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亦如是
編輯|亦如是
“市，買賣之所也 ”市，乃是進行商品買賣的場所，坊則是城市中街巷的通稱 。《唐六典》記曰“兩京及州縣之郭内分為坊，郊外為村。”
許慎《說文解字》中将“坊”釋作“防”，可以看出早期坊所具有的防禦及維護城市治安的功能。
“坊”這一稱呼的出現要晚于市，北魏之前，多稱為“裡”“闾”，或是“闾裡”，在隋朝才逐漸稱裡為坊。
早在商朝，“市”便出現，《周禮·地官·司市》有“大市日仄而市，朝市朝時而市，夕市夕時而市”的記載。
市坊制在這一時期已開始萌芽; 西周時期，在城市建設上出現了營國制度，開始運用分區規劃的模式對城市進行管理。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市坊制逐漸形成了更加完備的制度體系。
如對市的地理位置有了要求，“匠人營國，方九裡，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
在市的形制上，秦漢與前代相比，内容更豐富，規模也更大，長安城“徒觀其城郭之制，則旁開三門，叁塗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經，廛裡端直，甍宇齊平。……爾乃廓開九市，通圜帶閣，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尉 。”
漢代，經過漢惠帝時期的建設，長安城規模初具，布局呈現出“旁三門”“面朝後市”的特色；
魏晉時，市坊有了更為嚴格的管理制度。在居住地域上有了明顯的界限，強調了等級差别，街市的布局融入了階級觀念，建起更加高聳堅固的三道城垣，裡坊的封閉性大大增強。
那麼，古代唐朝的市坊到底有多繁盛？所謂的東西市到底都有哪些商業店鋪？其商業經營制度在唐朝又是如何規範的呢？
一、唐代市坊制的發展
1. 長安城的建制
唐建國後，依舊把隋大興城作為都城，改名長安，取“長久安定”之意。據現代考古發掘推定，其面積約為 83 平方公裡，相當于明清時所建西安城的八倍。
唐長安城由外郭城、宮城、皇城三部分組成。外郭城呈長方形，作為官員、百姓的住宅區和商業區。宮城位于郭城北部，作為皇帝的居住區和辦公區。
皇城處于内城南部，約占内城一半的面積，以南北向的承天門街為對稱軸，左右設有中央官署、太廟和太社，作為政府的辦事署衙與宗廟社翟之地。
據宋敏求《長安志》、徐松《唐兩京城坊考》、韋述《兩京新記》亦可推知：長安外郭城内建有 11 條南北向的大街，14 條東西向的大街，将整個外郭城分隔為 110 個坊和東西兩市。坊内有官宅、民舍、寺觀、園林、旅店、小店鋪、手工業作坊等場所。
長安的兩市，在皇城的東南和西南，每市面積約一平方公裡，呈正方形。
唐朝長安城和隋相比在規劃理念上更全面、區域布局上更嚴謹、功能分區更為明顯，達到了中國古代城市市坊制的頂峰。
市坊制并不隻是在小範圍内推行，它也成為了地方城市管理的基本制度。隋唐時長沙建城将“新治”包入城内，城區面積增加 3 倍左右，共設 6 門。
坊市制已與長安無異 。《水經注》中亦有“臨湘新治，南北朝宋所徙，本在城外，隋唐時包入城中”的說法。
2. 對市坊的管理
市坊制并不隻是作為城市人口的管理制度，由于它将不同行業的人口在地域上分割開來，不僅友善了政府管理，也起到了“保民防賊”的作用。
在對市坊的管理上，唐代因襲了傳統市制的規定。“凡市以日午，擊鼓三百聲而衆以聚，日入前七刻，擊钲三百聲而衆以散 。”
以擊鼓、钲作為市場開始、結束的标志。
坊市“不合辄向街開門”，不能随意修建、改造、拆毀，“京城内諸坊市宅舍，辄不得毀拆”“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牆，接檐造舍等。
先處分一切不許，并令毀拆。”若确實需要修建，則由政府出面，運用财政資金進行修繕。“令取兩稅錢和雇工匠修築”。對于長安城東西兩市則規定“自有正鋪者，不得于鋪前更造偏鋪”擾市驚人者，則“令擾亂者，杖八十。”
在市場交易上，政府通過頒發憑證規範交易行為。“凡通貨賄，以玺節出入之。玺節印章，如今鬥檢封矣，使人執之，以通商。”即把印章一類的信物作為政府同意其入市通商的憑證。
除了上述規定外，也設定了官員對市坊進行有效管理。
隋初設市令、市丞，始歸司農管轄，炀帝時改隸太府，唐因襲之，每市設令一人，從六品，丞二人，從正八品上，管理機構為市署和平準署。
《唐六典》載“京都諸市令掌百族交易之事”同時也包括市門的開閉。“丞兼掌監印、勾稽”，勾稽，即考察核對。另有錄事、鑄錢監等分掌文書、監察鑄币。
在市肆“行”内則又有“行首”或“行頭”這類自治組織，管理本行行政事務，維護行業内的穩定、秩序，肆有肆長，對内管理本肆的全體群眾，對外代表本肆聯系交涉各種事宜。
這一系列的舉措建構了比較完備的制度體系，它不僅涉及到日常的管理，而且也對某些情況提出了針對性極強的具體規定。
這些規定的經濟法規色彩對于研究現代市場的管理及其曆史淵源大有裨益。
二、市坊制下唐代的商業變遷
唐代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文獻中多有“工商之家不得預于士 ”的記載。
