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報”今猶在，“一刊”卻無蹤
紅旗雜志為何停刊？
“兩報一刊”這個詞兒産生于文革期間。這“兩報”就是《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而那“一刊”就是大名鼎鼎的《紅旗》雜志了。那會兒，“兩報一刊”俨然就是黨中央的“代言人”。
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志
時至今日，為何“兩報”今猶在，“一刊”卻無蹤了呢？
《紅旗》雜志創刊于1958年6月1日。創辦這份雜志的決定是在同年5月份召開的中共八屆五中全會上通過的。其實，創辦一份黨的理論刊物一直是毛澤東心中的強烈願望，且醞釀已久了。回顧《紅旗》創刊的前前後後，經曆的林林總總，不難發現毛本人對此的關注和參與程度已到了事無巨細的地步。
首先，刊物之是以取名“紅旗”源于毛澤東對紅旗情有獨鐘。毛為刊名的題寫的“紅旗”字樣就達二十多幅，并表示“如不能用，再試寫”。編輯部從這二十多幅字樣中選取的就是人們熟悉的毛體紅旗二字。字型潇灑飄逸，優美律動，可謂氣韻非凡，空前絕後。毛對這幅字的诠釋為“這種寫法是從紅綢舞來的，畫紅旗”。
毛澤東題寫的“紅旗”字樣
其次，刊物上标明“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主辦”也是毛決定的。《紅旗》首任編委會的陣容強大，有鄧小平、彭真、王稼祥、張聞天、陸定一、康生、陳伯達、胡喬木、柯慶施、李井泉、舒同、陶鑄、王任重、李達、周揚、許立群、胡繩、鄧力群、王力、範若愚，且均由毛一一欽定。
第三，毛不但将自己寫的文章在刊物上發表，如《紅旗》雜志第一期（創刊号）就刊登了他在1958年4月5日撰寫的那篇《介紹一個合作社》，而且還以《紅旗》雜志社的名義主動與相關作者約稿。尤其在創刊後那幾年，毛對刊登在雜志上的每一篇文章都要進行審閱，且還親自對文章進行修改。
《紅旗》雜志創刊号（1958年6月1日）
自創刊至文革初期，可謂《紅旗》的全盛時期。原因除毛的關注和鼎力支援外，主要是效力于《紅旗》的那些“筆杆子”們給力。
在《紅旗》頭幾年的目錄上，可看到文章的作者大都是出自三個署名，其實這不過是三個寫作集體的筆名。
一是寫國際評論的“于兆力”。“于兆力”是由喬冠華、姚臻、王力組成的寫作團隊。
二是寫思想文化評論的“施東向”。“施東向”是以副總編輯胡繩為首，中央政治研究室王忍之、丁偉志、鄭惠等參加的寫作小組的筆名。
三是寫經濟評論的“許辛學”。“許辛學”是“虛心學”的諧音，由副總編輯鄧力群牽頭，梅行、馬洪參加的寫作小組。
難怪有人調侃道，全國有“三面紅旗”，《紅旗》雜志也有“三面紅旗”，這“三面紅旗”指的就是這三個集體寫作班子。
紅旗雜志的三面紅旗
喬冠華（于兆力）、胡繩（施東向）、鄧力群（許辛學）
進入文革後，因寫作集體中的成員多被打倒或“靠邊站”，故“三面紅旗”不再飄揚。然，所幸支撐着《紅旗》雜志的骨幹尚在，即總編陳伯達和王力、關鋒、戚本禹這三個副總編。他們被稱為“一面大旗”的陳伯達和“三面小旗”的王、關、戚。因他們既是《紅旗》筆杆子中的翹楚，也是中央文革沖鋒陷陣的幹将，故文革初期的《紅旗》風頭仍絲毫不減。
“一面大旗”-陳伯達
豈料，在文革中“興風作浪”的王、關、戚，不久便被文革的漩渦所吞噬。1967年8月底，王力和關鋒被隔離審查。次年1月，戚本禹也出事了，王、關、戚終于在秦城湊齊了。1970年的10月18号，陳伯達在廬山會議上“翻船”，随即也被羁押至秦城監獄。随着“一面大旗”和“三面小旗”的落下，紅旗雜志的全盛不再。後來，“四人幫”中的姚文元成為了紅旗雜志的負責人，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為止。
“三面小旗”-戚本禹、王力、關鋒
1976年12月，王殊就任紅旗雜志總編。他曾任新華社駐聯邦德國分社社長，因在中國與西德建交發揮了重要作用，被調任外交部并擔任中國駐西德大使。然，在新華社和外交戰線曾大顯神威的王殊，在紅旗雜志社卻業績平平。
