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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蒸餾酒雖有“汗酒”“燒酒”“重釀酒”等漢語名稱，但一度流行的“阿剌吉酒”等音譯名稱，使得中國蒸餾酒起源成為頗具争議的國際性學術問題。本文在系統梳理史籍所載“汗酒”及其制備用具的基礎上，結合考古發現的相關資料，通過“汗酒”名稱和蒸餾器具淵源的探析，認為“汗酒”之名理應源自曆史典故“汗出如漿”，而制備“汗酒”的酒铛實乃釜、甑等多件套甗式蒸餾器。尤其“酒铛”與古代蒸餾器實物的互相對應，有助于重新審視中國蒸餾酒、蒸餾器的起源及演化曆程。
基于“阿剌吉”酒名在元代的突發式流行，兼之李時珍《本草綱目》又稱“燒酒非古法也，自元時始創其法”[1]，以緻蒸餾酒是元代從西域傳入的觀點流行至今。雖然漢代甗式蒸餾器的相繼發現也曾引發了一些讨論，但元代傳入說的主流地位并未發生根本改變。究竟是事實如此還是另有隐情，筆者在此前的讨論中傾向于後者[2]。本文以元代“汗酒”的蒸餾酒稱謂及其制備用器為據，在探究其曆史淵源的基礎上，進一步解析中國蒸餾酒的起源問題。
一、元代的“汗酒”與汗酒法
元代的“汗酒”主要見于詩詞等古代文學作品。不過，在為數不多的詩篇中，除了“汗酒”名稱，還難能可貴地涉及到“汗酒”的制備方法和器具名稱，故而汗酒被毫無争議地納入蒸餾酒的範疇，亦即“汗酒”如同燒酒（南番燒酒法）、重釀酒等，都是與“阿剌吉酒”對應的漢語稱謂。
有關“汗酒”的記載散見于元明清時期的詩詞作品中。如元卞思義《汗酒》：“水火誰傳既濟方，滿铛香汗滴瓊漿。開尊錯認薔薇露，溜齒微沾菡萏香。”[3]元李昱《戲柬池莘仲》：“年深始作汗酒法，以一當十味且濃。王君親傳坎離鼎，出甕鵝黃煮秋影。”[4]明徐渭《九馬圉人圖二·圉醉瀕堕》中有“汗酒胡蔥醉似泥”的描述[5]。清陳恭尹《次和劉沛然王礎塵廣州荔枝詞十首·其六》中亦有“嘗新已辦鹽魚飲，消熱唯開汗酒缸。”[6]
這些詩文不僅呈現出“汗酒”濃烈的蒸餾酒特性，也涉及蒸餾制備方法。但有關“汗酒法”的來源，自元代開始就存在着兩種不同的說法。如元張庸在其《汗酒歌》中直言“汗酒之法出羌中，下離上坎燒丹同。”[7]其中“羌中”當指甘青及川西等羌人聚居地。而許有壬認為：“世以水火鼎煉酒取露……其法出西域，由尚方達貴家，今汗漫天下矣。譯曰‘阿爾奇’雲。”[8]其中水火鼎意同坎離，但“阿爾奇”有别于“汗酒”，乃阿剌吉的音譯名稱之一，且西域也很難等同于“羌中”。
清代學者普遍視“汗酒”為燒酒，并以此為基礎展開對其起源的追溯。如王士雄《随息居飲食譜·水飲類》：“燒酒，一名汗酒。性烈火熱，遇火即燃。……汾州造者最勝。”[9]翟灏[10]、梁章钜[11]亦認為汗酒即燒酒，并将其與阿剌吉酒對應，隻是二人對唐代“燒春”或“燒酒”是否等同于清代的白酒，尚有分歧。另張之洞與幕府陳衍就燒酒的起源展開讨論，陳認為“今燒酒殆元人所謂汗酒”，張之洞則以《陶淵明傳》雲“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稻，稻以造黃酒，秫以造燒酒也”為依據，主張燒酒晉已有之。讨論中二者共同将秫酒（高粱酒）了解為燒酒，并最終以《禮記·月令》中“秫稻必齊”為依據，将燒酒即汗酒的起源追溯至先秦兩漢時期[12]。
