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袁國祥
貢保，原稱大貢保。他姓什麼人們都忘了，因為他從1951年解放西藏阿裡起到1995年去拉薩養病，整整在阿裡邊防線上戰鬥、工作了45年。在那号稱世界第三極的荒遠艱苦高原上，從軍隊到地方，從大人到小孩沒有不知道他的。大家都說：“貢保是我們阿裡的老功臣，是祖國邊疆的守護神。”
2001年7月17日，貢保在拉薩病逝，他在去世前一周向他的小兒子拉巴說：“一定要把我的骨灰送回阿裡，我要和高原人民、邊防戰士永遠在一起。”
2001 年 8 月 25日，我應邀參加阿裡解放 50 周年的慶祝活動，一到獅泉河我就到那長着一叢神秘紅柳的烈士陵園去敬獻了哈達。因為，那裡不僅有進藏先遣英雄連烈士們的集體墓，有我在阿裡工作的十年間親手埋葬的十餘位幹部、戰士的墓，還有“焦裕祿式的幹部”、全國人民敬仰的阿裡地委書記孔繁森的衣冠墓，而且還有剛建立好的我的老戰友、阿裡軍分區副司令員貢保的墳墓。當我在貢保的墓碑頂上用雙手系上潔白的哈達時，往昔我們在一起工作的情景一下湧上我的心頭。
我們算是老戰友，因為 1954 年我跟着駱駝隊到阿裡采訪時，就知道阿裡騎兵支隊在日土的二連有個藏族翻譯叫大貢保，那是他和個子小的小貢保相差別的稱号。六七十年代，我又幾次到過阿裡，就已認識了這位曾經參加過解放阿裡，而又一直戰鬥在邊防線上的老同志。1978 年冬，當我乘車闖過數百公裡的冰山雪嶺，來到阿裡任軍分區政治部主任時，我們自然成了好朋友。那時他已是噶爾縣人民武裝部的部長，我們到普蘭或紮達方向出差都要經過他那裡，不是到他家喝一頓酥油茶，就是要在他們武裝部吃一頓飯，每次都得到他的熱情接待。記得他住的土坯房中陳設很簡陋，5 個兒女，大的已工作，小的在上學，長得都清秀健康，活潑可愛。
大概是1979年夏，貢保部長突發心髒病，我立即帶了衛生科長和醫生、護士趕到噶爾昆沙，對他進行了緊急搶救，不知是氧氣和藥物起了作用，還是他自己吹的“命大
”，總之經過三天兩夜的搶救，他又活了過來，而且以後十多年間再沒發生過那樣嚴重的病情。我們當時曾對他說，你在阿裡時間長了，身體不好，可考慮調離這高原寒區。但他斷然拒絕說：“不！我活着就在阿裡工作，死了也要埋在阿裡。”軍分區黨委考慮到他身體消瘦，确需保養。于是派人陪他到臨潼療養院療養了一次，并特準他到北京參觀旅遊了一圈。半年後，他回來高興地說：“感謝組織關懷！我這是第一次下山，第一次坐火車，第一次去療養，第一次到北京。真是開闊了眼界，增長了見識，受到了很大教育不說，就是體重也一下增加了7公斤，身上的不少毛病沒有了，我應該好好工作了。”是的，貢保臨走前，我曾和他找過烏魯木齊軍區後勤部政委、原阿裡軍分區政委劉少稚說到療養的事，劉政委當即用一支綠色的硬筆給臨潼療養院上司寫了一封信。而新疆軍區臨潼療養院的建立，又是1974年葉劍英副主席為關心阿裡邊防幹部的健康而特批的。是以，當長期工作在阿裡的貢保到達時，受到了該院醫護人員的熱烈歡迎，不僅在醫療飲食和遊覽上給予特殊關照，就是在療養時間上也未受限制。是以，貢保在那裡療養了3個多月，身體恢複得很好，一改又黑又瘦的高原人形象，變得和内地人一樣又白又胖。無怪他回來後，精神煥發，信心百倍，說要在阿裡高原上戰鬥一輩子。