王殊
若數落王在任主編期間幹了哪些“驚天動地”的事兒，或許就是那篇鼓吹“兩個凡是”的社論《學好檔案抓住綱》了，盡管發表這篇社論完全是來自黨中央的旨意，并非王的本意。
“兩報一刊”社論-“兩個凡是”的出處
1978年5月，王殊被調回外交部，由新華社社長熊複接替了他的職務。然，令熊複始料未及的是，在其走馬上任之際，一篇與“兩個凡是”對着幹的文章着實将了他一軍。這篇文章就是署名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且此文在全國引發了一場關于真理标準問題的大讨論。
這篇文章在《光明日報》發表後，新華社開始向全國範圍轉發。三天後，《人民日報》和《解放日報》也相繼轉載了此文。若從“講政治”這一視角觀察，“兩報”轉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一文，無疑是表明了擁護和認可的立場，自然也就站到了“兩個凡是”的對立面上去了。然，令全國人民不可思議的是，“兩報”有了反應，但“一刊”卻無動靜。那些在文革中善于從報紙字裡行間窺測政治動向的人們，似乎已感到了中央上層的那股“暗流湧動”......
熊複
作為《紅旗》總編的熊複，在這次“真理标準大讨論”中都做了些什麼呢？未轉載這篇文章則公開表明了《紅旗》将不介入這次“真理标準大讨論”，也就是說《紅旗》在這次大讨論中徹底“躺平”了。然，面兒上“躺平了”并不意味着熊複沒有自己觀點和立場，他曾在私下多次向編輯部有關人員“交底”，并清晰地表述了自己的态度：
1、光明日封包章并不代表中央的态度。
2、目前應繼續堅持先前的理論，而不是搞什麼發展或創新。他質疑有人是在抓住“真理标準的讨論”做文章。
3、“兩個凡是”的方針要捍衛，并同各種背離毛主席思想的人和事兒作鬥争。
熊複不僅有觀點，而且還有行動。一是所有在《紅旗》上發表的文章中，若有與“真理标準”有關的内容一律删除。二是繼續在《紅旗》雜志發表堅持“兩個凡是”的文章。
1978年7月，紅旗》雜志向譚震林約稿，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51周年。為了給《紅旗》一個台階下，擺脫因“不介入”真理标準大讨論而處于的被動局面，譚拟通過井岡山鬥争實踐進一步夯實“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标準”這一論點的基礎。豈料譚的這個“好心”并未得到“好報”。當譚的那篇題為《井岡山鬥争的實踐與思想的發展》文章交稿後，在熊複那裡卻未能通過。
譚震林
譚震林被告知，文章發表前，文中所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标準”的内容必須删除。此要求不但遭到了譚的斷然拒絕，而且這個“官司”還打到了中央。經華國鋒、汪東興、鄧小平、李先念、葉劍英圈閱後，最終裁決是“此文可發”。據悉，華、汪二人雖同意，但還是持保留态度的。但鄧的批示卻是旗幟鮮明，入木三分：“我看這篇文章好，至少沒有錯誤。改了一點，如《紅旗》不願登，可轉《人民日報》登。為什麼《紅旗》不卷入？應該卷入，可以發表不同觀點的文章。看來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 這篇文章最終還是在《紅旗》上原文發表了，盡管熊複是很不情願的，這回的“打臉”使他真的“被動了”。
鄧小平（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9年1月，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在京召開，大會由新任宣傳部部長胡耀邦主持，且會上24人聯名要求徹底改組《紅旗》雜志編輯部。為此，胡專門約談了熊複。此時此刻，熊才交代了其所作所為完全是秉承中共副主席汪東興的旨意，也是華主席的意見。換言之，《紅旗》之是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正是有了這把“尚方寶劍”。盡管如此，熊還是在不提及上級的前提下，就《紅旗》遲遲不介入“真理标準”大讨論進行了檢讨。令熊複感到委屈和抱怨的是，當初關于這場讨論中央為何沒有下達一個正式檔案。在既不清楚這個讨論的背景，也沒有正式檔案的情況下，有後顧之憂他才遲遲沒有表态。
