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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西曆史人物研究【21】江庸:中國近現代法學大家

作者:龍岩釋出

閩西曆史人物研究系列報道

【編者按】龍岩曆史悠久,秀氣鐘靈,人文荟萃,物華天寶。唐置汀州以來,曆代都曾出現一些對龍岩有重大貢獻的傑出曆史人物。他們的傑出貢獻,已積澱成為龍岩曆史文化的一筆寶貴精神财富,成為一張張亮麗的“城市名片”,激勵後人團結奮進。為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市融媒體中心在“報、網、微、端”等全媒體平台開設由市委宣傳部主辦,市委黨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市融媒體中心承辦的“閩西曆史人物研究”專欄,為“打好五張牌、建設新龍岩”,加快推進閩西革命老區高品質發展示範區建設貢獻史志力量。本期刊發閩西曆史人物研究系列報道【21】《江庸:中國近現代法學大家》,敬請關注。

江庸:中國近現代法學大家

在中國近現代法治史上,有一個很奇特的人物:講清末法制改革,需要提及他;講民國大法官、大律師,需要提及他;講鴉片戰争後的法學教育,需要提及他;在新中國成立之際,他作為特邀代表,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這個人,就是大陸近現代著名的法學家、教育家和詩人江庸。

閩西曆史人物研究【21】江庸:中國近現代法學大家

江庸像

江庸(1878—1960年),字翊雲,晚号澹翁,祖籍長汀縣古城鎮丁黃村丁屋嶺,清光緒四年(1878年)出生于四川璧山縣。曾任清政府大理院推事、民國司法部總長、國立法政大學校長等職,中國近代法律教育的創始者之一,著有《蜀遊草》《刑法理由書》《歐航瑣記》等十幾部詩集、遊記和法學論著。

江庸自幼立下淩雲壯志,青年時期留學日本,身處軍閥混戰的時代,泾渭分明,絕不同流合污,面對日本侵略者的威脅利誘,大義凜然,高風亮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勤于國事,鞠躬盡瘁。

開創法學教育

在中國近代史上,江庸是清末法學教育的開創者,更是一個“立功、立言、立德”的法律人物和政壇要人。

幼時,江庸随父親官職變化輾轉各地,後定居成都。他10歲習小篆、讀《文選》,14歲習制藝文,16歲治詩、古文,20歲進成都中西學堂學習英文。當時正值19世紀末葉,此前三十年日本已發生了劃時代的明治維新運動,因而日本東京成為資産階級革命的策源地之一。1901年,江庸為了尋求祖國強盛之路,毅然決然漂洋過海到日本留學。

在六年的留學生活中,他不忘滿清政府統治下積貧積弱、風雨如磐的祖國。從他的詩句“姑射仙人隔雲海,雨膚玉色自晶瑩”,可以看出他對祖國山河的熱愛,對祖國前途命運的關切與擔心。在日本早稻田等大學讀書期間,他結識了梁啟超、秋瑾、蔡锷等維新派和民主革命派人士,閱讀了大量倡導革命的書籍,逐漸樹立了為祖國富強和人民安定而奮鬥的人生目标。1909年,參加歸國留學生考試,以一等第四名授大理院推事兼任京師法律學堂監督。從此,江庸與法學教育結下了不解之緣。

中華民國成立,江庸留任大理院推事兼北平法政專門學校校長。民國十三年(1924年)受聘為國立法政大學校長。為培養法學人才,推動中國法制現代化,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情懷,與汪有齡等集資創辦私立朝陽大學,1927年起主政朝陽大學。抗戰期間,該校遷往成都。1939年,陳立夫以“聘用教員須先經教育部審查”為給予經費資助之條件。江庸因其妨礙學術自由,辭去校長職務。朝陽大學為近代中國法學教育作出巨大貢獻,培養了一批法律人才進入司法實務部門。與上海東吳大學法科,成就了“無朝(陽)不成(法)院,無吳不開庭”的“北朝陽,南東吳”佳話,奠定了在民國法學教育史上的地位。

