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申 呂淩峰
常印佛（1931—2024）
2024年4月27日，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的礦床地質學家常印佛，在合肥逝世，享年93歲。
常印佛長期從事礦産地質勘查和研究，先後參加和主持過多項大型勘查和科研項目，在地質科技管理和政策制定方面作出貢獻。他一直關心着國家的地質工作，隻要身體允許，他都親自趕到各地開會、考察。他曾以詩明志:“此身許國無多求，樂在圖書山水間。”
以下是2014年5月30日發表在《中國科學報》 印刻專版上的文章，謹以此文緬懷常印佛先生。
重視野外工作的理念伴随常印佛一生，即便當選為院士後，隻要有機會他仍親自到野外，放大鏡随身必帶，每到一地都會用它仔細端詳岩石。他把野外當作課堂和實驗室，從那裡發現真正的問題，也從那裡捕捉解決問題的線索。
如今雖已年登耄耋，但常印佛依然在為揭開地下秘密搜尋寶藏而不遺餘力地發出光和熱。
“他很平淡，沒有太多有趣的事情，但他在平淡之中互相交融，他把智慧潛移默化地傳給大家，而不會居高臨下。他文章很少，更多的是言傳身教，啟發很多人去做……”中國地質科學院副院長董樹文這樣說起常印佛。
科學救國夢
1931年7月6日，在江水流澤的江蘇省泰興縣，一戶常姓耕讀世家裡，一個男嬰呱呱墜地。常家已三代單傳，父親給孩子取了意味深長的名字“印佛”，希望他心念裡能有佛家的某種境界。
小印佛的童年有幸福也有苦難。父母對家中唯一的孩子十分寵愛，尤其是師範畢業的母親不僅給了他最初的啟蒙教育，更以嚴格家教幫他養成了良好的性格和生活習慣。抗日戰争爆發後，社會動蕩，小印佛留在家中随母親學習四年。1940年，因父親在抗戰後方染痢疾辭世，他便與母親和年邁的奶奶相依為命。同年，泰興淪陷。
常印佛的國小與國中是在日寇的統治下度過的，他親眼目睹了中華同胞遭受欺侮和壓迫的深重苦難，憶起當時情形，他依然頗為痛心：“在政治上，是群魔亂舞，暗無天日；在經濟上，是百業凋零，民不聊生；在文化上，則是一片沙漠。”他意識到，國家貧弱才會招緻侵略，于是暗下決心，一定要改變現狀，讓國家富強。就當時而言，好在家中有豐富的藏書可供閱讀，包括古典名著和現代著作，常印佛從中廣泛地汲取營養，其中有一本《世界科學家列傳》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從中認識到科學世界的神奇和科學家的偉大，對科學産生了向往之情。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常印佛很早就從長輩和老師口中知道了泰興當地的兩位名人丁文江和嚴爽。丁文江是大陸地質事業創始者之一，上司了中國早期地質調查與研究工作；嚴爽則是著名的采礦和石油工程專家。他們為尋找祖國的寶藏作出了貢獻，都是科學救國理想的踐行者，也是泰興當地婦孺皆知的英雄。常家與丁、嚴兩家還有些姻緣關系，母親也常教導他要向二位鄉賢學習，職是之故，他對地質學産生一種天然的親切感，與其結下了最初緣分。
常印佛高中就讀于華東地區的王牌中學——南京“中央大學”附屬中學。在那裡他不僅學到了知識，還對科學救國思想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當時理想就是效仿丁文江和嚴爽，做一個地質學家，把祖國地下的資源開采出來，讓國家變得富強，故填報聯考志願時，第一和第二志願分别選擇了清華大學地質系和北京大學地質系，最終被前者錄取。正如他晚年所總結，“強國夢”和“科學夢”，是他一生中的重要驅動力。
在清華大學地質系學習，為常印佛一生的事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清華有來自全國最優秀的同學，也有得天獨厚的師資，在教授常印佛專業課的老師中，有10位後來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如袁複禮、張席褆、馮景蘭、孟憲民、楊遵儀、池際尚、塗光熾等等。當時清華大學通識教育風氣尚存，常印佛廣泛涉獵，博覽群書，并旁聽實體、化學、氣象等系開設的部分課程，還學會了獨立思考和批判精神。經過三年學習，1952年畢業配置設定到安徽銅陵321地質隊。清華是常印佛為科學救國夢裝上翅膀的地方，也是他揚帆遠航的起點。
常印佛在野外工作。
實踐出真知
李四光曾有一句名言：“地質科學的源泉在野外。這裡，也隻有在這裡，才能産生真正的科學問題和科學理論！”這也是常印佛奉為座右銘的一句話。地質學的公理化程度相較其他自然科學為弱，許多規律性認識需要從大量地質現象中總結，這就要求地質學家具備很強的野外工作能力。常印佛來到321隊後，成為一名地質隊員，在最初三年裡，他幾乎把地質工作的所有工種都摸了一遍：看管鑽機、岩芯編錄、區域測量、地質普查與勘探、協助隊長編寫勘探報告等等。他有近半時間在野外度過，先後到青石山、貴池銅山、湖北繁昌等多地做地質普查填圖，并迅速成長，鍛煉出了野外獨立工作的能力。
