位十四年中，對衛太子冤獄才不聞不問。
5、謎團五：宣帝為何為“衛太子”昭雪？
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七月，在霍光等人的輔佐下，衛太子遺孫劉病已登臨帝位。他的登基，拉開了為衛太子冤獄全面昭雪的序幕。
宣帝不僅給衛太子等人上谥号、置園邑，而且還給予衛太子故吏以應有的地位和待遇。作為衛太子的遺孫，名正言順的給其祖父、父親昭雪是當時收買民心的義舉，同時也是宣帝借昭雪事件來培植親己勢力的最佳途徑。
宣帝自幼身陷囹圄，長在民間，根基十分薄弱，正因如此，才被霍光等人扶上了帝位。
呂思勉先生認為霍光決定立宣帝的原因是：
“宣帝起匹夫，則無輔之者矣，此其是以始忌之而後卒立之與？”
霍光自後元二年（公元前87年)武帝病榻托孤以來，前後秉政二十年，其黨羽連體，盤踞于朝廷。每當霍光待側，宣帝便猶若芒刺在背，難以從容肆體。
為了培植起一股能掣肘霍光大權的親己勢力，宣帝便借助昭雪事件大作文章，極力拔擢微故舊恩，并委以重任。
《漢書》卷七十四《丙吉傳》載，宣帝即位後，對舊故恩人丙吉數加封賞，初賜爵關内侯，後又封為博陽侯，食邑一千三百戶。
“後五歲，代魏相為丞相”。
卷五十九《張安世傳》載：宣帝即位時，恩人張賀已死，然宣帝仍厚加封賞。
卷六十《杜延年傳》載：
“時宣帝養于掖庭，号皇曾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宣帝即位，褒賞大臣，延年以定策安宗廟，益戶二千三百，與始封所食邑凡四千三百戶”。
杜延年共有子七人，皆貴幸朝廷。
不僅如此，宣帝還以昭雪為由，着力培植外戚勢力。宣帝祖母（即衛太子史良娣）在“巫蠱之禍”中被害，宣帝封史恭（即史良娣兄）三子皆為列侯，其長子高“侍中貴幸，以發舉反者大司馬霍禹功封樂陵侯”。
史皇孫王夫人（即宣帝母）亦死于“巫蠱之禍”中，宣帝封其外祖母王媪為博平君，“以博平、蠡吾兩縣戶萬一千為湯沐邑。封舅無故為平昌君，武為樂昌君，食邑各六千戶”。
由上可見，宣帝時期衛太子冤獄終于得以徹底昭雪。
宣帝大張旗鼓地推行昭雪措施，固然是出于他個人的情感恩怨，同時也是為當時的政治形勢所必需。
宣帝正是通過昭雪措施扶植了一大批親己勢力，才為他最終“匕鬯不驚”的鏟除霍氏勢力和鞏固自己的統治奠定了客觀條件。
然而，凡事過猶則不及。
楊樹達雲：
“然則元帝之信任恭、顯，成、哀時外戚之貴盛，其源皆自宣帝啟之。當漢世極盛之時，已伏家國覆亡之漸，此亦讀史者所宜知也。”
可以說，宣帝借昭雪一事極力扶植親己勢力、拔擢外戚集團的做法是一種不祥的征兆。從此，外戚勢力扶搖直上，終成尾大不掉之勢。這恐怕是宣帝本人也始料未及的吧。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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