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書之名#
4月16日，“考古中國”重大項目武王墩一号墓發掘階段性成果釋出會在安徽省淮南市召開，這個令學術界充滿期待的考古項目首次揭開神秘面紗。
武王墩大墓無疑是一項重大考古發現，成果釋出後，引起了社會高度關注，成為網絡熱點話題。基于釋出成果，我們談談對武王墩大墓史學價值的初步認識。
首先，武王墩大墓無疑是迄今經過科學發掘的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結構最複雜、雖有盜擾但儲存狀态良好的楚國高等級墓葬，應屬于楚王級别墓葬。
迄今，考古發掘的東周時期楚系墓葬超2萬座，其中屬于高等級貴族大墓的，有令尹級别的，如淅川下寺2号墓，有封君級别的，如江陵天星觀1号墓、信陽長台關1号墓，有大夫級别的，如荊門包山2号墓、江陵望山1号墓、棗陽九連墩1号墓等等。屬于楚王級别的墓葬中，荊州熊家冢大墓主墓未發掘，僅發掘了車馬坑等附屬遺存，淮南李三孤堆大墓是上世紀30年代被盜掘的，墓葬形制、結構和随葬品情況不甚清楚。
這些令尹、封君和大夫級别墓葬的椁室隻有5個或7個分室，墓坑比武王墩一号墓小得多，而武王墩墓有9室，墓坑邊長達51米。熊家冢陵園面積731畝，陪葬車馬坑長132.6米，小于武王墩大墓的2100餘畝陵園和148米長車馬坑。從随葬品規格來看， 武王墩大墓随葬的大鼎口徑初步測量為88.5—88.7厘米，是迄今所見最大的楚國大鼎，而鼎不僅是當時的國之重器，更是墓主人身份與地位的象征。
至于墓主人是不是楚考烈王，雖然根據文獻記載和相關遺存的分析，存在這種可能性，但目前尚缺乏明确的考古學證據。到目前為止，武王墩墓的考古發掘隻進行到1/3，與之關系密切的李三孤堆大墓過去曾出土過多件含宣王、威王、考烈王、幽王等楚王和太子、王後刻銘内容的青銅器，武王墩大墓也可能出土同類楚簡和青銅器刻銘内容等關鍵性證據，進而幫助我們最終确定墓主身份。
武王墩大墓考古填補了科學發掘的楚系墓葬中頂級墓葬的空白，完善了楚墓的等級序列資料，為研究楚文化的喪葬習俗、社會等級與禮樂制度、宗教信仰等提供了重要資料。
本次發掘是一次秉持精細化發掘理念，預先制定周密發掘規劃，文物保護與多學科研究同步開展的科學發掘。通過發掘和研究，我們不僅知道了楚人如何營建陵墓、埋葬逝者，而且從随葬品中獲得古人的衣食住行、祭祀、娛樂和科技水準，以及楚國宮廷的職官設定等諸多方面的曆史資訊。
比如，從棺椁來看，不僅體量巨大，而且結構精巧，多重木牆和蓋闆之間緊密扣合，榫卯相連。如此大量的木料和複雜的設計構造，不僅展現了墓主的雄厚實力，而且顯示出當時存在經驗豐富的專門機構在組織設計與施工。又比如，椁蓋闆上墨書文字中的“南集府”“北樂府”與過去李三孤堆大墓出土銅器銘文中的“六室”“少府”“太府”等，應是為楚國宮廷服務的專門機構。
此外，本次發掘成果還對解決長期未決的相關學術争論和文物功用問題起到了一錘定音的作用，如李三孤堆大墓椁室也是相似的“亞”字形9分室結構、盜墓出土的勾狀花石塊原來是椁室内壁挂鈎。
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為避強秦而遷都壽春，壽春城成為楚國的最後都城。考古發現顯示壽春城由一系列遺址構成，如柏家台一帶高等級建築基址群、壽濱小城、西南小城（文獻記載推測為春申君所居）、出土多件龍紋玉璧的狀元一号玉器窖藏、出土著名的楚國免稅通關證書——鄂君啟節的邱家花園遺址、出土18整版楚國金币“郢爰”的花園村遺址、牛尾崗制陶作坊遺址、楚國中小型墓葬分布區、位于瓦埠湖東側的楚國高等級貴族墓葬分布區等等。
武王墩、李三孤堆大墓正是楚國高等級貴族墓葬中最突出的大墓。楚國建都壽春雖不足20年，但這些遺存無不顯示出一種王都氣象。武王墩大墓的發掘提供了探讨壽春城結構布局，确定壽春城性質與地位的關鍵資訊。
戰國晚期，秦楚争鋒，楚在西方居于守勢，然失之桑榆，收之東隅，楚威王滅越，楚考烈王滅魯，楚國與楚文化在東方與東南方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與武王墩大墓風格相似的楚文化土坑豎穴墓和陶俑、器物出現在蘇南、浙江一帶，代替了本地吳越文化的土墩墓和印文硬陶、原始瓷器。劉邦集團源于豐沛，項氏叔侄起于江東，皆楚後期占領之地。
漢代文化中包含了濃厚的楚文化因素。由此可見楚文化整合東方、南方文化的成功和楚文化對中國曆史的深遠影響。武王墩大墓的資料為我們探讨楚國如何經營東方地區，楚文化如何整合東方、南方文化，進而認識楚國、楚文化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曆史發展程序中的作用與地位，提供了重要實證。
楚都壽春時期正是秦統一的前夜，齊楚燕秦韓趙魏七雄争勝，逐鹿中原。孟嘗、平原、信陵、春申四公子禮賢納才，合縱連橫，也為我們帶來了“雞鳴狗盜”“毛遂自薦”“脫穎而出”“無妄之災”等脍炙人口的成語典故。武王墩大墓和邯鄲趙王陵、臨淄齊王陵、新鄭韓王陵、臨潼秦東陵等一起成為這段跌宕起伏的戰國風雲的曆史見證，而武王墩大墓是其中迄今為止唯一科學發掘且儲存良好的王陵級大墓。
武王墩的考古發現讓史書中的往事、成語中的故事，不再是遙遠的過去，而是就在我們面前的觸手可及的真實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