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西历史人物研究系列报道
【编者按】龙岩历史悠久，秀气钟灵，人文荟萃，物华天宝。唐置汀州以来，历代都曾出现一些对龙岩有重大贡献的杰出历史人物。他们的杰出贡献，已积淀成为龙岩历史文化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成为一张张亮丽的“城市名片”，激励后人团结奋进。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市融媒体中心在“报、网、微、端”等全媒体平台开设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闽西历史人物研究”专栏，为“打好五张牌、建设新龙岩”，加快推进闽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贡献史志力量。本期刊发闽西历史人物研究系列报道【21】《江庸：中国近现代法学大家》，敬请关注。
江庸：中国近现代法学大家
在中国近现代法治史上，有一个很奇特的人物：讲清末法制改革，需要提及他；讲民国大法官、大律师，需要提及他；讲鸦片战争后的法学教育，需要提及他；在新中国成立之际，他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这个人，就是大陆近现代著名的法学家、教育家和诗人江庸。
江庸像
江庸（1878—1960年），字翊云，晚号澹翁，祖籍长汀县古城镇丁黄村丁屋岭，清光绪四年（1878年）出生于四川璧山县。曾任清政府大理院推事、民国司法部总长、国立法政大学校长等职，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著有《蜀游草》《刑法理由书》《欧航琐记》等十几部诗集、游记和法学论著。
江庸自幼立下凌云壮志，青年时期留学日本，身处军阀混战的时代，泾渭分明，绝不同流合污，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利诱，大义凛然，高风亮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勤于国事，鞠躬尽瘁。
开创法学教育
在中国近代史上，江庸是清末法学教育的开创者，更是一个“立功、立言、立德”的法律人物和政坛要人。
幼时，江庸随父亲官职变化辗转各地，后定居成都。他10岁习小篆、读《文选》，14岁习制艺文，16岁治诗、古文，20岁进成都中西学堂学习英文。当时正值19世纪末叶，此前三十年日本已发生了划时代的明治维新运动，因而日本东京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策源地之一。1901年，江庸为了寻求祖国强盛之路，毅然决然漂洋过海到日本留学。
在六年的留学生活中，他不忘满清政府统治下积贫积弱、风雨如磐的祖国。从他的诗句“姑射仙人隔云海，雨肤玉色自晶莹”，可以看出他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对祖国前途命运的关切与担心。在日本早稻田等大学读书期间，他结识了梁启超、秋瑾、蔡锷等维新派和民主革命派人士，阅读了大量倡导革命的书籍，逐步树立了为祖国富强和人民安定而奋斗的人生目标。1909年，参加归国留学生考试，以一等第四名授大理院推事兼任京师法律学堂监督。从此，江庸与法学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华民国成立，江庸留任大理院推事兼北平法政专门学校校长。民国十三年（1924年）受聘为国立法政大学校长。为培养法学人才，推动中国法制现代化，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情怀，与汪有龄等集资创办私立朝阳大学，1927年起主政朝阳大学。抗战期间，该校迁往成都。1939年，陈立夫以“聘用教员须先经教育部审查”为给予经费资助之条件。江庸因其妨碍学术自由，辞去校长职务。朝阳大学为近代中国法学教育作出巨大贡献，培养了一批法律人才进入司法实务部门。与上海东吴大学法科，成就了“无朝（阳）不成（法）院，无吴不开庭”的“北朝阳，南东吴”佳话，奠定了在民国法学教育史上的地位。
2014年，曹东在《检察日报》发表《见证一个新纪元的开端——民国法律人之江庸》，提出：“在民国教育史上，很多教育大家与某一所或几所大学结缘……每当提到这些学校，我们总会想到一些人。比如蔡元培与北京大学……还有这里的江庸与朝阳大学。 ”
正义律师代表
江庸是中国近代骨头最硬的正义律师代表。生当乱世，身处军阀争权夺位的旋涡之中，他对腐败苟且坚决抵制、绝不妥协；对正人君子则不顾安危，舍身相助。他一生谨遵“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思想，受到知识界和政界的尊重与关注。1918年，直系军阀曹锟等电请北洋政府特赦张勋复辟时期的罪犯张振芳，经代总统冯国璋批准的电令，须经司法部总长副署方能生效。当时江庸担任司法部总长，他一直痛恨袁世凯、张勋复辟帝制，故拒绝副署辞职。江庸认为：“民国成立不久已两度复辟，共和制度尚未巩固，不宜赦免复辟要犯。”当时舆论称道：民国以来，因承担政治责任而辞职的，以江庸为第一。
1924年，曹锟贿选民国总统上台。不久，当局又非法拘押前财政总长罗文干。江庸不愿同流合污，毅然辞职，在京师设立律师事务所。他与梁启超创建“尚志学会”，创办《法律评论》周刊。同年在广州谒见孙中山先生。1927年以后，江庸未在国民党政府任职，基本以律师为职业。1935年6月，作为中国代表参加维也纳国际律师协会会议。