1981年，貢保升任阿裡軍分區副司令員，我也當了軍分區政委。我們朝夕相處，在閑談中進一步了解了他的身世。原來他是甘南草原上的貧苦藏族牧民，小時跟一個叔父到拉薩朝聖，以後就在哲蚌寺當了個小喇嘛。他除了學念經外，主要任務是給夥房背水。因為我曾去過在那半山腰中的哲蚌寺，也曾看過那寺中約半間房子大的大鐵鍋，據說一次可供兩千朝山拜佛的香客吃飯。我說，那你的勞動不輕！他說每天下山背水，背不夠規定的數目就要挨打。一次他太累了，不小心把背的水罐打破了，管家除了把他暴打一頓外，還捆住他的雙手把他吊到井裡。半夜他蹬着井壁爬了出來，解脫繩索後便逃跑了。拉薩沒有親人，他是一路挨凍要飯又走回甘南老家的。說到這裡，他流下了傷心的眼淚。
1949年，解放軍打到了蘭州，也解放了甘南草原。我說，就是我們這支原來的第二軍，打到了臨洮、臨夏，參加了解放甘南和青海的。他說對，甘南還有個藏族進步紳士叫黃正清，号召老百姓擁護解放軍。我和幾個窮哥們就跑到蘭州參加了解放軍，經過一年的學習，說解放西藏需要翻譯，便把丹巴堅作和我等幾個人派到了新疆軍區獨立騎兵師。那時先遣連已進入藏北地區，我們在 1951年5月跟随安志明副團長帶的後續部隊，翻越昆侖天險，進入阿裡地區的。那時我十八歲，年輕氣盛，也不覺得很苦。我說，聽當時你的老班長馬占山（曾任阿裡地區紀委書記）說，一路上你高興得很，喂馬，做飯、搭帳篷都很積極。隻是人太老實，漢語也說得不太好。他曾對你開玩笑說：“貢保！晚上睡覺把褲腿紮緊，小心老鼠鑽進去。”結果，你就老老實實紮緊褲腿才睡覺，說到這裡他大笑起來。緊接着，我就問他：“你到底多大年紀？”因為他的檔案中有幾個不同的數字。他坦率地說：“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們那裡常能記住的是開花時間，還是下雪時間生的。但準确年代反而記不住。”我說：“這不行，你已是個大幹部了。咱們具體推算出個準确年齡，免得你以後亂說。”他說對，經我倆一再推敲，他 1949 年秋當兵應是 17 歲。那正好和我同歲，他也是 1932 年出生的，我們約好以後填表就以此為準。
說到這裡還有個小故事；1986年夏，西藏自治區主席多吉才讓（後任國務院民政部長、國務委員）到阿裡視察工作，我陪同他到貢保家中去通路。貢保夫人、農奴出身的貢尕卓瑪給我們打了酥油茶。我們的談話也從哪裡人？何時到阿裡談起。出乎意外的是多吉才讓主席聽了我倆的情況後說：“原來我們3人都是甘肅老鄉！我是15歲就從甘南到西藏，原來在日喀則工作，以後才到西藏自治區。”多巧的幸會啊！我們 3 人都舉起青稞酒，為這種他鄉遇故人的革命友誼幹了杯。
我和貢保副司令員多次上邊防或下武裝部，他總是我的好顧問，好幫手，也是好翻譯。讓我驚奇地是走到那裡，都有不少藏族幹部和農牧民認識他。一次我們進入千裡羌塘草原無人區，他也能在山溝中找到牧民的帳篷，使我們能喝上一碗又止渴又解餓的酸奶子。1984年，三年邊防大建設，公路修進了喜馬拉雅深山中的地雅區，我和貢保驅車下了高達5000米的馬陽大坂，來到尚未進行民主改革的地雅村時，當地頭人和貢保副司令員熱情相會，立即吸引了不少群衆來向他問好！他也招呼大家坐在那大杏樹前，開始了宣傳演說，可能是他講了阿裡建設的大好形勢，和公路通車到這裡的重大意義，是以藏族同胞們聽得出神入癡，笑逐顔開。此時，天雖快黑了，但我拍下的照片依然很清晰。事後，我問他：“你怎麼認識這麼多人！”他說：“1954年我就來過這什布奇山口守過卡。這裡的老鄉大多我都認識。”是啊！大貢保早就和千裡邊防線上的藏族同胞建立了深情厚誼。