無論如何，元代的蒸餾酒稱謂不惟音譯名稱“阿剌吉酒”等，還有“汗酒”“燒酒”“重釀酒”等漢語名稱。不無遺憾的是，當代學者有關蒸餾酒起源的讨論，普遍是以“燒酒”為主要線索而展開的。至于“汗酒”名稱的緣起及其與中國古代蒸餾酒起源的關系，卻鮮少涉及，混沌依舊。
值得注意的是，梁章钜在解釋“汗酒”的過程中，還記錄了清代燒酒、白酒、氣酒等幾種不同的蒸餾酒稱謂，其中“氣酒”之名并未廣泛流傳。姑且不論文字記載往往滞後于語言演化的事實，許多源于生活的曆史語言也會因時代、地域乃至社會階層等因素而失之于文字，史籍記載的局限性難以忽略。
二、“汗酒”制備用器的曆史淵源
如前所述，翟灏認為唐代史籍中的“燒春”就是燒酒，而梁章钜則認為白居易“燒酒初開琥珀光”，其所雲“燒酒”為紅色，有别于清代的白酒。不過白居易原詩為“燒酒初開琥珀香”[13]，梁氏稱白居易詩中的“燒酒”為紅色，似乎有些不妥。至于唐代的“燒春”或“燒酒”是否也具有蒸餾酒屬性，或可通過“汗酒”制備用器及其曆史淵源給予工藝傳統方面的驗證。
《汗酒》《戲柬池莘仲》詩中均涉及蒸餾方法及其用器。結合元迺賢《新鄉媪》：“銀铛燒酒玉杯飲，絲竹高堂夜歌舞”[14]的詩句，可知“汗酒法”理應等同于燒酒法。而詩作中的“既濟”出自《周易·小過》，所謂“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預）防之’”；又《周易·說卦》雲：“坎為水……離為火”[15]，是知水火意同坎離，用于制酒的既濟方乃水上火下的蒸餾之法，蒸餾用铛也可謂“坎離鼎”或“水火鼎”。
當然，即便确認了酒铛或坎離鼎的蒸餾器屬性，仍無法從兩篇詩文中獲知其具體結構。所幸元朱德潤《軋賴機酒賦》、許有壬《詠酒露次解恕齋韻》中都不同程度地描述了蒸餾器及其使用特點。《軋賴機酒賦》[16]不僅直呼蒸餾器為“釀器”，還揭示其具有“一器而兩”的特征，由“圈铛”與“殊甑”椷合而成。
顯然，铛應是釀器即蒸餾器的構件之一，但時常也可指代蒸餾器。所謂“扃鑰之機”“椷合之無餘”，是指兩件套蒸餾器如同鎖鑰一般組合完美。“圈铛外環而中窪，中實以酒”指蒸餾釜口部具有外環而中窪的結構特征；“中涵既竭于連熝”指釜内液體蒸發殆盡的狀況；“頂溜鹹濡于四旁”說明“殊甑”實乃穹隆或攢尖底的冷卻器，否則冷凝液便無法環聚于四周；“乃瀉之以金盤”指冷凝液從“外環”于釜口、狀似金盤的凹槽洩出，最終再“盛之以瑤樽”。
許有壬“世以水火鼎煉取酒露”的詩序表明，其詩文所描寫的蒸餾器亦當為酒铛，詩中“一溝圍繞走銀濤”實際就是凹槽狀環形釜口，“璇穹不惜流真液”則是冷卻器穹隆底結構及使用特點的形象描述。而元代詩賦中抽象描述的酒铛或水火鼎，其結構特征已經通過考古發現轉化為具象展現[17]（圖一）。如此一來，朱、許二人的詩賦便可彌補卞、李詩文的欠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汗酒”蒸餾用器的結構特征。