1937年6月，江庸（前排右四）等“七君子”案的辩护律师合影。
在抗日救国紧要关头，宋庆龄等人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呼吁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11月，救国会重要成员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因宣传抗日救国，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此时，年近五旬的江庸正在上海担任执业律师，闻此消息，即挺身而出，为设法营救“七君子”而奔走。法律界组成了以江庸为首的阵容强大的律师团为他们辩护。那时法院的法官大多为江庸的弟子和属下。江庸作为义务辩护律师，出庭据理力争地为“七君子”辩护，影响极大，博得国内外舆论广泛支持，最终迫使当局无罪释放“七君子”。
坚守爱国和平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陈丕显评价江庸：“先生是著名爱国人士，他坚持爱国进步立场，多次拒绝日伪和国民党政府高官利诱。”
1911年，江庸随唐绍仪南下，与革命军进行“南北议和”。1921年11月，顾维钧代表北洋政府出席太平洋会议，与梁启超等人在国内组织太平洋会议后援同志会，又同王君等发表《拟废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条约的宣言书》以作声援。
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江庸赴汉口参加。1943年任国民参政会主席成员。1946年，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江庸宣告：“我素来反对内战。老蒋的‘讨伐命令’不要送到国民参政会来，送来是通不过的。”次年，他被提名为“国大代表”候选人，拒不参加竞选。后来，国民党当局迫令王善祥律师让席，又致函拒绝。1948年，蒋介石以“总统令”任命江庸为“大法官”，江庸致电蒋介石力辞不就。
1949年2月，“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前往西柏坡进行国共和谈。右起：周恩来、江庸、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杨尚昆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蒋介石引退下台。受代总统李宗仁邀请，江庸、颜惠庆、章士钊3人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及一贯主张国共和谈的国民党党员邵力子，前往北平与共产党议和。江庸对叶剑英坦露心迹：“和谈是合乎全国人民心愿的，要打内战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蒋介石。今天蒋介石下了台，李宗仁表示了和平愿望，尽管他分量不够，可共产党也不宜拒绝。” 2月22日，江庸等人到达西柏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
毛泽东说，你们为和平远道而来。我们欢迎，共产党是热爱和平的。交谈中，毛泽东问江庸：“江大律师，你看蒋介石为何会失败？”江庸答：“我看他主要是不能用人，只用奴才，不用人才。”毛泽东会意地点点头说：“我们共产党人是愿意延揽能为人民做事的人的，还望你们几位老先生多多为我们推荐人才啊！”谈完政事后，毛泽东问江庸最近作诗否? 江庸非常感动，当即恭呈近日所作之诗，其中两句“不辞攘臂为冯妇，只恐将头赠马童。”表明了要为新中国贡献力量的火热之心，被毛泽东和陈毅称为“奇句”。
受邀参加新政协
《毛泽东文选》中收录有一封毛泽东同志致江庸的亲笔信。据江庸儿子江式高回忆，江庸曾说过，他一生中最大的荣誉，就是毛泽东亲自致函邀请他出席即将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那是1949年8月25日，江庸在上海律师楼收到一封落款印着“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红色铅印的信函，缄尾是一个笔迹苍劲的草书“毛”字。江庸急忙拆开，只见信上写道：
翊云先生：
大示敬悉。时局发展甚快，新政协有迅速召开之必要，拟请先生及颜人俊先生参加，不识可以成行否？许先生事，已嘱法学方面的同志注意。
延接。草复。
敬颂道安！
毛泽东
八月十九日
1949年8月毛泽东致江庸信札
读完这封亲笔信，江庸激动得热泪盈眶。对他而言，这份荣誉可谓弥足珍贵，仅宋庆龄和他有幸收到毛泽东的亲笔邀请信。他对家人说：“我一生从未助共，但也绝无反共之处。”手捧毛主席邀请函，他反复思忖，感到自己年事已高，难有所为，且无功受禄，愧对时人。他在抗战胜利时曾高兴地写下“放翁应羡我，但见九州同”的诗句，但接下来国民党发动内战，百业凋零，民不聊生。眼见全中国即将解放，一个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就在眼前。终于，他为大好形势所鼓舞，为共产党、毛主席团结爱护民主人士的精神所感召，决心放弃旧知识分子的清高与患得患失，欣然赴京。9月中旬，江庸登上北上列车，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应邀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