2014年,曹東在《檢察日報》發表《見證一個新紀元的開端——民國法律人之江庸》,提出:“在民國教育史上,很多教育大家與某一所或幾所大學結緣……每當提到這些學校,我們總會想到一些人。比如蔡元培與北京大學……還有這裡的江庸與朝陽大學。 ”

正義律師代表

江庸是中國近代骨頭最硬的正義律師代表。生當亂世,身處軍閥争權奪位的旋渦之中,他對腐敗苟且堅決抵制、絕不妥協;對正人君子則不顧安危,舍身相助。他一生謹遵“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儒家思想,受到知識界和政界的尊重與關注。1918年,直系軍閥曹锟等電請北洋政府特赦張勳複辟時期的罪犯張振芳,經代總統馮國璋準許的電令,須經司法部總長副署方能生效。當時江庸擔任司法部總長,他一直痛恨袁世凱、張勳複辟帝制,故拒絕副署辭職。江庸認為:“民國成立不久已兩度複辟,共和制度尚未鞏固,不宜赦免複辟要犯。”當時輿論稱道:民國以來,因承擔政治責任而辭職的,以江庸為第一。

1924年,曹锟賄選民國總統上台。不久,當局又非法拘押前财政總長羅文幹。江庸不願同流合污,毅然辭職,在京師設立律師事務所。他與梁啟超建立“尚志學會”,創辦《法律評論》周刊。同年在廣州谒見孫中山先生。1927年以後,江庸未在國民黨政府任職,基本以律師為職業。1935年6月,作為中國代表參加維也納國際律師協會會議。

閩西曆史人物研究【21】江庸:中國近現代法學大家

1937年6月,江庸(前排右四)等“七君子”案的辯護律師合影。

在抗日救國緊要關頭,宋慶齡等人發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呼籲當局停止内戰,一緻抗日。1936年11月,救國會重要成員沈鈞儒、章乃器、鄒韬奮、李公樸、王造時、史良、沙千裡因宣傳抗日救國,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此時,年近五旬的江庸正在上海擔任執業律師,聞此消息,即挺身而出,為設法營救“七君子”而奔走。法律界組成了以江庸為首的陣容強大的律師團為他們辯護。那時法院的法官大多為江庸的弟子和屬下。江庸作為義務辯護律師,出庭據理力争地為“七君子”辯護,影響極大,博得國内外輿論廣泛支援,最終迫使當局無罪釋放“七君子”。

堅守愛國和平

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陳丕顯評價江庸:“先生是著名愛國人士,他堅持愛國進步立場,多次拒絕日僞和國民黨政府高官利誘。”

1911年,江庸随唐紹儀南下,與革命軍進行“南北議和”。1921年11月,顧維鈞代表北洋政府出席太平洋會議,與梁啟超等人在國内組織太平洋會議後援同志會,又同王君等發表《拟廢領事裁判權等不平等條約的宣言書》以作聲援。

1938年7月,國民參政會在武漢成立,江庸赴漢口參加。1943年任國民參政會主席成員。1946年,蔣介石挑起全面内戰。江庸宣告:“我素來反對内戰。老蔣的‘讨伐指令’不要送到國民參政會來,送來是通不過的。”次年,他被提名為“國大代表”候選人,拒不參加競選。後來,國民黨當局迫令王善祥律師讓席,又緻函拒絕。1948年,蔣介石以“總統令”任命江庸為“大法官”,江庸緻電蔣介石力辭不就。

閩西曆史人物研究【21】江庸:中國近現代法學大家

1949年2月,“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前往西柏坡進行國共和談。右起:周恩來、江庸、顔惠慶、章士钊、邵力子、楊尚昆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蔣介石引退下台。受代總統李宗仁邀請,江庸、顔惠慶、章士钊3人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及一貫主張國共和談的國民黨黨員邵力子,前往北平與共産黨議和。江庸對葉劍英坦露心迹:“和談是合乎全國人民心願的,要打内戰的不是共産黨而是蔣介石。今天蔣介石下了台,李宗仁表示了和平願望,盡管他分量不夠,可共産黨也不宜拒絕。” 2月22日,江庸等人到達西柏坡,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親切接見。