▲圖一 金元時期青銅蒸餾器構造
無論酒铛還是水火鼎、坎離鼎，皆非元代始見。其中，水火鼎、坎離鼎之名源于煉丹術，唐末呂岩在《呂祖指玄篇》中有“急捉虎龍場上戰，忙将水火鼎中煎”[18]、《失調名》“鼎裡坎離，壺中天地，滿懷風月，一吸虛空”[19]等詩句皆可佐證。酒铛之名亦可追溯到唐代。李白《襄陽歌》中即有“舒州杓，力士铛，李白與爾同死生”[20]。
宋窦蘋《酒譜·飲器》有雲：“自晉以來，酒器又多雲鎗。故《南史》有銀酒鎗。鎗或作铛，陳暄好飲，自雲‘何水曹（何遜）眼不識杯鎗，吾口不離瓢杓。’李白雲‘舒洲杓，力士铛。’《北史》雲‘孟信與老人飲，以鐵铛溫酒。’然鎗者本溫酒器也，今遂通以為蒸饪之具雲。”[21]而涉及酒铛淵源的史籍内容可追溯至三國時期。南朝齊梁間的隐士何點于永明元年（483）受召中書郎，因不願接受征召，避見豫章王蕭嶷，竟陵王蕭子良得知後便饋贈其“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表達誠意[22]。
嵇叔夜即嵇康、徐景山即徐邈，二人皆三國魏之名仕。不過，窦蘋把酒铛定性為溫酒器，是否推翻了蒸餾器屬性的認知結果呢？答案是否定的。筆者曾讨論過溫酒器之“溫”字的含義，并認為基于飲用的熱酒器具一般不需結構複雜的甗類器物，尤其是釜、甑、盆等組成的多件套分體甗[23]。在當代黃酒釀造工藝中，偶爾也稱加熱滅菌為“溫酒”（多稱“煎酒”），明顯不是加熱飲用之意[24]。再者，酒液加熱飲用主要限于冬季，一般僅需消除冰涼之感即可，溫度不宜過高，加熱方式不拘一格。
特别是五代以來流行配套使用的注碗[25]，當代學者或稱之為溫碗、溫酒樽[26]（圖二），從注碗之間甚為有限的空間可知，加入些許熱水即可滿足熱飲之需，說明熱飲對溫度的要求不高。而且，史籍中還有“暖酒”“燙酒”等諸多說辭，或可進一步說明“溫酒”的實際意義未必都是指加熱飲用。邏輯上，如果酒铛是加熱飲酒用具，理應随着注碗的流行而漸趨衰亡，但窦蘋并未言及兩者的替代關系，也沒有關于酒铛功能發生重大改變即蒸餾器是由溫酒器衍化而來的任何文字記載。由此可知，酒铛并非用于加熱的溫酒器。
▲圖二 北宋呂氏家族墓出土注碗
唐宋詩詞中也不乏酒铛用于蒸餾的證據，如宋洪咨夔《食糟行》所雲“多從未破甑頭餾，間入半折铛中爊”[27]，甑頭餾與铛中爊（熬）無疑應是蒸餾特征的描寫，并非單純的加熱行為。而吟詠酒铛的唐代詩詞當以陸龜蒙和皮日休唱和“景山铛”的詩篇最具代表性，也隐晦地揭示出酒铛的蒸餾器屬性。陸龜蒙《添酒中六詠·酒鎗》中的“景山實名士……自言中聖人”[28]證明詩文所詠實乃景山铛。