这封宝贵信函，于1966年“文革”中被抄走，直到1978年清退查抄物资时，家人欣喜地发现原件完好而得以完璧归赵。现存于中央档案馆并收录于《毛泽东书信集》《毛泽东手书选集》，成为珍贵史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史馆副馆长、馆长。
诗文言澹荡志
江庸自幼聪颖好学，擅长诗文，著述颇丰，尤是诗文，出版有《百花山诗集》《澹荡阁诗集》等，在大陆诗坛享有很高声誉。现存诗作主题主要是抒发个人人生抱负、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等，字里行间散发出赤诚浓郁的家国情怀。
江瀚的著作《慎所立斋文集》和《慎所立斋诗集》
江庸与陈毅是诗友，在上海期间常有过往。1958年，江庸大病初愈，选刊旧作《澹荡阁诗集》一册，因感精力日衰，自序中有“不复作”之语，将诗集寄给上海市市长陈毅。陈毅亲笔回信，“大作早岁以情韵胜，晚岁以健劲胜。”体现了江庸的爱国情怀和品质。2001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江庸诗选》，选收了260余首诗。陈丕显在序中写道：《江庸诗选》出版，“具有文学和历史价值，亦是陈总之遗愿，甚感欣慰。”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江庸诗选》
一生爱竹是江庸诗文的另一个特点。1937年，南京沦陷，日本筹建伪政权。日军总司令畑俊六亲自出马，劝说江庸出任伪职。江庸作诗《书怀》，抒发决不当汉奸的情怀：“吾独爱孤竹，挺身霜雪中，不曾似行苇，仰倒只随风。”他还有思念长汀、赞美竹山林海之诗《别莫干山》：“长汀号多竹，吾祖有竹山。仕宦去乡井，弃置无复关。”丁屋岭正是一个遍布竹山之地。他歌颂了汀州客家山村竹子的挺拔、坚毅与清幽。他一生亦如挺身霜雪的翠竹，风刮不倒，坚不可毁。
江庸故居坐落于上海长乐路，取名“澹荡阁”，是他对自己一生澹荡明志的写照与鞭策。江庸在逝世前两年所立的遗嘱中说：“余一生做事做人，尚觉问心无愧。”1960年2月9日，江庸在上海病逝，享年82岁。夫人徐琛遵其遗嘱，将家藏珍贵文物122件无偿捐给上海博物馆。
“丁屋岭三杰”
江庸出身世代书香之家，祖籍丁屋岭旁边的自然村石壁村。村里人均姓江。丁屋岭人秉承“忠孝为本、耕读传家”的客家遗训，先后走出了“丁屋岭三杰”与同盟会会员丁仰高等一批优秀历史人物。
“丁屋岭三杰”是江怀廷、江瀚、江庸祖孙三人。江庸祖父、父亲皆是清正廉洁的官员，热爱祖国的志士。江庸祖父江怀廷是咸丰三年（1853年）癸丑科进士，先后担任四川璧山、南充等县知县，光绪八年（1882年）病逝。他主张政简刑清，临终前，叮嘱子孙“官可不作，而人不可不为，当勉自立，无为温饱屈。”著有《道瞍室遗稿》存世。
江庸的父亲江瀚（1857—1935年），字叔海，号石翁，秉质聪慧，“四岁能联句，年十五通六籍”，被誉为俊才，近现代著名学者、教育家、诗人。一生支持维新变革，与梁启超、杨锐、陈三立等交往甚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任江苏高等学堂监督，积极倡导维新。宣统二年（1910年）任河南开封署理布政使，惩治了一批贪官，被百姓称为包青天再世。民国后，历任参政院硕学通儒参政、第一届高等文法官考试主考，山西大学、京师大学等大学教授和京师图书馆馆长，著有《慎所立斋文集》《论孟卮言》等。江瀚如其父为官清正，才华横溢，思想与时俱进。《江庸自传》中写道：“庸幼承庭训，经史词章之学多受之先父。”
客家山寨丁屋岭
如今，长汀客家山寨丁屋岭，已打造成国家3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传统古村落、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省级旅游村、市级金牌旅游村、闽西十大最美古村落。依山而建的山寨式建筑保留原始村落风貌，被誉为客家山民原始生活的活化石。“丁屋岭三杰”一一清官江怀廷、文学家江瀚、大律师江庸祖孙三代的故事，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
（执笔：中共长汀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王 英 陈李萍）
资料来源：
1.《江庸自传》，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
2.《江庸诗选》，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1年3月。
3.《福建通志·总卷三十六·福建偱吏传》，沈瑜慶、陈衍纂，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方志出版社，2016年9月。
4.民国版《长汀县志》，1942年修纂，1983年重刊。
5.《长汀县志》，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8月。
6.《见证一个新纪元的开端》，曹东著，《检察日报》2014年8月8日。
7.《挺身霜雪，高风亮节——长汀籍爱国志士江庸》，于年河著，《知困研学集》，九州出版社202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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