1955年起，常印佛調至華東地質局有色金屬辦公室工作一年，随後又重返長江中下遊野外一線，先後在374隊和321隊擔任技術負責人、總工程師，直到1964年底。如果從畢業算起，常印佛在長江中下遊從事野外一線地質工作近12年。其間，他參與了銅官山銅礦的勘探和外圍普查，發現（部分參與發現）和探明了獅子山銅礦、鳳凰山銅礦、貴池銅山銅礦、黃山嶺鉛鋅礦等一批大、中型礦床和礦産地，為銅陵有色金屬基地和長江中下遊“工業走廊”的确立提供了資源保障。他還率先組織實施了大陸最早的1：5萬地質調查（銅陵幅），不僅極大提高了這一成礦遠景區的地質研究程度，還樹立了大比例尺地質調查工作的技術典範。到30歲左右，他已對長江中下遊地區的地質地貌、多種礦床類型及分布了如指掌，積累了豐富經驗，為理論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實踐基礎。
“觀千劍而後識器，操千曲而後曉聲”，常印佛的學術研究與發現源于大量的找礦實踐經驗，展現出強烈的實踐與理論的互動。在成礦理論研究方面，他把長江中下遊地區不同時代地層中順層發育的含銅、鐵、金、鉛鋅、鎢、钼、磷礦層的矽卡岩型礦床作為一個系統整體進行研究，引入層控成礦概念，提出“層控（式）矽卡岩型礦床”新類型，豐富和發展了矽卡岩成礦理論；他結合銅陵礦集區，研究了銅陵—戴彙基底斷裂對岩漿和礦床分布的控制規律，提出了“基底斷裂控礦”的認識。在區域成礦學方面，他以長江中下遊為例開展了系統的區域成礦學研究，創造性地提出了該區内成礦結構、控礦規律新認識，系統總結了成礦帶成礦模式，為建構大陸大陸成礦理論奠定了基礎。這些理論成果源于實踐，又反過來促進了實踐，對長江中下遊一系列找礦發現起到了關鍵的指導作用。
常印佛是從野外走出的地質學家，一生著述不多，純學術性的文章約十來篇，專著兩本，但它們都極有分量。實踐性強，成為他學術的最大特征。他沒有讀過研究所學生，沒有出國留學經曆，也沒有進過高校、研究所，一生實戰于生産系統，從321隊總工程師，到安徽省地質局總工程師，他的工作都與地質找礦實踐緊密聯系。人們習慣稱他為“常總”，隻是這個總工程師有些與衆不同，321隊的同僚張兆豐認為他是“能做研究、具有學者素質”的總工程師，而同行學者翟裕生院士則認為他是學界少見的“理、工兼優”的學者。實質上皆因他的學問來源于找礦實踐，來源于常年的野外工作。是以，在院士評選大會上，一位地理學界的資深院士在聽完對常印佛的介紹後發言：“科學院學部委員多數都是作理論研究的，現在地學部正需要這樣既有理論貢獻又有實踐能力的科學家。”
重視野外工作的理念伴随常印佛一生，即便當選為院士後，隻要有機會他仍親自到野外，放大鏡随身必帶，每到一地都會用它仔細端詳岩石。他把野外當作課堂和實驗室，從那裡發現真正的問題，也從那裡捕捉解決問題的線索。他對野外工作的益處深有體會，并深情寄語年輕地質工作者：“野外工作非常重要，對那些剛畢業的大學生，我積極鼓勵他們去野外，起碼在野外工作五到十年，然後再選擇研究機構、學校，從事教學、科研都行，但是最基本的素質要在野外培養出來。”
2011年，陳毓川、宋瑞祥、常印佛、裴榮富、湯中立（自左至右）等院士在秦嶺野外考察。
海外建奇功
令常印佛深感幸運的是，他的“文革”十年大部分時間都在國外度過，那時的他先後被派往越南和阿爾巴尼亞做地質援助工作。
受地質部借調，常印佛擔任援越地質專家組組長，在老街一帶尋找銅礦，并直接負責新權銅礦床勘探和外圍普查工作。經過研究，他否定了原先認為該區礦床是矽卡型礦床的看法，弄清楚了實際成礦過程。專家組以新認識指導勘查工作，大大地增加了儲量及遠景。
援越地質專家在老街地區的勘查工作，總結了當地銅礦成礦規律，在主要規模的找礦遠景方面具有較大貢獻，地質報告獲得越南政府高度認可，為越南礦産開發和經濟建設貢獻了力量。常印佛作為援越地質專家組的負責人，作出了較大貢獻，在項目結束次年獲得越南國會頒發的二級勞動勳章。
援越工作曆時三年多，專家組在完成援助任務後回國，當時國内正值“文革”浪潮洶湧，而常印佛很快又被地質部借調到阿爾巴尼亞擔任地質成套援建項目技術總負責人，經過簡單的政策學習，即飛往海外。
在阿爾巴尼亞，常印佛作為援阿地質大隊總工程師，負責全區整個項目的地質技術管理和指導工作，另外還直接負責米爾迪塔銅—鉻礦帶中銅礦的區域成礦地質條件和分布規律的研究。在他所負責的成礦帶内，經過實際調查，推翻了原先對地形構造的認識，找到了符合實際的控礦規律，并擴大了礦産儲量。