而皮日休唱和的《奉和添酒中六詠·酒鎗》則涉及景山铛的結構特征與使用特點，詩雲“象鼎格仍高，其中不烹饪。唯将煮濁醪，用以資酣飲。偏宜旋樵火，稍近馀酲枕。”[29]首句是指三足釜似鼎而上有甑格，且非烹饪用器。次句的“煮濁醪”若僅限于加熱，則三足釜足矣，無需“格仍高”相輔。顯然，其實際意義理應類似于白居易《府酒五絕·變法》中的“唯是改張官酒法，漸從濁水作醍醐”[30]，亦即若将濁醪變成酒中醍醐（本為酥油或黃油，隐含反複提煉之意），更能達緻“資酣飲”的意境。
第三句的“偏宜”即最宜，“旋”應為旋旋、緩緩之意，“馀酲”即宿酒未消、醉意綿綿；整句的意思是酒鎗最宜柴薪緩火，稍近則酒氣撲鼻令人似馀酲一般。很明顯，這些特征均非加熱飲酒所能呈現的景象。而對慢火燒酒最為形象的描寫當屬白居易《病中數會張道士見譏以此答之》，詩雲“賢人易狎須勤飲，姹女難禁莫慢燒。張道士輸白道士，一杯沆瀣便逍遙。”[31]意即濁酒易緻張道士輕浮而侍應美女屢禁不止，遂暗囑爐頭臨機改變常态的“慢燒”方式，很快奉上一杯沆瀣般的燒酒，旋即令惱人的張道士醉夢逍遙。
元代的詩詞作品進一步明确了酒铛的蒸餾器屬性，其曆史傳承脈絡也非常明晰。铛，原本是指三足釜，或因曹操禁酒而被借喻為酒器，因而酒铛之外還有茶铛、藥铛、餅铛、服散铛或煉丹铛之分。雖皆以铛為名，但具體結構和使用特點未必完全一緻。事實上，铛并非僅指三足釜，還逐漸衍生出了無足铛、折腳铛之名，使得釜、铛的界限更顯模糊不清。無論三足铛還是無足铛，作為蒸餾器的酒铛，一般都擁有甗式蒸餾器的傳統特征。元代“一器而兩”的蒸餾器，應是漢代分體甗即釜、甑（附帶洩餾管）、盆三件套甗式蒸餾器逐漸優化的結果之一。
而不具洩流管的漢代“鏖甗”與漢晉俗語“鏖糟”當為共生語言，應屬内置接酒器的蒸餾器[32]。這種把接酒器置于甑或釜内的蒸餾方式，迄今依然存在于傳統釀酒蒸餾工藝之中，如雲南紅河一帶的“焖鍋酒”等。無論如何，作為制備“汗酒”的蒸餾器具，酒铛實乃釜、甑構成的甗式蒸餾器。及至明清之際，典籍中仍偶将甗與酒聯系在一起，如《明語林》“任誕”故事中，記述了一段顔木“荷炙雞甗酒”與故人“共飲劇醉”，其後“委甗擔去”的故事[33]。
其中的顔木與黃岡王廷陳齊名，稱“楚兩傑”，故事本身當非虛構。所謂“甗酒”應該是指蒸餾酒，“甗擔”就是挑着蒸餾器和其它飲酒用物的擔子，是古代流行的“現蒸現飲”方式的一種極端表現。從鏖甗、鏖糟到甗酒，釜甑式“酒铛”即分體甗的曆史淵源也暗示出“汗酒”或蒸餾酒史源遠流長，極其耐人尋味。需要指出的是，史籍記載的酒铛未必都是蒸餾器，可能也包含着一些專門為了加熱飲用的特殊器具，在此暫不展開讨論。
三、“汗酒”名稱的曆史淵源
“汗酒”之名始見于元代史籍，但源于生活的語言及事例未必都能及時付諸文字。如前引《汗酒歌》雖有“汗酒之法出羌中”之語，但其他史籍中卻不見羌中“汗酒法”的任何線索，文字記載的選擇性和滞後性略見一斑。就“汗酒”名稱而言，其中的“汗”應是形容詞，旨在區分不同于其它酒類的蒸餾酒。那麼，元代以前是否存在以“汗”形容蒸餾液的語言傳統呢？依《說文》所釋：“汗，人液也。”[34]即汗的本義是指人體之液。
