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袁国祥
贡保，原称大贡保。他姓什么人们都忘了，因为他从1951年解放西藏阿里起到1995年去拉萨养病，整整在阿里边防线上战斗、工作了45年。在那号称世界第三极的荒远艰苦高原上，从军队到地方，从大人到小孩没有不知道他的。大家都说：“贡保是我们阿里的老功臣，是祖国边疆的守护神。”
2001年7月17日，贡保在拉萨病逝，他在去世前一周向他的小儿子拉巴说：“一定要把我的骨灰送回阿里，我要和高原人民、边防战士永远在一起。”
2001 年 8 月 25日，我应邀参加阿里解放 50 周年的庆祝活动，一到狮泉河我就到那长着一丛神秘红柳的烈士陵园去敬献了哈达。因为，那里不仅有进藏先遣英雄连烈士们的集体墓，有我在阿里工作的十年间亲手埋葬的十余位干部、战士的墓，还有“焦裕禄式的干部”、全国人民敬仰的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的衣冠墓，而且还有刚建立好的我的老战友、阿里军分区副司令员贡保的坟墓。当我在贡保的墓碑顶上用双手系上洁白的哈达时，往昔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情景一下涌上我的心头。
我们算是老战友，因为 1954 年我跟着骆驼队到阿里采访时，就知道阿里骑兵支队在日土的二连有个藏族翻译叫大贡保，那是他和个子小的小贡保相区别的称号。六七十年代，我又几次到过阿里，就已认识了这位曾经参加过解放阿里，而又一直战斗在边防线上的老同志。1978 年冬，当我乘车闯过数百公里的冰山雪岭，来到阿里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时，我们自然成了好朋友。那时他已是噶尔县人民武装部的部长，我们到普兰或扎达方向出差都要经过他那里，不是到他家喝一顿酥油茶，就是要在他们武装部吃一顿饭，每次都得到他的热情接待。记得他住的土坯房中陈设很简陋，5 个儿女，大的已工作，小的在上学，长得都清秀健康，活泼可爱。
大概是1979年夏，贡保部长突发心脏病，我立即带了卫生科长和医生、护士赶到噶尔昆沙，对他进行了紧急抢救，不知是氧气和药物起了作用，还是他自己吹的“命大
”，总之经过三天两夜的抢救，他又活了过来，而且以后十多年间再没发生过那样严重的病情。我们当时曾对他说，你在阿里时间长了，身体不好，可考虑调离这高原寒区。但他断然拒绝说：“不！我活着就在阿里工作，死了也要埋在阿里。”军分区党委考虑到他身体消瘦，确需保养。于是派人陪他到临潼疗养院疗养了一次，并特准他到北京参观旅游了一圈。半年后，他回来高兴地说：“感谢组织关怀！我这是第一次下山，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去疗养，第一次到北京。真是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受到了很大教育不说，就是体重也一下增加了7公斤，身上的不少毛病没有了，我应该好好工作了。”是的，贡保临走前，我曾和他找过乌鲁木齐军区后勤部政委、原阿里军分区政委刘少稚说到疗养的事，刘政委当即用一支绿色的硬笔给临潼疗养院领导写了一封信。而新疆军区临潼疗养院的建立，又是1974年叶剑英副主席为关心阿里边防干部的健康而特批的。因此，当长期工作在阿里的贡保到达时，受到了该院医护人员的热烈欢迎，不仅在医疗饮食和游览上给予特殊关照，就是在疗养时间上也未受限制。因此，贡保在那里疗养了3个多月，身体恢复得很好，一改又黑又瘦的高原人形象，变得和内地人一样又白又胖。无怪他回来后，精神焕发，信心百倍，说要在阿里高原上战斗一辈子。
1981年，贡保升任阿里军分区副司令员，我也当了军分区政委。我们朝夕相处，在闲谈中进一步了解了他的身世。原来他是甘南草原上的贫苦藏族牧民，小时跟一个叔父到拉萨朝圣，以后就在哲蚌寺当了个小喇嘛。他除了学念经外，主要任务是给伙房背水。因为我曾去过在那半山腰中的哲蚌寺，也曾看过那寺中约半间房子大的大铁锅，据说一次可供两千朝山拜佛的香客吃饭。我说，那你的劳动不轻！他说每天下山背水，背不够规定的数目就要挨打。一次他太累了，不小心把背的水罐打破了，管家除了把他暴打一顿外，还捆住他的双手把他吊到井里。半夜他蹬着井壁爬了出来，解脱绳索后便逃跑了。拉萨没有亲人，他是一路挨冻要饭又走回甘南老家的。说到这里，他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1949年，解放军打到了兰州，也解放了甘南草原。我说，就是我们这支原来的第二军，打到了临洮、临夏，参加了解放甘南和青海的。他说对，甘南还有个藏族进步绅士叫黄正清，号召老百姓拥护解放军。我和几个穷哥们就跑到兰州参加了解放军，经过一年的学习，说解放西藏需要翻译，便把丹巴坚作和我等几个人派到了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那时先遣连已进入藏北地区，我们在 1951年5月跟随安志明副团长带的后续部队，翻越昆仑天险，进入阿里地区的。那时我十八岁，年轻气盛，也不觉得很苦。我说，听当时你的老班长马占山（曾任阿里地区纪委书记）说，一路上你高兴得很，喂马，做饭、搭帐篷都很积极。只是人太老实，汉语也说得不太好。他曾对你开玩笑说：“贡保！晚上睡觉把裤腿扎紧，小心老鼠钻进去。”结果，你就老老实实扎紧裤腿才睡觉，说到这里他大笑起来。紧接着，我就问他：“你到底多大年纪？”因为他的档案中有几个不同的数字。他坦率地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们那里常能记住的是开花时间，还是下雪时间生的。但准确年代反而记不住。”我说：“这不行，你已是个大干部了。咱们具体推算出个准确年龄，免得你以后乱说。”他说对，经我俩一再推敲，他 1949 年秋当兵应是 17 岁。那正好和我同岁，他也是 1932 年出生的，我们约好以后填表就以此为准。
