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唱歌手德裡克·福斯特面臨起訴，罪名是持有并打算分發兩個手提箱内的毒品。
審判時，德裡克說自己對箱子裡裝的物品一無所知。
但伊利諾伊州檢察官用德裡克寫的rap歌詞反擊，“斤對斤，磅對磅。我是最大的毒品販子，我的服務遍及全城。”
這段歌詞被認定為德裡克的自傳和罪證，德裡克被判有罪。
對警方和檢方而言，在被告寫的rap歌詞找犯罪證據這招不險，勝算還大。
黑哥哥納撒尼爾·伍茲被指控謀殺三名警察，他堅持上訴還自己一個清白。
伍茲沒想到的是，他在阿拉巴馬州監獄候審時改編的rap歌詞，會成為他的送葬挽聯：“七起處決式謀殺/我沒有悔恨，因為我是他媽的兇手。/你沒聽說過殺戮嗎/我像凱瑞·斯賓塞*一樣讓警察倒下。”
歌詞中提到的凱裡·斯賓塞，在其他審判中承認犯有謀殺罪。
而伍茲最終被判處死刑。
- “他是無辜的”納撒尼爾·伍茲因另一人承認的犯罪行為被處決後，金·卡戴珊引發了憤怒
在美國，将說唱歌詞引入刑事審判的做法已持續三十多年，相關案件達數百起。
這類案件中，大約四分之三的被告是非裔美國男性。
榮獲格萊美獎的說唱歌手Young Thug也沒逃過這種宿命。
Young Thug線上出庭
同樣是Young Thug
大多數法官都會允許使用說唱證據，以坐實犯罪動機和意圖。
罪名往往包括殺人、持有毒品、幫派指控。
紐澤西州法院審理的案件中，說唱型證據的通過率高達80%。
馬裡蘭州最高法院裁定，法庭上可接受rap歌詞作為被告有罪的證據。
在缺乏其他證據的情況下，說唱歌曲甚至可能作為唯一的罪證，實作一擊必殺。
威斯康星州警方調查三起槍擊案，在犯罪現場沒有發現任何指紋、武器或目擊者。
案件毫無進展，直到少年湯米·卡納迪在網上釋出了一首rap歌曲 “I’m Out Here”。
發歌大約一周後，一支特警隊拿着突擊步槍沖進卡納迪的卧室，指控他犯有一級故意殺人罪和武裝搶劫罪。
湯米·卡納迪
卡納迪拒不認罪。
警方表示，歌詞中有受害者塞馬爾的名字，還寫到一條小巷和子彈擊中頭部等謀殺細節。
而卡納迪解釋，rap曲風太燥，導緻警方聽錯了歌詞。
歌詞不是“catch Semar slipping（注意到塞馬爾滑倒）”，而是“catch a mawg slippin”，他在别的歌中也使用過該俚語，意思是“對面的人”。
卡納迪在監獄候審時也同樣堅持rap音樂創作。
歌詞給警方提供了新的證據，“我的鞋子上有血，是從他的頭上漏出來的”，“他的最後一天我帶着這個，我開車帶着兩把槍”。
警方強調，這些歌詞主旨都是向人開槍，受害者塞馬爾正是被槍擊中頭部，而且在被告家中的确搜出兩把槍——其中一把槍型相符，未上膛，但沒辦法确定是作案兇器。
檢察官當庭播放了兩次“I'm Out Here”，分别是初版和降速版。
一個半小時後，陪審團認定卡納迪的兩項罪名均成立，判以終身監禁。卡納迪入獄時未滿 18歲，50年後才有可能獲得假釋。
“說唱歌詞給檢察官帶來了難題。” 黛博拉·岡薩雷斯說，“因為檢察官的工作就是證明被告有罪，而說唱歌詞真的好用。”
黛博拉是佐治亞州雅典-克拉克縣的地方檢察官。
她告誡同僚不要過于依賴說唱歌詞，尤其是在歌詞沒有上下文、或沒有其他可靠證據的情況下。
美國聯邦和州法院規定，送出給陪審團的證據必須滿足兩點，即可靠性和相關性。
這最終取決于法官、檢察官和辯護律師的自由裁量權。
各方就此提出自己的觀點，再由法官決定——将說唱歌詞視為藝術表達，還是犯罪證據。
比起其他音樂流派，說唱屬于高危曲風，更容易走向呈堂證供的司法道路。
研究表明，同一段暴力歌詞分别打上說唱、鄉村歌曲的标簽，将給讀者帶來不同的感受。
即使歌詞内容不變，如果把它歸類rap，人們會覺得歌詞更具攻擊性，并且基于作者的真實經曆。
如果介紹它屬于鄉村歌曲，人們傾向于認為歌詞藝術創作的成分高，相對無害。
斯圖爾特·菲肖夫是洛杉矶加州州立大學的一位心理學教授。
斯圖爾特的研究發現，134 名學生參與者對說唱歌詞的反感甚至比對謀殺指控的反感更大。
是以法官需要平衡rap歌詞的證據價值是否超出它帶來的偏見。
如果它的作用主要是讓陪審團對被告産生負面印象，而不是建立被告與犯罪的聯系，則不應該采用說唱證據。
但社會上仍存在全面反對的呼聲，認為說唱歌詞作為犯罪證據違反美國第一修正案。
因為第一修正案規定，不得限制言論、創作表達的自由。
支援說唱法案，保護黑人音樂
基于這一争議，加州通過法案禁止将說唱歌詞作為證據——除非檢察官在沒有陪審團在場的聽證會上、證明說唱歌詞與案件直接相關。
紐約州也提出過類似法案。
它要求檢察官證明說唱歌詞就是字面意思，而不是比喻或虛構性質，才能用作證據。
但該法案未獲州議院通過。
律師迪娜·拉波爾特認為，美國法院之是以将rap歌詞作為犯罪證據，是因為不了解說唱。
吹牛逼和暴力意象是說唱這一流派的慣例。
“法院這麼做可能會扼殺說唱歌手的創造力，限制藝術表達的範圍。” 迪娜擔憂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