再依中醫理論，水谷之液在人體内的轉化起止于上、中、下“三焦”（六腑之一）。尤其《黃帝内經·靈樞·營衛生會》更以“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35]等日常生活中的具象事物闡述“中焦”的功能機理。後世醫作也不乏以釀酒蒸餾比喻汗液的産生機理，如明代虞抟《醫學正傳·汗證》之“論”下：“蓋心為君火主熱，脾胃屬土主濕，濕熱相搏為汗明矣。……又如甑中燒酒，若非湯火蒸淘，則不能成汗液也。”[36]由此來看，把相關液體比喻為“汗”也不足為奇。
事實上，宋代中醫藥劑中也比喻蒸餾水或蒸發的水分為“汗”。如宋《聖濟總錄》有關“蘗（柏）皮散”的用法即雲“甑汗調，塗傅（敷）瘡上。”[37]又《太平聖惠方》“川椒散”“天雄酒”處方中均注明川椒的炮制方法為：“微炒去汗。”[38]楊士瀛《仁齋直指方》中“川椒散”的川椒炮制方法也是如此記載。其中“去汗”明顯無關蒸餾，僅僅是指蒸發其中的水分。“汗青”的本義亦當如此。
據此分析，“甑汗”當指蒸餾水，唐代陳藏器《本草拾遺》中則稱之為“甑氣水”[39]，南朝梁姚僧垣《集驗方》中稱之為“甑下湯”[40]。這種稱謂方式也被明清以來的一些中醫著作沿襲。如明王肯堂《證治準繩·瘍醫》即有：“唇瘡，以甑上滴下汗傅（敷）之，累效如神。”[41]清《洞天奧旨》中則将這一方劑直接稱為“甑汗方”，釋文與《證治準繩》完全一緻[42]。
清《王氏醫案三編》也有“甑汗水”之名，所謂“水露以甜水貯甑，蒸取其露，宜臨時蒸用，取其有升降之機，而養津液也，一名甑汗水，停久則失性矣。”[43]不僅如此，以“汗”借喻蒸餾液的現象也見于花露蒸餾。如南宋張世南《遊宦紀聞》所載：“錫為小甑……竅甑之旁，以洩汗液，以器貯之。畢，則徹甑去花，以液漬香，明日再蒸。”[44]又南宋陳敬《陳氏香譜·李王花浸沉》：“沉香不拘多少，……入甑蒸食頃，取出，去花留汗，汁浸沉香，日中暴幹。”[45]
兩則記載都是以花露浸制固态香料，但均将蒸餾的花露比喻為汗液。不僅如此，前者所謂“竅甑”即甑側留孔，當為洩流管，抑或也類似于《軋賴機酒賦》所謂“殊甑”。當然，無論是“竅甑”還是“殊甑”，一般都需要與釜（铛）配合使用。一則分體甑不便單獨使用，二則《說文》所謂“甑，甗也”“甗，甑也”[46]的解釋，也表明甑和甗可以互訓互證。如此一來，兩者互相指代也應順理成章，即甑的使用理應隐含着配套使用的釜。中國古代的花露蒸餾可能源于西南亞的影響[47]，但究竟是全方位借鑒（包括工藝技術及其器具）還是僅限于資訊借鑒，似乎不宜一概而論。
客觀而言，中國古代長期使用固體香料，是以流行博山爐等各式各樣的熏爐。直至唐末五代，花露即薔薇水才從西域傳入中國，但并未徹底取代固态香料，是以宋代不乏以浸香為目的的花露蒸餾現象。而且，花露蒸餾很可能僅限于資訊的傳入和借鑒，蒸餾技術則主要借鑒了中國傳統的釀酒蒸餾工藝。如元明文獻《墨娥小錄》中的“取百花香水法”[48]、《實體小識》中的“蒸露法”[49]所載花露蒸餾用具，均擁有傳統的甗式蒸餾器特征，明顯不同于西方的“壺式”蒸餾器[50]。