市坊的建立，使統治秩序得以維護，有利于唐建國初期社會、經濟的穩定，客觀上也對商業的發展産生了巨大影響。
1. 行業分工的細化
在市坊制下，不僅在大的範圍内進行了市與坊的劃分，而且在市的内部又設有行與肆。所謂行，也就是按貨物種類、所售類别分為不同的貨行。
據徐松《唐兩京城市坊》考證“南市，隋曰豐都市，東西兩坊居二坊之地，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餘肆，四壁有四百餘店，貨賄山積”，唐代城市行業數量較隋又增加了不少，在長安城市制上，唐多沿襲隋。
随着商業的繁榮，唐代又産生了許多新興行業。根據史料記載，有錄入的長安行名有絹行、肉行、磨行、藥行、筆行等。
市坊制對市坊，以及行與肆的劃分，進一步推動了行業分工的細化，也加強了本行業間的交流，有利于市場上産品的集散，集中展現了唐朝商業的繁榮發展。
2. 商業空間的限制
市坊的劃分将商業貿易空間規定在這樣一個狹小的範圍之内，政府還運用行政法律手段限制市的規模的擴大，如頒布“有正鋪者，不得于鋪前更造偏鋪”“坊市邸店樓屋，皆不得起樓閣”的條文。
這些規定不僅使商業貿易不能滿足人們日常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商人擴大經營範圍。唐長安城設有東西兩市，各占兩坊之地，分别位于皇城的東南角和西南角，對稱分布。
兩市中間劃有“井”字形的街道，其中心部位為市的管理機構市署、平準署的所在地。
經考古勘測，長安城面積約為 83 平方公裡，而東西兩市分别為0. 924 平方公裡、0. 956 平方公裡，僅為長安城面積的2. 2%，與整個長安城相比可以說是微不足道。
由此可以看出唐朝對市的一種不重視，在空間劃分上的傾向。
3. 流販商人與地方分裂勢力的興起
長安城東西兩市的設定是不能滿足人們生活需要的。有關學者考證，商業活動的地理空間也不僅限于市内。
一些流動的小販則零星地存在于裡坊之中，作為市的補充開始興起。
市坊之下商業活動的範圍十分有限，原有市鋪已經劃定，投身販賣之業的平民不得不進行這種靈活性較強的流販貿易，最後期望得到市中的店鋪，從事更穩定的貿易活動。
流販商人自古有之，“通四海魚鹽之利”，到了唐代則更加興盛。詩人王建有“揚州橋邊小婦，長幹市裡商人。三年不得消息，各自拜鬼求神。”的詩句。
唐中晚期，政府越來越腐化，許多行之有效的措施也弊端顯露，政府同商人之間的沖突進一步加深，地方分裂勢力也趁機拉攏商人，借商人之财壯大地方經濟實力，使商業資本變成唐後期地方分裂割據的重要經濟基礎。
政府對商業不僅隻有空間上的限制，在稅收制度上也采取了重稅的政策。唐初，對商人征稅為“三十稅一”到後來則變為“稅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至肅宗即位後，又由十分之一提高到五分之一，稱作“率貸”，與一般百姓的“四什稅一”相比高出八倍之多。
至德二年，唐肅宗又下诏曰: “其商賈，準令所在收稅”，對商人所征之稅項大為增加。商稅從農業稅中剝離，成為獨立于農業稅外的稅目。逐漸形成商人的資産稅、交易稅、通過稅和專賣稅等四種稅型，并不斷提升稅收比率。
唐晚期，政府征稅的出發點已經從維護國家的穩定變質為填補财政上的空缺，為牟取私利，甚至随意沒收商人财産。建中三年，“刮富商錢，出萬缗者借其餘以供軍”“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辄加搒捶，人不勝苦，有缢死者”。
國家的财政重擔落在商人身上，使流販興起，衆多法外私商出現，《唐會要》多有“今又正稅茶商，多被私販茶人侵奪其利。”的記載。
市坊制因其固有弊端，地方上并沒有嚴格執行，展現了商業發展與市坊制之間深刻的沖突。如中央政府曾規定: “諸非州縣之所，不得置市”。
但在中唐以後的割據地區内完全打破了這種規定，以草市為中心的地方性市場星羅棋布。又因政府與商人的沖突尖銳，地方軍閥勢力遂與商人結合，商人成為藩鎮割據的支援者。
在割據政權的支援下，商人的政治地位也得到極大提高。唐末商人大賈“挾資行天下，所至州鎮為右客，富人因以自高。”
商人入仕也變得比較普遍。他們與軍閥合流，成為一股實力強大的反叛勢力，對抗中央政府，這也成為唐末藩鎮割據局面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結 語
市坊制是中國古代曆史上城市管理、區域規劃上的一項重要制度，在封建城市建設、管理上具有重要地位，客觀上對商業發展、商人群體産生了巨大影響。
一方面刻意的行業劃分推動了行業分工的細化，有利于行業内的交流，商業的繁榮; 另一方面嚴格的管理制度使商業限制于較小範圍内。伴随商業的繁榮，這樣的制約也逐漸消失。
商業反而帶動了市坊發生改變，在長安城内出現了東西市外的南市與北市，在農村則出現了草市，而伴随草市的繁榮，衆多市鎮便悄然出現，進一步擴大了城市的規模，推動了古代城市化程序。
唐中晚期，統治者加深了對商業的侵奪，使其呈現出一派衰敗的氣象，與此相伴的是流販的興起，城市中更加靈活的貿易形式的産生。
商人則利用流動的特性躲避國家的賦稅，受利益趨使而流向施行保護工商業發展政策的分裂地方，遂成為軍閥割據的經濟基礎，促進唐末軍閥割據局面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