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报”今犹在，“一刊”却无踪
红旗杂志为何停刊？
“两报一刊”这个词儿产生于文革期间。这“两报”就是《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而那“一刊”就是大名鼎鼎的《红旗》杂志了。那会儿，“两报一刊”俨然就是党中央的“代言人”。
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
时至今日，为何“两报”今犹在，“一刊”却无踪了呢？
《红旗》杂志创刊于1958年6月1日。创办这份杂志的决定是在同年5月份召开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其实，创办一份党的理论刊物一直是毛泽东心中的强烈愿望，且酝酿已久了。回顾《红旗》创刊的前前后后，经历的林林总总，不难发现毛本人对此的关注和参与程度已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
首先，刊物之所以取名“红旗”源于毛泽东对红旗情有独钟。毛为刊名的题写的“红旗”字样就达二十多幅，并表示“如不能用，再试写”。编辑部从这二十多幅字样中选取的就是人们熟悉的毛体红旗二字。字体潇洒飘逸，优美律动，可谓气韵非凡，空前绝后。毛对这幅字的诠释为“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
毛泽东题写的“红旗”字样
其次，刊物上标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也是毛决定的。《红旗》首任编委会的阵容强大，有邓小平、彭真、王稼祥、张闻天、陆定一、康生、陈伯达、胡乔木、柯庆施、李井泉、舒同、陶铸、王任重、李达、周扬、许立群、胡绳、邓力群、王力、范若愚，且均由毛一一钦定。
第三，毛不但将自己写的文章在刊物上发表，如《红旗》杂志第一期（创刊号）就刊登了他在1958年4月5日撰写的那篇《介绍一个合作社》，而且还以《红旗》杂志社的名义主动与相关作者约稿。尤其在创刊后那几年，毛对刊登在杂志上的每一篇文章都要进行审阅，且还亲自对文章进行修改。
《红旗》杂志创刊号（1958年6月1日）
自创刊至文革初期，可谓《红旗》的全盛时期。原因除毛的关注和鼎力支持外，主要是效力于《红旗》的那些“笔杆子”们给力。
在《红旗》头几年的目录上，可看到文章的作者大都是出自三个署名，其实这不过是三个写作集体的笔名。
一是写国际评论的“于兆力”。“于兆力”是由乔冠华、姚臻、王力组成的写作团队。
二是写思想文化评论的“施东向”。“施东向”是以副总编辑胡绳为首，中央政治研究室王忍之、丁伟志、郑惠等参加的写作小组的笔名。
三是写经济评论的“许辛学”。“许辛学”是“虚心学”的谐音，由副总编辑邓力群牵头，梅行、马洪参加的写作小组。
难怪有人调侃道，全国有“三面红旗”，《红旗》杂志也有“三面红旗”，这“三面红旗”指的就是这三个集体写作班子。
红旗杂志的三面红旗
乔冠华（于兆力）、胡绳（施东向）、邓力群（许辛学）
进入文革后，因写作集体中的成员多被打倒或“靠边站”，故“三面红旗”不再飘扬。然，所幸支撑着《红旗》杂志的骨干尚在，即总编陈伯达和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三个副总编。他们被称为“一面大旗”的陈伯达和“三面小旗”的王、关、戚。因他们既是《红旗》笔杆子中的翘楚，也是中央文革冲锋陷阵的干将，故文革初期的《红旗》风头仍丝毫不减。
“一面大旗”-陈伯达
岂料，在文革中“兴风作浪”的王、关、戚，不久便被文革的漩涡所吞噬。1967年8月底，王力和关锋被隔离审查。次年1月，戚本禹也出事了，王、关、戚终于在秦城凑齐了。1970年的10月18号，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翻船”，随即也被羁押至秦城监狱。随着“一面大旗”和“三面小旗”的落下，红旗杂志的全盛不再。后来，“四人帮”中的姚文元成为了红旗杂志的负责人，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为止。
“三面小旗”-戚本禹、王力、关锋
1976年12月，王殊就任红旗杂志总编。他曾任新华社驻联邦德国分社社长，因在中国与西德建交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调任外交部并担任中国驻西德大使。然，在新华社和外交战线曾大显神威的王殊，在红旗杂志社却业绩平平。
王殊
若数落王在任主编期间干了哪些“惊天动地”的事儿，或许就是那篇鼓吹“两个凡是”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了，尽管发表这篇社论完全是来自党中央的旨意，并非王的本意。
“两报一刊”社论-“两个凡是”的出处
1978年5月，王殊被调回外交部，由新华社社长熊复接替了他的职务。然，令熊复始料未及的是，在其走马上任之际，一篇与“两个凡是”对着干的文章着实将了他一军。这篇文章就是署名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且此文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后，新华社开始向全国范围转发。三天后，《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也相继转载了此文。若从“讲政治”这一视角观察，“两报”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无疑是表明了拥护和认可的立场，自然也就站到了“两个凡是”的对立面上去了。然，令全国人民不可思议的是，“两报”有了反应，但“一刊”却无动静。那些在文革中善于从报纸字里行间窥测政治动向的人们，似乎已感到了中央上层的那股“暗流涌动”......