尤其清曹廷棟在《老老恒言》中直言：“蒸露法同燒酒”[51]；顧仲《養小錄》亦雲：“仿燒酒錫甑、木桶減小樣，制一具，蒸諸香露。”[52]這些記載說明古代釀酒蒸餾較之花露蒸餾更為普遍，或者說釀酒蒸餾器具更為世人所熟悉。顯然，從蒸餾器具到借喻花露為汗，皆與花露蒸餾資訊的傳入無關。更具說服力的是，宋元乃至唐代詩詞中還常以“汗甑”等比喻暑天濕熱難耐的生活景象。如元周權《次韻褚仲明苦熱行》詩雲：“人間何處逃隆暑，細葛如裘汗如雨。蒼生堕此深甑中，救暍何時命如縷。”[53]其中“暍”即中暑之意。
類似的比喻在宋詩中似乎更為常見。如宋陸遊《苦熱》詩雲：“萬瓦鱗鱗若火龍，日車不動汗珠融。無因羽翮氛埃外，坐覺蒸炊釜甑中”[54]；李之儀《久旱湫舍殆不可遣免一夕雷雨忽作》詩雲：“半夜一濯雨，斷夢失炎蒸。汗甑不複鼓，蚊雷為之停”[55]；郭祥正《送孫公素朝奉還台》詩雲：“暑雨正郁陶，流汗坐深甑”[56]。唐韓愈《鄭群贈簟》詩雲：“自從五月困暑濕，如坐深甑遭蒸炊。手磨袖拂心語口，慢膚多汗真相宜”[57]。
由于“汗”很難等同于蒸汽，是以汗與甑聯系在一起，似乎不是一般的炊事活動，而包括蒸發和冷卻兩個環節的蒸餾似乎更符合“甑汗”之說。因而，将花露稱為“汗”或“汗液”，如同酒铛之于釜甑式蒸餾器，理應源自既有的語言傳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史籍中還将“汗”比喻為“漿”或“露”。如金蔡圭《燕山道中》詩雲：“獨輪車重汗如漿”[58]。又宋陸遊《夏日雜詠四首·其二》詩雲：“但苦汗如漿”[59]；楊萬裡《初二日苦熱》詩雲：“揮扇隻有汗如漿”[60]；梅堯臣《次韻和永叔夜聞風聲有感》詩雲“汗體如露漙”[61]。
唐白居易《旱熱二首·其二》亦雲：“喘急汗如漿”[62]。而“汗如漿”的曆史典故源于《世說新語·言語》，魏文帝召見少有美譽的鐘毓、鐘會二人，見毓面有汗，遂問之，毓答“戰戰惶惶，汗出如漿”[63]。思及當時的禁酒令，鐘毓“汗出如漿”與名仕徐邈的“景山铛”，不免有些耐人尋味。問題的關鍵在于何“漿”類似于汗出。漿，《周禮》中将其列為四飲（酒正）或六飲（漿人）之一。《說文》釋曰：“漿，酢漿也。”[64]古文“酢”既可通“醋”，也可表示酒禮之“酬酢”。
前文所舉甑汗水、汗青、花露等業已說明，此類比喻理應源于無色透明這一外在表征的相似性，因為汗水中含有氯化鈉等微量鹽分，緻使味道各異而不具可比性。據此分析，如果“漿”皆如後世的漿水而稍顯渾濁，則很難用以比喻“汗”或“汗出”情形。事實上，“漿”字的含義也較為複雜。根據史籍記載尤其詩酒作品來看，漿與酒、糟等難以完全割裂。
姑且不論元代詩人黃玠曾在《阿剌吉》以“寒露漿”襯托阿剌吉酒之白——所謂“阿剌吉，酒之英，清如井泉花，白于寒露漿”[65]，金劉處玄《踏雲行》詞直言：“亂性糟漿，頤神玉液。”[66]“酒流生禍”自古有之，但醋可亂性亘古未聞，故劉氏詞中的“糟漿”實應為酒。唐陸龜蒙《奉和襲美酒中十詠·酒城》詩雲：“殊無甲兵守，但有糟漿氣”[67]，“酒城”中的“糟漿氣”明顯也不可能另有所指。尤其重要的是，言酒為漿的現象并非始見于唐宋時期的詩詞歌賦，糟漿早在先秦時期就與酒、曲等直接聯系在一起。