胡耀邦（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
雖在胡的力挺下，熊複逃過了“彈劾”一劫，并在《紅旗》主編這個位置上幹到1988年5月卸任，但他并未使紅旗從低谷中走出，重塑《紅旗》雜志的輝煌。
1987年12月16日，《中央機構改革上司小組關于中央、國務院關于機構改革方案》下發。其中包括撤銷《紅旗》雜志社，由中央黨校主辦一個黨内的理論刊物。《紅旗》自創刊以來，到1987年走過了将近30個年頭。雖已黯去了昔日的輝煌，但其被停刊，着實令黨内外人士倍感突然。
1987年12月21日，《紅旗》編委會給當時中央分管宣傳工作的上司人和書記處寫了報告：“近日社内外盛傳《紅旗》機構要變動，1988年第一期按計劃12月25日發稿，27日付印。《紅旗》是否照常出版，請批示。” 12月23日，得到回複是：“中央宣傳說服會上重申《紅旗》必須停刊，1988年第一期照印照發，同時成立一個三人小組起草改刊第一步方案。” 12月25日，三人小組開會讨論第一步方案内容。1988年2月12日黨校負責人與《紅旗》雜志的幹部接觸後，感到黨校确實不可能有力量辦刊。3月2日，三人小組給中央的信中寫到：“《紅旗》在國内外已有相當影響，發行量達240萬份，不改刊名為利。” 然，中央仍堅持原來“刊名改，黨校辦”的意見，且确定6月15日為《紅旗》的停刊日期。
6月16日，《紅旗》1988年第十二期，也就是《紅旗》最後一期出版。自1958年6月1日創刊到1988年6月15日停刊，《紅旗》整整走過了30個年頭，且出版的期數也永遠定格在了544這個數字上，盡管有人說這個數字不吉利。耐人尋味的是，雜志正文沒有一字提及停刊，但封底“歡迎訂閱求是雜志”的大标題下是“中共中央決定，《紅旗》雜志停刊，《求是》雜志7月1日創刊”的字樣。《紅旗》就這樣悄然地退出曆史舞台。
《紅旗》雜志最後一期
《紅旗》停刊後，為此“扼腕歎息”者無數。有人說不介入“真理标準大讨論”是壓垮《紅旗》最後一根稻草，也有人說正是由于熊複的“唯唯諾諾，瞻前顧後”才使其成為了《紅旗》的“末代皇帝”。還有人說如果當年能借“譚老闆”的那股東風，或許“人民升天，紅旗落地”的場景将不會出現...... 然，曆史沒有如果。
《求是》雜志社-北京市東城區北河沿大街甲83号
還是《紅旗》升起的那個地方......
曆史的程序往往伴随着戲劇性。無獨有偶，《求是》雜志創刊号的封面與《紅旗》相同也是白色。更有意思的是，1989年，十三屆四中全會召開一個月以後，《求是》改由中共中央主辦，恢複了黨中央機關刊的地位。
從習近平緻《求是》暨《紅旗》雜志創刊60周年的賀信中可以看出，《求是》乃《紅旗》的延續。《紅旗》走過的三十年承擔了一個時代的曆史責任，其曆史使命是宣傳和樹立毛澤東思想在國際上的重要指導意義，且這一以政治思想理論為中心的使命已完成。《求是》則承擔了一個新時代的曆史使命，且這一曆史使命聚焦在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方面。這一使命在《求是》創刊号上就已清楚地表明。
在中央黨校禮堂前廣場上毛主席“實事求是”手書镌刻在一塊泰山石上。這是毛在1943年為延安中央黨校題寫的校訓。然，《求是》刊頭并未從這幅題字中選取，而是由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題寫，其中之寓意耐人尋味。
鄧小平為《求是》雜志、《中國體育報》題名
1988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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