中國援阿地質大隊經過4年多努力，圓滿完成援建項目任務，所做工作被阿地質總局局長譽為“樣闆性的工作”。回國前，阿爾巴尼亞最高上司，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一書記兼總理恩維爾·霍查（Enver Hoxha，1908~1985）率政府代表成員舉辦宴會作餞行和感謝。次年，常印佛獲阿爾巴尼亞政府授予的一級勞動勳章，以此表彰他在援阿地質工作中作出的貢獻。
常印佛回國時已是1974年，近十年的援外經曆使他幸運地躲開了國内政治風雨的沖擊，他依然能夠繼續從事業務工作，并有進一步積累和提升。雖然越南和阿爾巴尼亞的地質成礦特征與國内不同，但他開闊了眼界，在工作思路和方法上都有收獲。
兩院摘桂冠
改革開放後，常印佛先後擔任安徽省地質局副總工程師、總工程師兼副局長。這是他學術的總結階段也是開創階段。他在總結多年工作經驗的基礎上，把認識提升到理論高度，并寫成學術論文發表。另一方面，他也開始主持許多大型科研項目，包括全國首批跨省區劃項目、科技部“七五”和“八五”期間開展的兩輪長江中下遊隐伏礦床預測科技攻關項目。這些地質科研的大手筆都取得了高水準的研究成果。
在1985年地質部在太原召開的固體礦産普查會議上，常印佛代表安徽省地質局發言。他首次提出把全國礦産普查工作的發展曆史劃分為三個階段，積極倡導遵循由淺到深，由“點”到“面”再到“體”的地質認識規律，指出在當下技術和方法手段允許，且工業開采能力有長足進步的條件下，應向深部找礦，并建議在重要成礦遠景區開展立體地質填圖。會後，他率先在銅陵、大冶礦集區開展了立體填圖試點研究。深部找礦理念的提出與國際同步，揭開了大陸地質礦産工作向深部進軍的序幕。
常印佛多年的勞動成果獲得了國家和社會的認可：1979年，國務院授予他“全國勞動模範”稱号；80年代又先後獲“地礦部成果一等獎”（兩次）和“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并被國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科學、技術、管理專家”稱号。1991年，因其在礦床學、區域成礦學和找礦勘探學等方面做出的一系列創造性的理論發現，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地學部學部委員（院士），也是當年唯一在省局系統内當選的地學部委員。1994年，中國工程院成立，常印佛因其在工程科技領域作出的傑出成就，被從科學院直接遴選為工程院首批院士。中國科學院院士獲此殊譽者僅30人，地學部僅2人。
當選院士之年，常印佛60歲，正值經驗豐富而精力未減的人生階段。其後，他繼續主持完成了科技部“八五”科技攻關項目，主持或參與指導完成“九五”“十五”期間多項國家重點科研項目和安徽省科研項目，其學術研究主線亦由找礦勘察、成礦系統向地球系統轉向，緻力于在更高的層次上認識長江中下遊乃至華東—環太平洋地區的成礦規律。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到21世紀初，由于國家礦産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出現偏差，過分依賴國際市場，使得全國固體礦産普查工作經曆了15至20年的蕭條期。為改變此種窘境，常印佛與其他院士一起呼籲，國家應加強對地質工作的支援，開發本國資源，確定國家安全和可持續發展，并提出具體對策和辦法。伴随着經濟發展“資源瓶頸”的凸顯，國家終于在2006年出台了《國務院關于加強地質工作的決定》，使地質工作煥發青春。
在地質蕭條期内，常印佛在銅陵主持的立體地質填圖試點因缺少支援而沒能繼續下去，到本世紀初，他又積極倡導開展深部找礦，繼續選擇銅陵大型礦集區作為研究重點，并在全國找礦工作部署會議上力保長江中下遊地區作為找礦重點。在2007年于合肥召開的全國深部找礦研讨會上，常印佛再次從戰略高度闡述了深部找礦工作的下一步方針，提出要做好地質勘探技術、隊伍和人才三個方面的準備工作。近年來的找礦實踐充分證明了這一理念的前瞻性和重要性。
近年來，全國地質工作呈現蓬勃發展的大好形勢，但同樣存在着一些問題，如地質體制亟待改革，地質蕭條期留下的問題仍未得到完全解決，地質隊伍建設、人才培養亦有待完善等等。常印佛對這些問題都作了冷靜的思考，深入分析了全國“三勘”（勘查工作、勘查機關和勘查隊伍）的曆史與現狀，并提出了建議和對策。
進入晚年後，常印佛更多地是為地質工作提供指導和建議。雖然現已年登耄耋，但常印佛仍然關心着國家的地質工作，還有許多好的想法與建議，他仍會風塵仆仆地趕到各地開會、考察，還常到地質一線山水中去。他不知疲倦，樂在其中。
常印佛（左一）在大别山響洪甸水庫野外讀圖。
（作者機關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