在阿裡軍民中傳說的“大貢保傳奇故事”不少，他向我證明了的有兩件使人難忘。一是 1951 年 8 月阿裡解放後，他曾被留在普蘭一連當翻譯，當時部隊早已斷糧，餓得無法，隻好殺了戰馬吃。但普蘭宗政府妄圖逼走解放軍，不準群衆賣羊，賣糧食。貢保打聽到宗政府有7房子存糧，但連隊上司去交涉多次，宗本（縣長）就是不賣。貢保生氣了，他提着手槍，闖進山頂上的宗政府，把槍往宗本桌上一拍，厲聲說：“我也是藏族人！我們解放軍為保衛祖國邊疆來到這裡，你為什麼不給賣糧食。今天你要不答應，我就對你不客氣！”吓得宗本連說：“拉索！（是）拉索！”當時，連長聽說貢保去找宗本了，趕快到宗政府來道歉，并批評了貢保魯莽。但宗本也終于下令打開了一個倉庫，給解放軍賣了上萬斤青稞。
還有一件事是剿匪中發生的。1959 年西藏發生叛亂，達賴出逃印度。一些叛亂頭目裹脅大批群衆轉向阿裡，妄圖逃向國外。在此情況下，阿裡平叛上司小組指揮軍隊和地方武工隊，全力以赴剿匪平叛。貢保則常被派給剿匪分隊當翻譯，因為有他作向導，還能從群衆口中了解到匪情，是以多次堵住敵人，打過勝仗。一次，他帶一支地方武工隊，懷揣一條幹羊腿，揚鞭策馬，百裡突襲，竟一下進入叛亂群衆的中心。他不怕匪首威脅，向廣大群衆宣傳我黨我軍政策，終使這數十頂帳篷的數百名群衆投誠歸降，進而粉碎了敵人的陰謀，為平息阿裡叛亂立下了戰功。
1985年，貢保因身體、年齡等原因被免去了副司令員職務，但實際他仍是軍分區的顧問。他是個閑不住的人，總想幫我們上司多做點事，為軍分區幹部戰士謀點利益。在這樣的情況下，分區黨委就把管理軍人服務社和生産經營的事交給了他。沒想到他真是在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不僅從葉城甚至烏魯木齊大量進貨，除供軍隊内部日常需要外，還對外出售部份緊缺物資，為地方幹部群衆解決了一些困難。特别是他親自出馬，長住普蘭，在那裡建立起一個分社，為促進這個偏遠縣城的繁榮起了一定的作用。當我離開阿裡時，他仍幹得很歡，說一年可給軍分區賺回十萬元。
1987 年，我離開阿裡後，貢保 仍 在 為 軍 分區繼續工作着。離 休 命 令 早 已下了，但他就是不 肯 休 息 。 到了 1995 年他身體确實不行了，不 宜 于 在 高 寒缺 氧 環 境 中 生活，這樣他才選擇 到 拉 薩 去 休息 養 病 。 那 裡已有不少阿裡老同志，這樣也有人能互相關照，談心。
總之，他在拉薩過了幾年安靜的生活後，仍因心髒病加重，在 70 歲時不幸逝世（但訃告上仍按檔案寫為 72歲）。消息傳到阿裡，軍内外不少幹部群衆向他表示哀悼。貢保同志走了，但他的根仍留在阿裡，大女兒次仁卓尕長期在建設銀行工作；二女兒春花是位有名的眼科醫生，曾去尼泊爾為不少貧苦人民摘除了白内瘴，現任地區人民醫院副院長；大兒子羅布則已當了紮達縣的副縣長，正在為阿裡的脫貧緻富做着貢獻。隻有小兒子和小女兒，為照顧父母去了拉薩，現在一個在管理監獄，一個在當教師。他們一家都繼承了貢保的革命精神，為西藏人民，為阿裡建設貢獻着自己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