熊复
作为《红旗》总编的熊复，在这次“真理标准大讨论”中都做了些什么呢？未转载这篇文章则公开表明了《红旗》将不介入这次“真理标准大讨论”，也就是说《红旗》在这次大讨论中彻底“躺平”了。然，面儿上“躺平了”并不意味着熊复没有自己观点和立场，他曾在私下多次向编辑部有关人员“交底”，并清晰地表述了自己的态度：
1、光明日报文章并不代表中央的态度。
2、目前应继续坚持先前的理论，而不是搞什么发展或创新。他质疑有人是在抓住“真理标准的讨论”做文章。
3、“两个凡是”的方针要捍卫，并同各种背离毛主席思想的人和事儿作斗争。
熊复不仅有观点，而且还有行动。一是所有在《红旗》上发表的文章中，若有与“真理标准”有关的内容一律删除。二是继续在《红旗》杂志发表坚持“两个凡是”的文章。
1978年7月，红旗》杂志向谭震林约稿，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1周年。为了给《红旗》一个台阶下，摆脱因“不介入”真理标准大讨论而处于的被动局面，谭拟通过井冈山斗争实践进一步夯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论点的基础。岂料谭的这个“好心”并未得到“好报”。当谭的那篇题为《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思想的发展》文章交稿后，在熊复那里却未能通过。
谭震林
谭震林被告知，文章发表前，文中所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内容必须删除。此要求不但遭到了谭的断然拒绝，而且这个“官司”还打到了中央。经华国锋、汪东兴、邓小平、李先念、叶剑英圈阅后，最终裁决是“此文可发”。据悉，华、汪二人虽同意，但还是持保留态度的。但邓的批示却是旗帜鲜明，入木三分：“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 这篇文章最终还是在《红旗》上原文发表了，尽管熊复是很不情愿的，这回的“打脸”使他真的“被动了”。
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9年1月，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在京召开，大会由新任宣传部部长胡耀邦主持，且会上24人联名要求彻底改组《红旗》杂志编辑部。为此，胡专门约谈了熊复。此时此刻，熊才交代了其所作所为完全是秉承中共副主席汪东兴的旨意，也是华主席的意见。换言之，《红旗》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正是有了这把“尚方宝剑”。尽管如此，熊还是在不提及上级的前提下，就《红旗》迟迟不介入“真理标准”大讨论进行了检讨。令熊复感到委屈和抱怨的是，当初关于这场讨论中央为何没有下达一个正式文件。在既不清楚这个讨论的背景，也没有正式文件的情况下，有后顾之忧他才迟迟没有表态。
胡耀邦（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虽在胡的力挺下，熊复逃过了“弹劾”一劫，并在《红旗》主编这个位置上干到1988年5月卸任，但他并未使红旗从低谷中走出，重塑《红旗》杂志的辉煌。
1987年12月16日，《中央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关于中央、国务院关于机构改革方案》下发。其中包括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内的理论刊物。《红旗》自创刊以来，到1987年走过了将近30个年头。虽已黯去了昔日的辉煌，但其被停刊，着实令党内外人士倍感突然。
1987年12月21日，《红旗》编委会给当时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和书记处写了报告：“近日社内外盛传《红旗》机构要变动，1988年第一期按计划12月25日发稿，27日付印。《红旗》是否照常出版，请批示。” 12月23日，得到回复是：“中央宣传思想工作会上重申《红旗》必须停刊，1988年第一期照印照发，同时成立一个三人小组起草改刊第一步方案。” 12月25日，三人小组开会讨论第一步方案内容。1988年2月12日党校负责人与《红旗》杂志的干部接触后，感到党校确实不可能有力量办刊。3月2日，三人小组给中央的信中写到：“《红旗》在国内外已有相当影响，发行量达240万份，不改刊名为利。” 然，中央仍坚持原来“刊名改，党校办”的意见，且确定6月15日为《红旗》的停刊日期。
6月16日，《红旗》1988年第十二期，也就是《红旗》最后一期出版。自1958年6月1日创刊到1988年6月15日停刊，《红旗》整整走过了30个年头，且出版的期数也永远定格在了544这个数字上，尽管有人说这个数字不吉利。耐人寻味的是，杂志正文没有一字提及停刊，但封底“欢迎订阅求是杂志”的大标题下是“中共中央决定，《红旗》杂志停刊，《求是》杂志7月1日创刊”的字样。《红旗》就这样悄然地退出历史舞台。
《红旗》杂志最后一期
《红旗》停刊后，为此“扼腕叹息”者无数。有人说不介入“真理标准大讨论”是压垮《红旗》最后一根稻草，也有人说正是由于熊复的“唯唯诺诺，瞻前顾后”才使其成为了《红旗》的“末代皇帝”。还有人说如果当年能借“谭老板”的那股东风，或许“人民升天，红旗落地”的场景将不会出现...... 然，历史没有如果。
《求是》杂志社-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甲83号
还是《红旗》升起的那个地方......
历史的进程往往伴随着戏剧性。无独有偶，《求是》杂志创刊号的封面与《红旗》相同也是白色。更有意思的是，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一个月以后，《求是》改由中共中央主办，恢复了党中央机关刊的地位。
从习近平致《求是》暨《红旗》杂志创刊60周年的贺信中可以看出，《求是》乃《红旗》的延续。《红旗》走过的三十年承担了一个时代的历史责任，其历史使命是宣传和树立毛泽东思想在国际上的重要指导意义，且这一以政治思想理论为中心的使命已完成。《求是》则承担了一个新时代的历史使命，且这一历史使命聚焦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方面。这一使命在《求是》创刊号上就已清楚地表明。
在中央党校礼堂前广场上毛主席“实事求是”手书镌刻在一块泰山石上。这是毛在1943年为延安中央党校题写的校训。然，《求是》刊头并未从这幅题字中选取，而是由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题写，其中之寓意耐人寻味。
邓小平为《求是》杂志、《中国体育报》题名
1988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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