毛澤東說,你們為和平遠道而來。我們歡迎,共産黨是熱愛和平的。交談中,毛澤東問江庸:“江大律師,你看蔣介石為何會失敗?”江庸答:“我看他主要是不能用人,隻用奴才,不用人才。”毛澤東會意地點點頭說:“我們共産黨人是願意延攬能為人民做事的人的,還望你們幾位老先生多多為我們推薦人才啊!”談完政事後,毛澤東問江庸最近作詩否? 江庸非常感動,當即恭呈近日所作之詩,其中兩句“不辭攘臂為馮婦,隻恐将頭贈馬童。”表明了要為新中國貢獻力量的火熱之心,被毛澤東和陳毅稱為“奇句”。

受邀參加新政協

《毛澤東文選》中收錄有一封毛澤東同志緻江庸的親筆信。據江庸兒子江式高回憶,江庸曾說過,他一生中最大的榮譽,就是毛澤東親自緻函邀請他出席即将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商國是。那是1949年8月25日,江庸在上海律師樓收到一封落款印着“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紅色鉛印的信函,緘尾是一個筆迹蒼勁的草書“毛”字。江庸急忙拆開,隻見信上寫道:

翊雲先生:

大示敬悉。時局發展甚快,新政協有迅速召開之必要,拟請先生及顔人俊先生參加,不識可以成行否?許先生事,已囑法學方面的同志注意。

延接。草複。

敬頌道安!

毛澤東

八月十九日

閩西曆史人物研究【21】江庸:中國近現代法學大家

1949年8月毛澤東緻江庸信劄

讀完這封親筆信,江庸激動得熱淚盈眶。對他而言,這份榮譽可謂彌足珍貴,僅宋慶齡和他有幸收到毛澤東的親筆邀請信。他對家人說:“我一生從未助共,但也絕無反共之處。”手捧毛主席邀請函,他反複思忖,感到自己年事已高,難有所為,且無功受祿,愧對時人。他在抗戰勝利時曾高興地寫下“放翁應羨我,但見九州同”的詩句,但接下來國民黨發動内戰,百業凋零,民不聊生。眼見全中國即将解放,一個和平、民主、富強的新中國就在眼前。終于,他為大好形勢所鼓舞,為共産黨、毛主席團結愛護民主人士的精神所感召,決心放棄舊知識分子的清高與患得患失,欣然赴京。9月中旬,江庸登上北上列車,以特邀代表身份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并應邀同黨和國家上司人一起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開國大典。

這封寶貴信函,于1966年“文革”中被抄走,直到1978年清退查抄物資時,家人欣喜地發現原件完好而得以完璧歸趙。現存于中央檔案館并收錄于《毛澤東書信集》《毛澤東手書選集》,成為珍貴史料。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先後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上海政協委員、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并任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人民監察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文史館副館長、館長。

詩文言澹蕩志

江庸自幼聰穎好學,擅長詩文,著述頗豐,尤是詩文,出版有《百花山詩集》《澹蕩閣詩集》等,在大陸詩壇享有很高聲譽。現存詩作主題主要是抒發個人人生抱負、歌頌祖國大好河山等,字裡行間散發出赤誠濃郁的家國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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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瀚的著作《慎所立齋文集》和《慎所立齋詩集》

江庸與陳毅是詩友,在上海期間常有過往。1958年,江庸大病初愈,選刊舊作《澹蕩閣詩集》一冊,因感精力日衰,自序中有“不複作”之語,将詩集寄給上海市市長陳毅。陳毅親筆回信,“大作早歲以情韻勝,晚歲以健勁勝。”展現了江庸的愛國情懷和品質。2001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了《江庸詩選》,選收了260餘首詩。陳丕顯在序中寫道:《江庸詩選》出版,“具有文學和曆史價值,亦是陳總之遺願,甚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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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江庸詩選》