《列子·楊朱》有載，春秋時期鄭國良相子産即公孫僑的兄長公孫朝好酒，“朝之室也，聚酒千鐘，積曲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于人鼻。”[68]退而言之，即便“漿”僅指酸味飲料，“汗出如漿”的形容也很難成立。一般來說，飲料中的酸味不外乎果酸（葡萄酸、蘋果酸、柑橘酸、甘醇酸等）、乳酸和乙酸等有機酸。自然生成的果酸勿需贅言，發酵産生的渾濁型漿水和乳酸亦然，即便是發酵産生的醋液（含果醋），通常也是有色液體，且因乙酸濃度高于食用醋（約3～5%）而需要加以稀釋。
至于較少使用的調味“白醋”，可以在醋酸發酵液中加入澄清劑或吸附劑，通過澄清脫色而産生；或者以蒸餾酒為釀造原料，加入醋酸菌後發酵而成；抑或通過無水乙酸（冰醋酸）凝固後的無色晶體稀釋而成，但利用乙酸沸點（117.9℃）蒸發水分隻能擷取有色的無水乙酸，尚需輔之以脫色工藝。由此來看，食用類“漿水”以及各類調味食用醋的制作流程及其伴生現象，明顯都不具備類似“汗出”的表征。顯而易見，基于酒與漿的關聯性，即便“汗酒”與“汗出如漿”的比喻對象發生了置換，也難以否認兩者之間的關聯性。
換言之，無論是“汗出如漿”還是“漿出如汗”，兩種比喻方式皆應基于“汗”與“漿”在生成特點上所存在的可比性。再說，就兩種現象與人類活動的關系來看，即便西漢中晚期附加洩餾管的蒸餾器可以凸顯“漿出”的外在表征[69]，但“汗出”作為一種生理現象，理應長期伴随着人類的日常活動，遠非酒漿尤其蒸餾酒所能企及。較之“汗出如漿”，“漿出如汗”似乎更加符合社會生活和語言演化的邏輯過程，後者也許隻是特殊情況下的變通說法而已。
進而，再結合“甑汗（水）”“甑氣水”“甑下湯”以及花露之“汗液”和“氣酒”等組詞特征，将蒸餾而成的“汗酒”了解為“汗出如漿”的衍生語（漿出如汗）和“甑汗酒”的縮略語，當無不可。綜上所述，“汗酒”之名始見于元代史籍，與“燒酒”“阿剌吉酒”一樣，都是蒸餾酒的曆史稱謂。但制備“汗酒”的酒铛或水火鼎、坎離鼎等蒸餾器具及其名稱曆史淵源清晰，明顯沿襲了以釜甑為核心的分體甗式蒸餾器傳統。宋代史籍未見“汗酒”之名，卻普遍以“汗”借喻蒸餾液乃至蒸發的水分。
唐宋詩詞中以甑和汗來形容濕熱體感狀态的語言表現，不大可能源于日常生活中的炊事活動，而應源于煉丹以外的蒸餾實踐（制備水銀、砒霜、硫酸酐等），原因就在于“汗”明顯不是蒸汽及煉丹蒸餾的産物。宋代的“甑汗”等稱謂與“汗酒”名稱非常相近，再依曹魏名仕徐邈的“景山铛”“中聖人”和鐘毓的“汗出如漿”等曆史典故，其曆史淵源甚至可以追溯到三國時期。也就是說，元代“汗酒”之名及其制備方法和用具，皆可揭示出中國古代蒸餾酒源遠流長的曆史事實，非如李時珍所謂“燒酒非古法也，自元時始創其法”，更非元代從西域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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