说到这里还有个小故事；1986年夏，西藏自治区主席多吉才让（后任国务院民政部长、国务委员）到阿里视察工作，我陪同他到贡保家中去访问。贡保夫人、农奴出身的贡尕卓玛给我们打了酥油茶。我们的谈话也从哪里人？何时到阿里谈起。出乎意外的是多吉才让主席听了我俩的情况后说：“原来我们3人都是甘肃老乡！我是15岁就从甘南到西藏，原来在日喀则工作，以后才到西藏自治区。”多巧的幸会啊！我们 3 人都举起青稞酒，为这种他乡遇故人的革命友谊干了杯。
我和贡保副司令员多次上边防或下武装部，他总是我的好顾问，好帮手，也是好翻译。让我惊奇地是走到那里，都有不少藏族干部和农牧民认识他。一次我们进入千里羌塘草原无人区，他也能在山沟中找到牧民的帐篷，使我们能喝上一碗又止渴又解饿的酸奶子。1984年，三年边防大建设，公路修进了喜马拉雅深山中的地雅区，我和贡保驱车下了高达5000米的马阳大坂，来到尚未进行民主改革的地雅村时，当地头人和贡保副司令员热情相会，立即吸引了不少群众来向他问好！他也招呼大家坐在那大杏树前，开始了宣传演说，可能是他讲了阿里建设的大好形势，和公路通车到这里的重大意义，所以藏族同胞们听得出神入痴，笑逐颜开。此时，天虽快黑了，但我拍下的照片依然很清晰。事后，我问他：“你怎么认识这么多人！”他说：“1954年我就来过这什布奇山口守过卡。这里的老乡大多我都认识。”是啊！大贡保早就和千里边防线上的藏族同胞建立了深情厚谊。
在阿里军民中传说的“大贡保传奇故事”不少，他向我证实了的有两件使人难忘。一是 1951 年 8 月阿里解放后，他曾被留在普兰一连当翻译，当时部队早已断粮，饿得无法，只好杀了战马吃。但普兰宗政府妄图逼走解放军，不准群众卖羊，卖粮食。贡保打听到宗政府有7房子存粮，但连队领导去交涉多次，宗本（县长）就是不卖。贡保生气了，他提着手枪，闯进山顶上的宗政府，把枪往宗本桌上一拍，厉声说：“我也是藏族人！我们解放军为保卫祖国边疆来到这里，你为什么不给卖粮食。今天你要不答应，我就对你不客气！”吓得宗本连说：“拉索！（是）拉索！”当时，连长听说贡保去找宗本了，赶快到宗政府来道歉，并批评了贡保鲁莽。但宗本也终于下令打开了一个仓库，给解放军卖了上万斤青稞。
还有一件事是剿匪中发生的。1959 年西藏发生叛乱，达赖出逃印度。一些叛乱头目裹胁大批群众转向阿里，妄图逃向国外。在此情况下，阿里平叛领导小组指挥军队和地方武工队，全力以赴剿匪平叛。贡保则常被派给剿匪分队当翻译，因为有他作向导，还能从群众口中了解到匪情，所以多次堵住敌人，打过胜仗。一次，他带一支地方武工队，怀揣一条干羊腿，扬鞭策马，百里突袭，竟一下进入叛乱群众的中心。他不怕匪首威胁，向广大群众宣传我党我军政策，终使这数十顶帐篷的数百名群众投诚归降，从而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为平息阿里叛乱立下了战功。
1985年，贡保因身体、年龄等原因被免去了副司令员职务，但实际他仍是军分区的顾问。他是个闲不住的人，总想帮我们领导多做点事，为军分区干部战士谋点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分区党委就把管理军人服务社和生产经营的事交给了他。没想到他真是在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不仅从叶城甚至乌鲁木齐大量进货，除供军队内部日常需要外，还对外出售部份紧缺物资，为地方干部群众解决了一些困难。特别是他亲自出马，长住普兰，在那里建立起一个分社，为促进这个偏远县城的繁荣起了一定的作用。当我离开阿里时，他仍干得很欢，说一年可给军分区赚回十万元。
1987 年，我离开阿里后，贡保 仍 在 为 军 分区继续工作着。离 休 命 令 早 已下了，但他就是不 肯 休 息 。 到了 1995 年他身体确实不行了，不 宜 于 在 高 寒缺 氧 环 境 中 生活，这样他才选择 到 拉 萨 去 休息 养 病 。 那 里已有不少阿里老同志，这样也有人能互相关照，谈心。
总之，他在拉萨过了几年安静的生活后，仍因心脏病加重，在 70 岁时不幸逝世（但讣告上仍按档案写为 72岁）。消息传到阿里，军内外不少干部群众向他表示哀悼。贡保同志走了，但他的根仍留在阿里，大女儿次仁卓尕长期在建设银行工作；二女儿春花是位有名的眼科医生，曾去尼泊尔为不少贫苦人民摘除了白内瘴，现任地区人民医院副院长；大儿子罗布则已当了扎达县的副县长，正在为阿里的脱贫致富做着贡献。只有小儿子和小女儿，为照顾父母去了拉萨，现在一个在管理监狱，一个在当教师。他们一家都继承了贡保的革命精神，为西藏人民，为阿里建设贡献着自己的青春。