一生愛竹是江庸詩文的另一個特點。1937年,南京淪陷,日本籌建僞政權。日軍總司令畑俊六親自出馬,勸說江庸出任僞職。江庸作詩《書懷》,抒發決不當漢奸的情懷:“吾獨愛孤竹,挺身霜雪中,不曾似行葦,仰倒隻随風。”他還有思念長汀、贊美竹山林海之詩《别莫幹山》:“長汀号多竹,吾祖有竹山。仕宦去鄉井,棄置無複關。”丁屋嶺正是一個遍布竹山之地。他歌頌了汀州客家山村竹子的挺拔、堅毅與清幽。他一生亦如挺身霜雪的翠竹,風刮不倒,堅不可毀。

江庸故居坐落于上海長樂路,取名“澹蕩閣”,是他對自己一生澹蕩明志的寫照與鞭策。江庸在逝世前兩年所立的遺囑中說:“餘一生做事做人,尚覺問心無愧。”1960年2月9日,江庸在上海病逝,享年82歲。夫人徐琛遵其遺囑,将家藏珍貴文物122件無償捐給上海博物館。

“丁屋嶺三傑”

江庸出身世代書香之家,祖籍丁屋嶺旁邊的自然村石壁村。村裡人均姓江。丁屋嶺人秉承“忠孝為本、耕讀傳家”的客家遺訓,先後走出了“丁屋嶺三傑”與同盟會會員丁仰高等一批優秀曆史人物。

“丁屋嶺三傑”是江懷廷、江瀚、江庸祖孫三人。江庸祖父、父親皆是清正廉潔的官員,熱愛祖國的志士。江庸祖父江懷廷是鹹豐三年(1853年)癸醜科進士,先後擔任四川璧山、南充等縣知縣,光緒八年(1882年)病逝。他主張政簡刑清,臨終前,叮囑子孫“官可不作,而人不可不為,當勉自立,無為溫飽屈。”著有《道瞍室遺稿》存世。

江庸的父親江瀚(1857—1935年),字叔海,号石翁,秉質聰慧,“四歲能聯句,年十五通六籍”,被譽為俊才,近現代著名學者、教育家、詩人。一生支援維新變革,與梁啟超、楊銳、陳三立等交往甚密。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任江蘇高等學堂監督,積極倡導維新。宣統二年(1910年)任河南開封署理布政使,懲治了一批貪官,被百姓稱為包青天再世。民國後,曆任參政院碩學通儒參政、第一屆高等文法官考試主考,山西大學、京師大學等大學教授和京師圖書館館長,著有《慎所立齋文集》《論孟卮言》等。江瀚如其父為官清正,才華橫溢,思想與時俱進。《江庸自傳》中寫道:“庸幼承庭訓,經史詞章之學多受之先父。”

閩西曆史人物研究【21】江庸:中國近現代法學大家

客家山寨丁屋嶺

如今,長汀客家山寨丁屋嶺,已打造成國家3A級旅遊景區、國家級傳統古村落、國家級曆史文化名村、省級旅遊村、市級金牌旅遊村、閩西十大最美古村落。依山而建的山寨式建築保留原始村落風貌,被譽為客家山民原始生活的活化石。“丁屋嶺三傑”一一清官江懷廷、文學家江瀚、大律師江庸祖孫三代的故事,至今為人們津津樂道。

(執筆:中共長汀縣委黨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王 英 陳李萍)

資料來源:

1.《江庸自傳》,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45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

2.《江庸詩選》,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2001年3月。

3.《福建通志·總卷三十六·福建偱吏傳》,沈瑜慶、陳衍纂,福建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整理,方志出版社,2016年9月。

4.民國版《長汀縣志》,1942年修纂,1983年重刊。

5.《長汀縣志》,長汀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3年8月。

6.《見證一個新紀元的開端》,曹東著,《檢察日報》2014年8月8日。

7.《挺身霜雪,高風亮節——長汀籍愛國志士江庸》,于年河著,《知困研學集》,九州出版社202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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